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余英時曾經接受香港浸會大學教授陳致的訪談。當時，陳致對余英時提到「錢（鍾書）先生對您也是非常欣賞。」余英時的回答是：

「沒有沒有，那是他的客氣話。你知道錢先生也有他世故的一面，他很客氣，不能把他的客氣話當真，我從來沒有當真過。當然這也不是說他說的是假話，但也不能在這上面真的認真。我們一共才見過兩次。」（《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頁43-44）

我先前讀書及此，心中微感奇怪，覺得這個回答似乎超過一般的自謙之詞，彷彿有言外之意。這個月《余英時傳》出版（周言著），書中提到一條線索，為余英時可能的言外之意提供了旁證，那就是錢鍾書與「馮衣北」的關聯。

「馮衣北」是筆名，本人為中國某劉姓作家。在1980年代，北京安排劉某以「馮衣北」的名義，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了數篇論戰文章，以駁斥余英時對於陳寅恪思想的解釋。至於《明報》方面的經手者，就是金庸本人（《余英時傳》頁322-326）

這是一場關於陳寅恪思想遺產的論戰，細節在此無法詳述。概言之，「馮衣北」的立場是要將陳寅恪作品重新解釋，打造出一個有利於北京的版本，比如將陳寅恪在中共建政之初的詩句「領略新涼驚骨透」解釋成「不意共產黨待我如此之厚」（轉引自《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234），諸如此類。

余英時對於馮衣北論戰文仍然保持學術上的禮貌，但實際上相當不屑，直接指明「這是代表某一部門中共官方的『弦箭文章』，其中並無值得一駁的具體內容。執筆者自然是奉命而行…我祇有同情，並無反感。」（《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233）

這段話，讓我想起傳說中石原莞爾在戰後接受盟軍詢問時，否認他跟東條英機有意見對立，理由是「東條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意見，和沒有意見的人怎麼可能發生意見對立？」兩者前後輝映，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照《余英時傳》的說法，錢鍾書正是馮衣北論戰文的參與者，不但在發表之前曾經讀過文稿，而且還給了修改意見，此有錢鍾書在1984年初的一封信函為證，信中提及「（馮衣北文）閱一遍，甚好！批識數處，聊比他山之石」（《余英時傳》頁326）。

另外，《余英時傳》進一步提到：

「我曾經就此事當面向余英時先生求證…余先生說當年他也曾聽聞此事（指錢鍾書參與馮衣北事件）…余先生鄭重的補充說，後來他曾經託李歐梵向錢先生當面質詢，錢先生只是笑而不語，並未承認，而這封信的出現則證明，錢先生的笑而不語，其實就是默認…錢鍾書牽涉此次風波，基本可以定案。」（頁326-327）

錢鍾書以一代耆宿之尊，跳下來為「馮衣北」審稿改稿，究竟是迫於組織壓力，抑或出自內心？已然無從查考。但無論如何，這件事大概都足以讓余英時再次感受到，錢鍾書跟他的距離相當遙遠，不論政治立場或學術見解皆然。

除此之外，儘管錢鍾書生前寫給余英時的文書頗多讚許之詞，像是「每得君書，感其詞翰之妙…即在中原亦豈作第二人想乎！」、「寓意深永，琢句工適…惟有把君詩過日耳」，幾乎到了灌迷湯的程度，但卻在寫給香港作家宋淇的信中批評余英時的詩作苦無「面不紅、氣不喘之雍容自在」（《余英時傳》頁315）。

總之，余英時晚年受訪時那句「不能把他的客氣話當真」，恐怕帶有「請不要覺得他對我有多推崇認可」的言外之意，不能當作一般的自謙之詞來看。至於《余英時傳》，則是下了一句相當銳利的評語：

「當面奉承，背後批評，乃是錢鍾書一貫的作風。」（頁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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