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惟的罷免案總算塵埃落定了。但成敗之外，還有更多可以關注的層面。因為它並非單一偶發事件，而肇始於綠營，引起藍營報復，不免於因人設事，制度面上也有待檢討。但它還是一系列素人從政(跳過傳統從政歷練，如民代助理、選舉抬轎、政治世家……等)的後續發展：柯文哲、韓國瑜(脫離政壇十多年的過氣政客，本就應被視為素人)、郭台銘、張亞中、黃國昌、黃捷、王浩宇、陳柏惟、林昶佐……等。因此這次罷免案可視為對素人從政的檢驗。

素人從政能蔚為風潮，是因代議政治未能有效反映民意。像ECFA只有少數特定買辦獲利，影響更深遠的服貿協議當然得不到支持。但民進黨卻無法有效抵制，群眾只好自救式的佔據立院。而藍營摸頭不成、改採警力鎮壓，當然失去民心；但綠營也因無法掌握與引導運動，淪為替學生「顧門口」的另類保全。代議政治失靈下，人民的結論當然是：政治人物不是無良，就是無能或無知，還不如自己來。

但一般狀況下，民眾連投票都未必有意願，更不可能參選。因為在媒體和輿論的無情檢視下，再微小的過失都會被挖出來檢視，候選人等於是在光天化日下赤身裸體面對大眾。因此，純粹道德意義上的「好人」當然不想也不會參選。不過這波素人從政之所以能克服恐懼，就是因為對理念的素樸熱情，以及受國民黨崩解後的權力真空所吸引。

但理念是抽象的，對它的認同通常快速而廉價。就像只憑廣告而衝動購物，沒多久就發現那只是「想要」，而不是「需要」。理念固然崇高，卻與日常現實有所差距。所以主打理念而當選者，很容易會忽略選區與選民的特色與需求，甚至會把自己等同理念的化身。一旦如此，不是膨脹自己，就是非黑即白。反對自己的，不管什麼原因，通通非友即敵；支持自己的，就算狼子野心，也要給予擁抱。就像環南市場染疫事件中，應扮演中央與地方溝通橋梁的立委，卻以為是自己質詢(或競選)的主場，大聲斥責台北市長防疫不當；卻遭市場自治會主任嗆聲，說立委在疫情發生後從沒到市場表示關心。

這就是過於執著理念而「頭腦發熱」的結果，而陳柏惟也有類似的表現。他最在乎「抗中保台」與「保護母語」的理念，但卻不一定是民眾關心的唯一或第一要務。而且陳與地方本就缺乏淵源，但偏偏每次他成為媒體焦點時，如果不是講一些自以為幽默、「中二病」的幹話(例如易產生不當聯想的「打手槍打到住院」、「中共挖海砂是開闢潛艦伏擊區」而被海軍參謀長打臉說要「挖很深」、萊豬做的蜜汁火腿吃起來很爽、在立院衝突中放話要「1打35」但卻被人輕易撂倒)，因而自行貶低國會議員的格局；要不就是堅持自以為是的理念而導致質詢失焦(以台語質詢退輔會主委馮世寬與國防部長邱國正)，未能善盡國會議員的職責。更糟的是，這些都成了難以抹滅、並讓對手見獵心喜的把柄。

這些高度爭議性的作為不只難以讓人認同，媒體聚焦還可能產生反效果，讓當地民眾覺得「見笑」。但陳柏惟接受《新頭殼》專訪時，對自己的爭議性言論卻表示：他從政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真實一點，不要一直把政治人物塑造成他心裡的樣子。他在選舉過程也是儘量保持真實。他只是儘量講他平常就會做的事情。而這陣子對他來講比較大的改變就是「我還是要去符合多數人所期待的那一面，但不代表……，坦白講那是台北人期待的那一面」。

可以看出陳柏惟把自己和一般政治人物對比，認為自己較為真實，符合自己平常的樣子。而其他的政治人物則被塑造成「他心裏的樣子」(虛偽？)、「……那是台北人期待的那一面」(台北人不真實？)。但人本來就不只有單一面向，在不同的身份與情境下，本來就該有不同的「真實」。如果認為粗魯不文才是真實、才接地氣，既限縮了真實的意涵，更是誤把「草根」等同於「粗俗」，因而也混淆了「庶民」與「下流」的分別。這就像台語原本文雅與俚俗並存，但在所謂「鄉土劇」刻意放大扭曲後，卻只剩下了低俗。

語言當然不止於「工具」，它還是使用該語言的民族之思惟方式與文化。但陳柏惟對母語的堅持，可能較接近語言純化／語言保護主義(linguistic purism／linguistic protectionism)，忽略了語言本來就會隨時間而變化，更會與其他語言互動與混血。台灣通行的語言雖來自漢語(北京話、閩南話／河洛話／福佬話、客家話)，但因與對岸長期隔絕而造成語境與語用的截然不同，使辭彙、發音、語氣與語法與對岸有別。簡言之，「國語」講得再好，中國人還是認得出我們是台灣人。所以台灣的華語(或華文)早在漢語外獨樹一格，就像美語與英語的差異。

而台灣早期體制下培養的軍人就算能聽懂台語，應該也不可能「輾轉」。即使立院有通譯，但國防是高度專業，自己人翻譯當然比較放心。再加上因為安全與保密的要求，軍隊自然形成高度封閉的專業團體，必定對自己人多一份信任。而在雙方都曉暢國語，邱部長的台語卻遠不如陳的情況下，堅持用台語質詢不正是讓部長處於不對等的位置？但對軍人以戰勝為目的之訓練與邏輯而言，一定要佔據制高點(有利位置)，不然至少要對等，否則必敗無疑。

但陳委員卻認為邱部長明明聽得懂，卻堅持由常次翻譯，是看不起母語、「鴨霸」，因而吵起來使質詢失焦。但馮世寬與邱國正可都不是軟柿子，再加上軍方長期的保守色彩，堅持用台語質詢軍方，固然可說是試圖建立灘頭堡的英勇表現；反過來看，卻是暴虎馮河，既缺乏方法與手腕，更高度缺乏判斷力與智慧。

韋伯(Max Weber)在〈政治之為志業〉(Politik als Beruf)的演講中說，以政治為職志者必須要兼具熱情、判斷力與責任感。以陳柏惟為例，素人雖充滿熱情，卻缺乏判斷力。不過判斷力需要長期累積與反覆試煉，以此責備則失之公允。但韋伯談到責任感時，進一步區分了「存心倫理」(Gesinnungsethik)與「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作為「存心倫理」的熱情，只在乎動機純正，而無視於結果；如果結果不佳，與行動者無關，責任只在於世界與其他人的愚昧。但「責任倫理」不會假設人的完美，也不會把行為的結果轉嫁給他人，而是衷心表示這個行動就是他的立場，並且承擔起行動的所有後果。

唯有願意承擔行為的後果，熱情才能從「沒有結果的亢奮」，變成對務實理想的熱情投入。而用熱情來追尋務實理想時，才會對目標負起責任；而在務實的理想下，熱情才會對人與事都保持距離，也才能運用判斷力來如實面對情勢。如此，才能扮演一個因為真正對責任有熱情，而懂得自我克制的政治家。才不會變成空有熱情而不務實，既無責任感，又沈醉於虛榮的權力慾望，因而缺乏判斷力與智慧的政治玩票者。

而政治玩票者的結果通常是，他堅持的理念與作為的後果經常背道而馳。因為失焦的質詢，使立院通譯制度被擱置，「保護母語」的目的反而更遙遠。因為在國防事務上的不專業而淪為笑柄，使「抗中保台」徒然淪為口號。但如果對被質詢官員多一份同理心與尊重，立院通譯可能繼續施行，而國家語言法也能落實。如果在國防事務上多花時間鑽研，不只靠專業讓相關官員認同，還能在國際合作上贏得盟友尊重。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一波素人從政看來應該還限於後者。但這兩者其實是交替循環的，以素人從政最佳典範的李前總統為例，他能確立台灣主體意識，固然是因時勢所趨，但更因善於呼應時勢，因勢利導地凝聚各方力量，匯聚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浪潮。但如何掌握並運用時勢，就是判斷力與智慧的問題。而李前總統之所以能有智慧，一方面是透過大量閱讀，再則是與各種專業人士溝通討論，而大量吸取各方經驗。但更重要的是，他對台灣始終保有一份冷靜而清醒的熱情，與一份對責任的堅毅承擔。

因此試圖引領風潮的素人，一定要清楚自己其實只是因為乘了順風，才破得了浪。不然還會發生各種匪夷所思的情況，不會只限於為火災罹難者起立默哀時，竟然還端坐滑手機，還辯解因回應陳情與發文而沒注意……畢竟，議會就是議員的主場，再多理由都難以合理化如此「不長眼」的行為，更何況面對的還是人命與公共安全。果真一再如此，別說要引領下一波風潮，恐怕在這一波浪頭還沒停下之前，就會給摔了下來。

所以想從政，不只要有熱情，還要有責任感與判斷力。人微言輕，也就算了；但如果位高權重，就難以預料會給民眾和國家帶來什麼。以史為例：韋伯發表上述經典演說後不久，有個兩度報考維也納藝術學院落榜的年輕人，一戰戰敗後退役返鄉，加入某政黨，成了黨魁，誓言恢復祖國的光榮。結果這個政治玩票者的理念與作為的結果背道而馳，祖國不只沒恢復光榮，還遭受了莫大的災難與恥辱。

是的，這個從政的「素人」，就是希特勒(Adolf Hitler)……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