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羅埃西亞作家德古麗琪曾以一段話，記述自己國家脫離南斯拉夫統治後的生活實況，其中包括新社會對前政權的徹底否定，進而衍伸出一場關於歷史意識形態的大型肅清運動，甚至導致一種恐怖氛圍出現。許多人深怕祇要和過去的統治階級沾上一點邊，就會遭到威嚇。在此情況下，眾人習得了一種自保之道－「我們封閉了這段記憶（前政權），閉上眼睛，摀住嘴巴，向新的政治勢力靠攏，新政府才能夠輕鬆地改寫歷史、捏造歷史、最後消滅歷史。我們自以為能像變色龍一樣任意地變更膚色。」

當時克羅埃西亞的處境，和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有幾分神似，但恐怕還不如我們曾遭遇的那般驚悚，「228受難者及其家屬」即為見證。228事件發生在1947年，結果有多少人是直到1989年，看了侯孝賢執導的電影「悲情城市」，才從這部直接挑戰當時社會禁忌話題的影片中，粗淺知道了台灣原來有過這麼一段不堪。它曾經被塵封的相當徹底，即便台灣一步步邁出解禁的步伐，相關史料仍不免遭到政治力量扭曲，更早之前，則全憑掌權者一方武斷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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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抒發對「二二八的情懷」，在時空交錯下，反成了另一種「政治正確」。儘管參雜了輕易就能辨明真偽的真情和假意，總還是成了政治人物無以捨之不用的表演素材，每年到了這個時節，永遠不缺檯面上政治人物又一次為此「哽咽」、「泛淚」。從提都不能提，到排隊為它眼眶泛紅，從「反省」的角度來看，社會是進步了，文明也得到了更好的滋養，但動輒牽強地把這樁悲劇作為政治資本，則政治格調也因之墮落了。

從政起始，每逢228事件紀念日即公開道歉的前總統馬英九，在任內最後一次參加此活動時，曾將「面對歷史，就事論事，是非分明；面對家屬，將心比心，療傷止痛」這24字視為個人面對228事件的態度，且說身為黨主席（國民黨）要對歷史的錯誤「概括承受」。明眼人皆可看出，未至甘願的「概括承受」，才是其人、其黨對228事件的實存心態，而這還算是好的了，尤有甚者，直到今天仍有論及「二二八沒死這麼多人」，或以「南京大屠殺死更多」，試圖稀釋這起悲劇對台灣社會綿延至今的傷害，則又更下作了。

至於台北市長柯文哲過去在幾次演講中，忽而因憶及祖父曾遭受的迫害，以及家族因228事件而陷入陰霾一事哽咽、哭泣，忽而為外界對蔣介石的批判緩頰，則也祇是顯露出個人滑頭的政治反應而已。凡此對於史實、真相，乃至兩者關乎台灣社會的影響和發展，皆無助益。

對岸中國，選在228事件70周年，祭出高調紀念，則是試圖將當年在台灣發生的228事件，扭轉變造成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起義，這些人可以為電視上自己的話語、表演而自滿，投射出來的卻是最不可信，最不動人的假慈悲，又豈止是滑稽可以言喻。而它竟也可煽動某一群人，披掛著五星旗，架起彷若靈堂出殯的228紀念儀式，盤據台北街頭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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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9日深夜，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宜蘭農校代理校長蘇耀邦、宜蘭警察課代理課長葉風鼓、台灣銀行宜蘭分行行員林蔡齡、警察呂金發、賴阿塗及曾朝宜等七人，因為和當時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有所牽連，一起死於事後的整肅，在瀟瀟颯颯中，於頭城鎮慶元宮前廟埕遭軍方槍決身亡。其中一人的孫子，今天且就在政府機關內任職，此人卻從未將其祖輩遭遇移作個人追求功名的資產。這樣的一群人儘管多半未對228擁有詮釋權或話語權；但反而從他們身上更讓人看得清楚228事件的真實位置。

歷來因228事件而生的諸多荒謬之言、可笑之舉，似是在懲罰這個社會向來對歷史興趣缺缺，並也同時懲罰著我們的沉默和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