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書線民案引發若干綠營人士對黨國「抓耙仔」的狠批，但捫心自問，綠營執政時，沒有透過情治系統對藍營人士進行政治監控嗎？即便現在及未來，任何執政者甩得開政治監控，從此不再佈建「抓耙仔」嗎？

「抓耙仔」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抓耙仔」之所以被人痛恨，因為他們通常是自己最親近或最信任的人，否則根本拿不到資料，聽不到消息，根本沒有情報價值。黨國時代抓耙仔之所以讓人痛恨，不只是畫出家中佈局，任國家機器危及家人安危而已，而是在那個時代，利用抓耙仔監控眾人，通報消息，以利上級少數統治下級多數，已成為一種習慣與風氣，從政治圈、機關團體、軍隊警察，甚至往下延伸到高中國中，人二、教官、輔導長、訓導主任，都在用同一套手法監控人民，徹底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信任」卻是人際與社會連結最重要的黏合劑。

高中生對抓耙仔的反應，可能最原始的。某次下課一群同學擠在陽台上罵教官髒話，教官便找了某同學報名字，幾個同學因此被罰站一下午，差點記大過。這事過了沒多久，假日到台大打球，轉頭瞄見那隻抓耙仔居然在悠閒騎車，一群人立馬把他拖下來痛打一頓，好幾天沒來上課。人的天性中，抓耙仔就是背叛同學朋友的叛徒，就是團體中的害虫，就是粥鍋裡的老鼠屎，那種厭惡感油然而生，幾十年後同學會見到，依然不想跟他講話。

但同樣根植於人性中的，是統治者或上位者天生的恐懼。因為那個權威位子所帶來的利益、名位、與尊榮，就像塊放在窗台上的肥肉，誰都想來咬一口。雅典七賢之一的索倫，就是創造雅典民主的那位智者，訪問當時最富有的國家呂底亞時，便告訴得意自滿的呂底亞國王克瑞索斯，「窮人有窮人的快樂，富人有富人的苦惱，因為富人永遠不知道身邊的人，那個對他是真心的？」

統治者們都有這種天生的恐懼，因此幾千年來，帝王將相都會養著一批官方的抓耙仔，以隨時掌握敵人或政敵動態，這是現代情治系統與蓋世太保的由來。到了商鞅變法，徙木立信後，舉報不法者給賞金，知情不報者連坐處罰，是抓耙仔系統化與法制化的經典之作，此後秦朝加以延續。漢武帝時既不安又缺錢，於是創造了「告緡」制度，A舉報了B，便可分得B的財產，於是連惡意舉報都有了國家保障的利潤分成，此後千年帝制沿用至今。歷代各朝的監察、御史，好官反映民間疾苦，爛官風聞構陷，成為黨爭惡鬥的淵藪。但皇上卻樂見群臣相鬥，因為鬥爭使大家都得向他表態效忠，這樣他最安全。

西方的告密史也如出一轍。羅馬早期政治鬥爭極為慘烈，元老院與執政官、護民官選舉這些半民主制度並沒能「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馬略、蘇拉、格拉古兄弟之間的鬥爭極為血腥，臺伯河動不動就染成紅色的。於是蘇拉創造了類似「告緡」的告密制度，算是羅馬秘密警察制度的創造者。這制度讓貴族們極度恐懼，家人、女傭、同事、秘書皆可能是告密者，家中一句怨言都可能被抓走殺掉，想開個會都得半夜到郊外墓園裡防止竊聽。但蘇拉的恐怖統治相當血腥而有效，至少他還能得善終。

凱撒的「轉型正義」

凱撒渡過盧比孔河回到羅馬後，進行了一次「轉型正義」。他把貴族們集合起來，讓他們閱讀自己的「AB檔案」，看看是誰賣了自己？然後一把火把所有情報資料都燒了，並表示不會再用蘇拉密告恐怖統治，以示寬大。然而，這樣做也有副作用，淚眼捶胸的是那些多年來負責控制抓耙仔的情報官員，從此不再做政治偵防，以致凱撒被殺時，睜著眼睛喊:「布魯特斯，怎麼連你也…。」其實人家已經倒戈很久了。

於是到了奧古斯都（屋大維），對凱撒的遺風做了改進。他告訴貴族們，那些AB檔案全都燒掉了，但沒有人看過他燒，而且三不五時隱約覺得自己身邊還是有眼線監控，要不奧古斯都怎麼會好像知道我有養情婦？這種隱約的恐懼讓貴族們不敢蠢動，奧古斯都自是得以善終。

到了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又把奧古斯都的戲碼重演一遍，他這回是當眾焚燬前朝告密文件，結果當然也是失去控制，轉向殘暴，最後為禁衛軍所殺。

換句話說，到了耶穌降臨之時，不論東西方，統治者依賴抓耙仔維護政權穩定(維穩)的告密制度，已經不約而同的統一了。此後，各民族、各王國僅有依技術進行的改進，或依民情特性有所調整，運作機制上並無太大差異，就連游牧民族蒙古人、阿剌伯人、鄂圖曼土耳其人，原本單純沒心機，一旦建成帝國，也都模仿起秘密警察制度。一直到蘇維埃和希特勒，將KGB與蓋世太保發展成現代維穩技術，其原理都沒有脫離商鞅時代的規則。

統治需要造就抓耙仔的市場價值

即使在號稱民主自由殿堂的美國，麥卡錫主義過後，對本國人民的政治偵防雖曾弱化了幾十年，但911後為了反恐需要卻又再度復活。據說台灣調查局曾進過一台機器，可以監控十萬組電話，同步監聽2500組通話，不論簡訊、語音、傳真都能即時轉錄，從中華電信直接拉條T1幹線到調查局，這部機器就是FBI在911後研發出來的。

從扁政府到馬政府，對反對黨，甚至對自家人的政治監控也從未停止。扁政府時代我曾做過幾次測試，在電話裡大談兵變，過兩天新聞就說空軍不飛了，要不就神龍小組不跳傘了，閱兵部隊帶槍不帶彈了，連「柔性政變」都出來了。其實我的通話對象只是個擺地攤的朋友，反正有人愛偷聽就編一堆故事給你聽到爽。到了馬政府，據說國安會金大秘書長只愛看國內政治情資，於是國安局管國內情報的三處紅了，一處和四處的國際情報和大陸情報就涼了。

所以，問題不純粹是誰去當「抓耙仔」？而是幾千年來的統治需要，造就了抓耙仔的市場價值，你不去也有別人會去。不管是聽電話、照照片、還是拿雷射打窗戶，都不如政治人物身邊線民的人員情報來得快速而確實，使得抓耙仔永遠有其販賣情報的市場。站在國家安全角度，政治偵防既不可能也不能缺席。真正問題是情資上報後，政治系統會怎麼運用？像威權時代那樣暗殺抓人太過殘忍，馬王鬥爭時拿份監聽紀錄就去鬥立法院長又太過生嫩粗魯。有分寸的掌握情資與政治動態是必要的，但應真的危及國安才該出手處理。這種分寸的拿捏並不容易，而且其責任落在政治人物本身，考驗著政治領袖的政治智慧。

總結來說，厭惡抓耙仔是人之天性，但運用抓耙仔又是統治上必要之惡。是否原諒抓耙仔是被害者的事，當年抓耙仔是否懺悔也是他個人的品格問題，但以此作為政治鬥爭口實則大可不必。站在國家安全角度，我們實在該平心靜氣檢討一下，政治偵防的作法能否改進得更為合理？情資運用是否該有其限制？政治人物們更該時時問問自己，為了選舉或鬥爭輸贏濫用情資，這心態與當年那些靠恐嚇維穩的威權東廠，或羅織入罪以利自己晉升的雜碎狗官，有什麼不一樣？在我們大罵抓耙仔的同時，我們自己對於情報作業的蒐集與運用，有沒有更深入的理解？我們既然那麼討厭抓耙仔或政治監控，那有沒有想出辦法來對付這些必要之惡？也許這才是「轉型正義」和「情報解密」後，我們的必修功課。

※作者為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