國軍當前的防空與制海能力,足以掌握與那國島與台灣東部間和鵝鑾鼻以南的巴士海峽,群島防禦的目標已經初步達成;但解決高層飛彈防禦不足的問題,是台灣領導人必須思考與面對的難題。(圖片摘自總統府網站)
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前,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前副主席詹姆斯溫尼菲爾德(James A. Winnefeld)和中央情報局前代理局長麥克莫雷爾(Michael Morell),在美國海軍學會(USNI)出版的《前進》(Proceedings)月刊,以「從未發生的戰爭?」(The War that Never Was?)為題,討論解放軍2021年初可能對台灣的軍事行動。
無獨有偶的,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海權中心主任、美國前海軍副部長克羅普希(Seth Cropsey)亦在去年9月於「國會山莊報」(The Hill)撰文研判,美國總統大選將使美國陷入黨派對立, 11月3日(美國大選日)這一周,可能是北京攻台的最佳時機。
雖然以上的軍事危機都沒有發生,但英國發行百餘年的重量級周刊《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5月以「地表最危險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為題,描述台灣面臨的戰爭風險;國際關係界的權威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也在9/10月號,以「緊急的海峽?北京對台威脅的辯論」(Strait of Emergency? Debating Beijing’s Threat to Taiwan)紛呈不同視角下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無論對解放軍武力犯台的時間推定為何,台灣海峽已然成為世人眼中的東亞火藥桶。
解放軍從2015開始的「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其實就是解放軍從裝備、組織、戰術進行「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of Military Affairs, RMA);此一改革,並非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是以美軍為對象,重新打造解放軍。
2025年,也就是軍改屆滿十年,解放軍將成為與美軍基因相同的複刻版本,就像是電影《雙子殺手》(Gemini Man)一般;屆時解放軍如同雙子殺手中的年輕複製人,其戰力能否超越其山寨的對象—美軍,成為能和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強權,在於其完成「引進、消化、吸收」(introduce, digest, absorb)等階段後的「再創新」(re-innovate)能力。
盱衡解放軍近年來的發展,以美國海軍情報局(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ONI)的估算,中國海軍的艦艇數量2015年的255艘,去年底更達到360艘,超越美國的297艘,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海軍艦隊。
另比對《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2019及2020年火箭軍的發展,飛彈及發射載台的總數也大幅增加;這個趨勢由6月底以來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及美國空軍大學(Air University)揭露,北京在甘肅酒泉、新疆哈密與內蒙古杭錦旗(Hanggin Banner)的地下飛彈發射井得到驗證。
解放軍武力攻台的模式,眾說紛紜;一說是進行海空封鎖,亦有從東沙到澎湖以至於台灣本島的跳島(Island hopping)戰術,大多數的討論點聚焦在如諾曼第登陸般的兩棲作戰。然而以上的戰術戰法都是從過去的戰史中找答案,忽略了中國軍力崛起的樣態,與時空滯延所可能造成的美日介入與國際制裁。
觀察中國的裁軍與軍改,不可忽略的就是火箭軍所扮演的角色;其不僅成為對台灣第一擊的重要角色,也是對美日進行「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A2/AD)的威懾工具;另一個是直屬中央軍委的戰略支援部隊(Strategic Support Force),此單位整合了中國航天、「情報、監視和偵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reconnaissance, ISR)、網路作戰以及情報研析等單位;戰略支援部隊與火箭軍已常態於南海及台灣防空識別區東南方外的解放軍海空兵力進行遠海聯合訓練,表示解放軍已完成第一島鏈外「擊殺鏈」(kill chain)的驗證,開始從事部隊訓練。
2019年10月中國慶祝70周年國慶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閱兵中可以得知,解放軍大量的研發各型無人機且已列裝部隊;此舉除了戰術上的考量外,另一個目的在於解決「一胎化」世代下的官兵人力不足與大規模作戰傷亡所可能衍生的社會問題。
至於實戰能力經常被質疑的遼寧號及山東號航空母艦,其在蘇聯時代所設定的作戰需求就是確保戰略核潛艦安全的通過大陸棚進入深海,以及配合陸基戰機防禦美軍航空母艦戰鬥群;以中國的地理環境而言,其作戰範圍就是在南海及第二島鏈內。故遼寧艦及山東艦的主要任務在於組建解放軍航空母艦戰鬥群作戰模式的準則教範並實施訓練,並在武力攻台的第一時間進入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部署臺灣東北及東南海域的「扼制點」(choke point)實施「反介入/區域拒止」,阻礙美軍及日本自衛隊的援台。
台灣要能有效的反制解放軍的第一擊,使機場、軍港、雷達站與作戰中心能夠發揮其原有功能,就必須增加「源頭打擊」能力並建構海基及陸基「高層飛彈防禦」(Upper Tier Missile Defense)系統;在削減解放軍兵力投射、防禦空中攻擊下,才能確保都會區、軍事基地、基礎設施、工業園區與能源儲備等地安全。
去年以來,美國陸續對台出售MQ-9B海上衛士(Sea Guardian)無人機、海馬士多管火箭系統與「魚叉飛彈岸置防禦系統」(Harpoon Coastal Defense Systems, HCDS),其目的在於建立更完整而可靠的搜尋(find)、定位(fix)、追蹤(track)、瞄準(target)、接戰(engage)、評估(assess)之擊殺鏈流程(F2T2EA)。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S. Naval War College)吉原恆淑(Toshi Yoshihara)、霍姆斯(James R. Holmes)兩位教授, 2010年9月於詹姆斯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中國簡報《China Brief》發表「中國島嶼戰略中的琉球鏈」(Ryukyu Chain in China’s Island Strategy)。自此,「群島防禦」(Archipelagic Defense)的概念浮上檯面。
克里彬維奇二世(Andrew F. Krepinevich, Jr.)博士在2015年3月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如何威懾中國:群島防禦的案例」(How to Deter China:The Case for Archipelagic Defense),隨後在2017出版《群島防禦:日美同盟與維護西太平洋的和平與穩定》(Archipelagic Defense: The Japan-U.S. Alliance and Preserv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一書中,定義「群島防禦」(archipelagic defense)為,第一島鏈國家部署水雷、防空及反艦飛彈,可以封鎖島鏈各國間的狹窄海域,將解放軍的活動限制於中國近海之內。
這也就是日本為什麼在2014年至2018年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Medium Term Defense Program, MTDP)中,以肩負偏遠島嶼突發事件的「西部方面普通科連隊」(Western Army Infantry Regiment, WAiR)為基礎,擴編為專精兩棲作戰、負責奪島任務的「水陸機動團」(Amphibious Rapid Deployment Brigade, ARDB);與那國島興建的雷達站於2016年完工並部署了沿岸監視部隊。
陸上自衛隊於2019年正式啟用了奄美大島和宮古島的新基地,石垣島基地將於2022年3月前成軍;此三處皆部署射程達50公里的03式防空飛彈(Chu-SAM)及射程為200公里的12式反艦飛彈(Type 12 Surface-to-Ship Missile),另考慮在宮古島及石垣島部署搶修機場跑滑道的工程單位。
國軍當前的防空與制海能力,足以掌握與那國島與台灣東部間和鵝鑾鼻以南的巴士海峽,群島防禦的目標已經初步達成;但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面對其歷史定位與卸任後是否能全身而退,台灣問題絕對是重中之重。台灣如何在軍售的金額不斷攀升下,強化國軍源頭打擊能力、解決高層飛彈防禦不足的問題,是台灣領導人必須思考與面對的難題。
※ 作者為新江軍艦前艦長、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學生;義大利文原版請見《義大利地緣政治》。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東亞地緣上的火藥桶—台灣海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