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刊出藍弋丰專欄《吳淡如就有歷史感地「告別孫中山」吧》一文。筆者認爲觀點完全難以成立。

在正式討論之前，筆者先糾正藍先生開篇時有關「孫中山」來由的錯誤。藍先生說「孫中山」是「孫文的黑龍會好友日本人宮崎滔天撰寫《三十三年之夢》時，因為日本人搞不清楚，把兩個姓給連用才創造出『孫中山』」。如果不是筆者對這個問題有點認識，也有點較真，就幾乎被誤導了。

筆者找來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宮崎先生對孫中山極爲敬重，也當然極爲熟悉。書中有專門一章寫自己和孫中山的交往，除了一開始介紹的時候說他原名「孫文」，之後一直用「孫逸仙（先生）」來稱呼孫中山。筆者仔細翻閲了這個章節，沒有一處用「孫中山」的稱呼。當然，或許筆者老眼昏花，漏了過去也是有可能的。但通篇都是「孫逸仙」的事實，已充分説明，宮崎滔天不可能在寫這本書時「搞不清楚」，才創出「孫中山」這個名字。

孫中山這個名字怎麽來？根據新大學人社院院長、長年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李功勤教授的解釋，真的是和《三十三年之夢》有關，但不是日本人搞錯了，而是另一位革命黨人章士釗在繙譯這本書時，把「孫文」和「中山樵」這兩個名字結合，首創「孫中山」這個名稱。

孫中山名稱的來由，早就被研究得很清楚，甚至在維基百科的孫中山詞條上就有，謹慎一點再查一些文獻也不難。但藍先生在這個問題上，自己都搞錯了，還一本正經地教育人「光是說出『孫中山』三個字，就已經歷史感失格」無疑相當諷刺。

藍先生花了大量的篇幅，「好好檢視孫文的所謂十次革命」，得出的結論就是孫中山「執行能力鴉鴉烏」，「滿口理想不切實際」，才導致十次革命都失敗了。

然而，「執行能力」指的是什麽？按藍先生的論述，似乎是組織和指揮起義的能力。

這裡所說的「十次革命」，其實應該叫做「十次革命起義」。起義是一次次的前赴後繼，但都屬於同一次革命。事實上，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之前，革命黨人進行的起義遠不止十次，但都一一失敗。孫中山直接參與領導的十次起義當然都沒有成功，但其他革命團體和革命家的起義同樣沒有成功。著名革命家徐錫麟秋瑾發動的安慶起義，可能是武昌起義之前，名氣僅次於黃花崗起義的重要起義，然而也失敗了。黃花崗起義是孫中山直接參與的，但組織和指揮都是同盟會二號人物黃興。那麽是不是他們的「執行能力也鴉鴉烏」呢？

其實即使不算孫中山，黃興、秋瑾、徐錫麟等都是當時一等一的革命人才，他們沒有成功，這說明在城市發動革命本來就非常困難。

中共一句話説的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哪裏能輕而易舉地成功？起義最難的是開始時能站穩脚跟，正所謂萬事開頭難，「好的開始等於成功一半」。滿清政府對外國是屢戰屢敗，但對付人民依然是龐然大物，在中心城市更是重點盯防。太平天國能這麽成功，是因它以農民起義模式，從政府統治薄弱的邊遠農村開始發動，站穩脚跟後越打越大。但革命黨人能從農村開始發動革命嗎？當然不可能。因爲革命黨人依靠的主力軍是「覺醒青年」，而不是活不下去的農民。

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之所以能成功，有很多重要因素，這裏只討論其中幾個：

一、水到渠成

在孫中山最早搞革命的時候，中國根本沒有多少「覺醒青年」，孫中山只能依仗幫會勢力。但經過多年革命動員，「覺醒青年」越來越多。武昌起義成功的有一關鍵是依賴的起義主力，從幫會變成了新軍。這得益於清朝開始編制新軍，以及留學「覺醒青年」回國滲透入新軍。然而，新軍成立也在孫中山搞革命之後，在革命初期當然沒有不可能依賴新軍。到了後期，新軍越編越多，「覺醒青年」滲透入新軍也越來越多，新軍才能「爲我所用」。其實，黃花崗起義也已把新軍作爲主力，但在廣州，建設新軍的速度卻遠遠落後於武漢等華中地區。

二、遍地開花

有人認爲，孫中山主張在華南發動起義，但其他一些人主張在華中發動起義，這是成敗關鍵，也正説明孫中山「空談」。這從「唯結果論」當然有一定道理。如上面所說的武漢新軍編制比廣州快，「覺醒青年」滲透得更多，也是主張在華中起義的重要原因。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哪些人主張在哪個地方發動起義，其實和這些人來自哪個地方很有關係，「高瞻遠矚」并非唯一關鍵因素。這絲毫不奇怪，來自某個地方的人對某個地方更熟悉，人脈關係也最廣，自然都會首先考慮從這個地方開始起義。

而從辛亥革命的進程也看到，武昌起義之所以能導致清朝覆滅，正是和各地紛紛響應有很大關係。模式基本是革命黨人（同盟會和外圍組織）首先發動起義，奪取政權（很多情況下團結立憲派「反正」），宣佈「獨立」。從湖北到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上海、貴州、浙江、江蘇、安徽、福建、廣東、山東、寧夏、吉林等地莫不如此（還有少數省起義被鎮壓，少數省「獨立」不由革命黨人主導。）

可見，武昌起義之所以能推翻滿清政權，這種「遍地開花」模式是重要原因。而之所以能形成「遍地開花」，當然不能簡單地歸功於共進會和文學社這兩個發動武昌起義的當地組織，更不能歸於「華中起義論」，而是要歸功整個同盟會及其外圍系統。

可以說，當時中國像一個火藥桶，只要一處起義能站穩站穩脚跟，點燃火藥桶，其他地方的能四處開花。武昌起義能首先成功的功績當然要充分肯定，但它的功用還主要是捅破了這層紙。可以設想，如果起義換成了發生在另一個中心城市，只要能起義能站穩脚跟，那麽也很可能形成這種遍地開花的效果。

三、幸運

其實回看武昌起義，它之所以當然有很多原因（諸如新軍編制得早，革命黨人滲透得多，四川保路運動導致武昌防守空虛等），但也不可否認有相當大的幸運成分。

事實上，與黃花崗起義一樣，它也在準備階段就被識破，於是不得不倉促地提前發動起義。原先的起義組織者，總指揮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參謀長共進會負責人孫武，後者在製造炸彈時被炸傷導致暴露，政府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前者決定提早起義，然而指揮部旋即被破獲，而不得不逃走。按照藍先生批評孫中山的理論，他們的執行能力也是「鴉鴉烏」。真正的臨時指揮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等人，都是聲望不足的中下層，這樣才不得不把黎元洪拉出來。

可以説，如果要説到「執行力強」，那麽似乎吴兆麟、熊秉坤等人才是「執行力強」，然而，在後續的歷史發展中，兩人的「執行力強」也沒有在其他事件中表現出來。

這樣，我們又不得不回頭審視，革命真正需要的執行力是什麽？

藍先生抨擊孫中山「空言不切實際、沒有執行能力，當然只會失敗，而聚集天時地利人和，看似再不可能，也一次就會成功。

真正「空言不切實際」的，其實是像筆者這類不成器的在一旁「指指點點」的「評論家」。對革命家而言，組織和指揮起義固然是一種重要的「執行力」，然而，它不是唯一重要的能力，更不是最重要的能力。

革命是一個系統工程，特別是推翻滿清皇朝建立民主政權，任務更爲艱巨。辛亥革命同時實現了兩個超級艱難的目標，一個是推翻滿洲人統治的民族革命，一個是推翻兩千年帝制的民權革命。在沒有强力外援，絕大部分民衆連最基本的啓蒙意識都沒有的情況下，孫中山屬於那種從無到有的革命先行者。

對孫中山這樣的革命先行者而言，著書立説，普及宣傳，建立組織，四處籌款，爭取支持等等，無一不是實際的「執行力」。而這些正是孫中山的强項。

試想，如果「空言」就收穫大量追隨者，在一次一次失敗後，還能「忽悠」更多人支持，能夠讓海外華人源源不斷地捐款，這豈非最重要的「執行力」？難道南方革命政府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是因爲各省代表都這麽蠢，就被孫中山這個「只會空談」的人給忽悠了嗎？

至於藍先生「而聚集天時地利人和，看似再不可能，也一次就會成功」之言，更是一個經典的錯誤：一個人吃了十一個麵包，吃飽了就說，早知道就吃這第十一個麵包就夠了。

在一些人眼中，辛亥革命就是這第十一個麵包。藍先生怎麽不去想想，「天時地利人和」真是從天而降的撞大運？沒有前後十幾年的不斷革命和宣傳，沒有屢戰屢敗而不斷總結經驗的起義，沒有初成規模的組織，就能憑空出一個辛亥革命？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歷程也是如此的道理。藍先生說抨擊孫中山「民國後還有二次革命與護法兩次革命，畢生所有革命，全數失敗，沒有任何成功」，反而「孫文死後蔣介石的北伐，也是一次就成功」。

然而，沒有孫中山在廣東建立國民黨政權，取得蘇聯的支持，改組國民黨為「先鋒黨」模式，講習三民主義，指示籌辦黃埔軍校培養對理想忠誠的「學生軍」，加上至死不渝的北伐統一中國理想，單凴蔣介石又如何能成功北伐？這些「天時地利人和」，孫中山就沒有貢獻？

台灣有人喜歡貶斥孫中山，這主要出於政治因素，也在於台灣傳統教育過於神話。要孫中山「走下神壇」的思潮不難理解。

然而，一種不好的趨勢就是矯枉過正：在務求讓孫中山「走下神壇」時，卻走向另一個極端，變成了「徹底否定」。藍先生的文章，正是典型。

其實，孫中山本人和台灣并無太大交集。國民黨在台灣的白色恐怖統治，也不是孫中山造成的。一些台灣人，無非把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仇恨，轉嫁到孫中山身上。這是否理性的做法，大家不妨思考一下。筆者個人感覺就是，被政治狂熱衝昏了頭腦。

同時，有些人一邊說「台灣人要加强東亞史觀，世界史觀」，一邊卻主張「不要學岳飛，孫中山」，「真的學生們都不知孫中山，那只能說是天大的德政」。這也是自相矛盾的。

筆者論述過岳飛在東亞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孫中山就更不用説了。他是亞洲第一批有意識地宣傳和推動民族和民權革命的先驅，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推翻帝制建立起來的共和國。孫中山當時名滿東亞，是很多亞洲國家革命家的學習對象。如果台灣人要加强東亞史和世界史，又如何能繞過孫中山？

台灣歷史教育的問題，不是要不教岳飛和孫中山，而是現在教得不對。如何才能真正地做好歷史教育，還須群策群力。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