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全人類前所未有的浩劫，二戰遺緒更形塑了如今的國際局勢。人類因二戰的傷害，終於反思現代科技力量和國族主義，並以巨大的二戰紀念碑將歷史意義具象化。

但是，二戰紀念碑所傳達的意義，或許存在爭議；紀念碑所象徵的歷史，是真相？還是價值觀的投射？抑或，是當權者為鞏固統治而任意詮釋的神話？台灣人對二戰記憶的分裂、分歧甚至混亂，限制了台灣人的歷史視野，甚至導致漠視自己二戰傷痕的台灣人，無法同理其他民族的苦難，而頻踩納粹紅線。

二戰紀念碑的意義

歷史教師深根聯盟發言人、板橋高中歷史科教師黃惠貞透過導讀八旗文化出版的《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我們是定義歷史的人，還是歷史的囚徒？》一書，從台灣的視角出發，探討台灣在二戰中的位置，以及台灣人應該如何理解二戰歷史，乃至於建立台灣觀點的世界史。

黃惠貞表示，二戰為世界帶來兩個最重要的轉變，其一是終結殖民主義、催生大量民族國家，戰後前殖民地紛紛獨立，國家數從60多個急增至190多個；其二是因為傷亡過於巨大，而催生了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生而為人所不可被剝奪的「人權」成為普世價值。

因此，許多國家豎立了各色各樣的陣亡者、遇難者紀念碑，例如英國大至首都倫敦、小至居民只有2、300人的村莊，都有當地的二戰紀念碑，上面幾乎無一例外地刻著密密麻麻的亡者名字，很多都不是政府所立，而是出自民眾自發的真心。

二戰紀念碑除了紀念亡者的意涵外，也承載對國家的意義、象徵著國家所要追求的價值。以美國的阿靈頓海軍紀念碑為例，紀念的是美國建國以來，為國家陣亡的美軍士兵，透過將一張士兵簇擁美國國旗照片化作實體，呈現出美國人相信的美國價值、獨立精神，哪怕或許只是天真的理想主義。

二戰遺緒

然而，二戰遺緒至今仍影響全球國際關係，甚至「二戰在很多地方都還沒結束」。黃惠貞舉例中國和日本，二戰期間雙方交戰戰場在中國領土上展開，由於戰後中國內戰，至今代表中國的中共政府都沒有簽署任何象徵二戰結束後的終戰和約，和日本簽署《中日和約》的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這導致了中國和日本之間不曾和解、對立不曾結束，在二戰結束70多年後的今天仍然爭執不斷，更遑論共享普世價值。

儘管如此，中國和日本也都立下了二戰紀念碑，例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和東京靖國神社。黃惠貞指出，紀念碑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讓統治者藉事件樹立政府權威、藉歷史證明「自己做的事是對的」，因此紀念碑存在簡化歷史、讓歷史為政治服務的危險。

靖國神社

以靖國神社為例，原先設立時是為紀念日本所有為國捐軀的戰士，類似於「國家祠堂」的概念，但如今祭祀的有97%以上是死於二戰的日本兵，其中還有日本政府在接受東京大審判後，仍在未經民意支持的情況下，偷偷移入甲級戰犯，中國因此憤怒不已。

黃惠貞提到，台灣人似乎對靖國神社較無強烈感受，但事實上有3萬台籍日本兵的靈魂也安置在靖國神社。

和平少女像

另一個例子是韓國的和平少女像。二戰慰安婦的悲慘遭遇舉世同情，但使慰安婦受害的不只是戰爭，還有社會對女性的不公對待、殖民者的欺凌、傳統的貞操觀念、被指責和敵人「苟合」，種種因素，才使得慰安婦長期失語。

《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書中描述，「那些曾在1937年到1945年間多次遭到強姦的婦女，永遠無法從自己的歷史中逃脫。他們最大的心願，就是透過少女和平像這樣的紀念碑，讓日本也永遠不得安寧」，南韓也成為永恆指責日本的受害者。

（延伸閱讀：承載韓國民族苦難　少女的凝望讓日本永遠不得安寧）

不過，該書作者也提到，建立紀念碑的目的若是要傳達特定訊息，往往無法預測公眾解讀；而若為篡改歷史，則歷史終將反撲。因此黃惠貞評論，「如果不是發自於公眾內心、自發建立的紀念碑，常常是無效，只是偷渡意識形態」。

歷史最怕簡單

黃惠貞憂心表示，大部分人想用歷史來證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但歷史本身不應為政治服務、更不應消費受難者，就算有很高的正當性，這麼做仍然很很危險。

二戰有太多故事，但是台灣的歷史教育往往只教導部分史實、缺乏整體樣貌，加上台灣缺乏具體二戰遺跡，因此台灣明明受到二戰戰後秩序影響甚深，但台灣人卻對二戰的記憶分裂、混亂。

黃惠貞舉例，像台灣遭受過最大規模攻擊的台北大空襲，是由美國羅斯福政府主導，但台灣第一學府——台大校門口的路名就在紀念羅斯福；連結台北城中和內湖的是麥帥大橋，麥克阿瑟將軍主導了太平洋戰爭，但若真的理解台灣在太平洋戰爭的立場，「這樣紀念麥克阿瑟合適嗎？」

台灣人為何頻踩納粹紅線

這也解釋了，為何台灣人經常誤踩納粹紅線，甚至曾招致以色列和德國駐台機構關切。在歷史教育的功利性和狹隘之下、加上歐洲戰場的空間距離，台灣學生對納粹歷史不求甚解、課本裡只有漂亮的軍服照片和「納粹」兩個字，大部分台灣學生根本不知道納粹做過什麼。

事實上，很多人熟背的「簡單、樸素、迅速、確實」新青年守則，正是出自國民黨剿共時期模仿法西斯體制所建構的威權體制，包括軍訓、打靶教學、教官進駐校園、學校週記、制服、舉手禮，這一套都是由此而來，從1930年代延續至今，因此納粹對台灣人來說「不是紅線，是空氣般的存在」。

黃惠貞問，台灣人「連自身的歷史傷痕都漠視，怎麼對他人苦民所苦？」她嘆息，「轉型正義完成前，我們還會踩很多次紅線」。

亞洲和解之路

而黃惠貞親身造訪過，最讓她印象深刻的紀念碑，則是長崎平和公園。1945年，美軍在長崎投下原子彈，如今平和公園位於原子彈爆炸之處，公園裡有傳達和平意念的和平鴿，還有一盆水，希望遊人澆灌和平鴿，給予在烈焰中痛苦死去的亡靈安慰。

黃惠貞在公園裡思考：我作為台灣人，應該給他們水嗎？

要不是原子彈投下，日本在1945年決心要打到最後一兵一卒，二戰死傷仍將延續；日本曾經迫害台灣，但是長崎市民就應該在戰爭中痛苦死亡，來作為復仇嗎？這時候，台灣人應該怎麼做？

黃惠貞說，最後，她給了一勺水，作為和解的可能。她表示，歐洲有各從東西兩邊通往柏林的解放之路，象徵盟軍從諾曼第登陸開始，擊退了納粹德國，為歐洲帶來和平與解放。而亞洲的和解之路要從哪裡到哪裡？

因為亞洲複雜的歷史，這個問題極難解，但她相信不管亞洲和解之路從哪裡到哪裡，台灣都會是重要的一塊，台灣會是世界和平的一份子，就如100年前蔣渭水許下的心願，台灣會是世界的台灣。

齊斯．洛韋（Keith Lowe）

全職作家和歷史學者，曾於曼徹斯特大學攻讀英國文學，也曾擔任十二年的歷史圖書編輯。他被公認為二戰及其後續影響相關歷史的權威，曾任美國公共電視頻道紀錄片《德國大轟炸》（The Bombing of Germany）的主講人及歷史顧問。

洛韋經常在英美的電視廣播上發表洞見，並為《每日電訊報》、《泰唔士報》、《華爾街日報》、西班牙《國家報》與《新蘇黎世報》撰稿。此外，他也曾受邀於歐洲與北美等地以戰後歷史為題講學。著有《火焰地獄》、《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恐懼與自由》，皆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出版。

譯者簡介

丁超

美國麻州大學碩士。美、加地區求學、工作、定居多年。曾任職企管顧問公司，現為自由譯者。譯有《愛的帝國》、《旅館》（以上為八旗文化出版）、《酒的科學》、《辣椒獵人的辛香探險》、《簡明大歷史》、《第二種不可能》等書，著有網路小說《民國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