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 月以來，國際投資界處於惶恐不安之中，主要因素是中國經濟出了狀況。西方風險投資行業吃錯螃蟹，購買中國房地產界「一哥」等公司的債券面臨的違約風險，以及中國非銀行金融機構部門脆弱性加劇等等現象，均表明中國金融穩定的底層基礎正在惡化。但另一方面，外商在華直接投資持續兩年增長，中國對外投資尤其是對英、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的非金融類投資卻不受歡迎。

資料顯示的世界正面臨政治經濟的重新組合。

國際投資升降過程的中國因素

先說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在2020年的降：

早在今年1月，聯合國貿易與發展組織（又稱貿易與發展會議）發佈的第38份《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2020 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驟降，從 2019 年的 1.5 萬億美元下降至 8,590 億美元，降幅達 42%。2020 年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跌破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穀底，跌幅超過 30%。

報告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2020年這輪下降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其外國直接投資流量下降了 69％，降至 2,290 億美元。流向歐洲的投資降至-40 億美元，其中有多個國家為大量的負流入。美國也大幅下降（-49％），降至 1,340 億美元，只有流入英國的投資下降為零。

但發展中經濟體的下降幅度只有 12％，降幅遠低於發達國家，約為 6,160 億美元。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中，發展中經濟體所占比例達到 72％，達有史以來的最高比值。其中，中國流入的外國直接投資全年增長了 4%，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國；其次為印度，增長了 13%。作為過去十年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的引擎，流入東盟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 31%。

這資料表明，中國是拉抬發展中國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力。

再說2021年上半年的升：10月19日，聯合國貿發會議發佈的《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2021年上半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量估計達到8520億美元，其中75%集中在發達經濟體。2021年上半年，發達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估計達到4240億美元，是2020年異常低水準的三倍多。歐洲幾個大型經濟體出現了可觀的增長，平均只比新冠大流行前的季度水準低5%。美國的資金流入增加了90%，完全是由跨境並購激增所驅動。

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也大幅增加，2021年上半年總額為4270億美元，其中東亞和東南亞增長加速（+25%），中美洲和南美洲恢復到接近新冠大流行前的水準，非洲、西亞和中亞的其他幾個經濟體也有所上升。

聯合國貿發會議新聞稿未提及中國外商直接投資資料，中國商務部8月發佈的資料為：2021年上半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6078.4億元，同比增長28.7%；

中國投資發達國家受阻

但中國的海外投資卻有所下降，10月21日，中國商務部發佈資料顯示，1-9月，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5227.6億元（折合807.8億美元），同比下降5.2%。

中國向外投資受阻，主要在西方世界，這些國家不歡迎的原因基本是出於國家安全考慮。

一是美國。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CUSCR）在今年5月19日發佈的一份報告說，在新冠疫情和美中緊張關係加劇的情況下，美中兩國去年的直接投資降至159億美元，這也是自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準，還不及2016年700億美元投資額的四分之一。這一下降是雙向的，2020年美國對華投資為87億美元，同比下降約三分之一，這也是自2004年以來的最低水準。與該報告發表幾乎同時，現任國務卿布林肯要求特別審查中國對美的戰略資產投資。

二是澳大利亞。雪梨大學商學院和澳大利亞畢馬威（KPMG）合作發佈的《揭秘中企在澳投資報告2021》顯示，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投資額從2019年的 24億美元（34億澳元），降至2020年的19億美元（25億澳元），下降了18%。投資專案的數量是2019年的一半。這是2016年以來，中企在澳投資連續第4年下降，投資金額下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的水準。

報告的一位作者、雪梨大學中國商業和管理教授杭智科教授（Hans Hendrischke）認為，商業企業、以及各州和領地政府對中國企業投資大多持支持態度，而聯邦政府和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則沒有那麼支持。報告聯合作者、澳大利亞畢馬威亞洲及國際市場主管道格·弗格森（Doug Ferguson）認為澳大利亞投資的下降反映了許多因素：「包括中國在全球投資的重點從經合組織國家轉移、新冠疫情旅行限制的明顯影響以及澳大利亞更為嚴格的監管審查」，並認為這些因素反映了澳大利亞政界和公眾對中國投資的敏感性。

這對中國打擊較大，因為澳大利亞礦業是中國最看重的投資對象，占中國在澳大利亞總投資的37.6%。

第三是歐盟。2020年中國對歐盟和英國的直接投資同比下降45%，僅為65億歐元。尤其是英國，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下降77%。儘管如此，歐盟與英國還是不歡迎中國投資。今年3月，歐盟委員會發表聲明，認為中國是歐盟的一個「系統性對手」和「戰略性競爭者」，頒佈了一個關於投資的新規定，容許歐盟委員會就一些影響超過一個成員國「威脅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專案發表意見。如果建議的投資可能影響一些多個歐盟成員國合作的計畫，如伽利略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等，歐盟委員會也可以提出看法。但是投資的最終否決權在於投資受惠國。繼而於5月暫緩批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中國政府對此非常不滿，認為受到歧視。

英國態度與美、澳、歐盟相同，10月下旬，上任不久的英國外相特拉斯女士指出，在關鍵基建上不能依賴高風險的供應商，而要確保英國跟「可以信賴的夥伴」合作。她的言論顯示，即使英國不會將中國投資拒於門外，但中方只能在非戰略領域投資。

外資湧向中國，是因為這些資本集團認為除中國之外，其他國家的投資環境均不如中國；中國對外投資，在發展中國家仍然受歡迎，但在發達國家卻因安全考慮而被限制拒絕。這對一直想在發達國家加大投資的中國是個打擊。中國當然也知道目前政冷經熱的尷尬處境，官方背景的全球化智庫於今年9月推出一份研究報告——《中美關係走向對在華跨國公司的影響》，其中對如何籠絡美國在華公司提出了非常詳細的對策。從這個報告可以看出，中國堅信兩點：西方國家對華態度，美國仍然具有關鍵影響，這個問題解決了，其餘的都可慢慢解決。歐盟以維吾爾族的人權問題作為由頭，有過美國20多年人權外交的經驗，中國並未當真。從種種跡象來看，中國仍然寄希望於中美關係恢復，美國政府也表達了這種中美經濟再掛鉤的願望。其他國家則只能邊走邊看了。（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原出處）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