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學者吳乃德寫下《台灣最好的時刻》一書，記述改變台灣的美麗島事件前後10年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他用以下一段話破題：

「欲對歷史有所瞭解，必須認知歷史的複雜性，必須在足夠距離之外從不同角度加以理解；也必須接受其曖昧性，包括其中人物的動機，以及行為的道德曖昧性。歷史記憶則是簡單化的歷史，以單一特定視野來觀看事件；歷史記憶對任何曖昧都無法容忍，它將事件濃縮成神話式的原型。」

歷史記憶不是歷史，前者從個人的認知與經驗出發，經過時間的汰洗，被有意無意地結晶成特定的片段，它其實只是歷史的起點。個人的歷史記憶當然重要，但因為侷限於個人視野，「眼見」不一定「為憑」，所以任何人在擷取使用時，一定要格外地小心。畢竟，在那個肅殺的大時代裡，有人勇敢挺身，有人膽小怯懦，但在人性的流轉之下，所謂「勇敢」與「怯懦」可能存在於同一件事，甚至同一個人。

「民進黨創黨黨主席江鵬堅是調查局派來的」，這說法早在2008年總統大選時就已經吵過了。當時，台北市調處長鄒紓于說道，江鵬堅曾是調查局1964年招收的第1期學員，當年約4月間曾於新店大崎腳的「展抱山莊」受訓，而鄒紓于當時則是訓練中心大隊長，朝夕相處數個月。不過同為美麗島辯護律師李勝雄當時反駁說道，江鵬堅1964年正在台大法學所攻讀碩士，同時在台糖法務室任職，直到1965年考上律師後才辭職，因此不可能再到調查局受訓。

連同施明德所言在內，兩個不同的管道指稱江鵬堅與調查局有瓜葛，此事似乎不完全是空穴來風；不過，江鵬堅當時的朋友家人言之鑿鑿地說明他1964身在何方，做了哪些事，同樣很難被反駁。雙方南轅北徹的說法，也足證此事的曖昧性。江鵬堅已經過世近21年，不能再替自己說話，討論他是不是「調查局派來的」對當事人不甚公平。倒是鄒紓于在同一段訪問中說道他曾於民進黨組黨前夕與江鵬堅溝通，「達成不會有暴力等協議」；施明德也說：「椪柑（江鵬堅）跟我說：『我跟你們作夥後，我從來沒有害過人。』」都留下不少耐人尋味的餘地。

在那個民主將至未至的時代裡，抗爭者一方面帶領群眾想衝破網羅，一方面憚於威權者的鎮壓；一方面想將抗爭成果極大化，一方面又希望能保護抗爭團體，在衝突與妥協之間，因此與威權者（監控者）存有某個程度的「溝通」，其實是常見之事。比較著名的事例包括，美麗島事件後，大批黨外菁英入獄，康寧祥成為主要領導者，他所主張的議會妥協路線，被當時的黨外編聯會（新潮流前身）批評是「康放水」，繼而發起大規模的「批康運動」，甚至導致他後來落選與黨外運動佈局的停頓。

從美麗島事件到解嚴前後的歷次抗爭與大逮捕行動裡，總有無數人居間聯繫、搭救、妥協與求情，一方面希望能保全威權者的顏面，另一方面希望能在夾縫中保護抗爭者的性命與身家安全，在任何時候維繫抗爭的動能。而當威權者在統治效能、國際壓力以及台灣社會蓬勃民主動能之間，展現強弱不一多變的統治手法之時，如何能要求那些孱弱如螻蟻的反抗者僅能有一種抗爭的面貌？

江鵬堅從台大法律系畢業，很早就考上的律師，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創立了台灣人權促進會並擔任首屆會長，以援救政治犯、解除黑名單，宣達政治人權為主要目的。美麗島事件裡，他擔任林義雄的辯護律師，也就此踏上政治。1983年他以「一屆立委，終身黨外」當選該選區的唯一一席黨外增額立委，三年後他毅然地履行承諾，放棄連任，也放棄立委公職的保護傘，成為當時從黨外公政會到組黨十人秘密小組的成員，投入更艱辛的戒嚴時期組黨工作，成為民進黨的創黨主席。而這個黨，最後完成了台灣，乃至於華人世界裡，第一次的民主政黨輪替。

走過戒嚴生死劫難的林義雄曾言：「不要看我一時，要看我一生。」當年在為他辯護的江鵬堅又何嘗不是如此。江鵬堅活了60年，他稍嫌短暫的生命就攤在台灣人的眼前，其他的那些紛擾枝節實在何足掛齒？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