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偶發的查緝私煙事件，何以能夠成為燎原的星星之火？歷史學者分析，台灣人對「祖國」的期望轉變為失望，軍警官員作威作福、外省人壟斷權位、官員牽親引戚、劫收台灣經濟、政府統治經濟剝削台灣、民生凋敝、貪污腐敗、文化差異與衝突等等，是引爆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反抗「祖國」的主因。

從美國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George H. Kerr）的著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可了解當年不少台灣人殷切期盼「祖國」來台，只不過，台灣人對「光復」的熱情僅維持約六個禮拜，此後到處出現諷刺國民黨政權的漫畫。「狗去豬來」成為台灣人口中的諺語，台灣人談話中，「日本狗至少還會看護我們的財產，中國豬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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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去豬來 大員作威作福

「狗去豬來」是當時台灣人形容日本人統治與「祖國」統治的不同。或許，「狗去豬來」一詞正是形容對祖國的期望變成失望的主因。

軍警官員作威作福，是當時台灣人感受最深刻的事情之一，當時的報紙也記錄了大員們的惡狀。例如《民報》在1947年2月上旬的報導標題如下，2月2日：「左營海軍軍人曾槍殺當地民眾，一事未平，又以手槍威脅郭區長。」、2月9日：「我是接收委員，要什麼票？竟以手槍威脅驗票員。」、2月10日：「高雄市碑子頭市場國軍，白晝搶魚商卓乞食現款六百元。」、「高雄國軍一群聚賭於倉庫，因被陳夫人勸止，竟毆打苓雅區長陳夫人。」、2月12日：「巡警以手槍威脅商人。」、2月16日：「福州出身警官特務長，穿制服堂堂打劫，日人家宅頻遭其害，手槍威脅是慣技。」等等。此外，憲兵第四團團長高維民也記錄下當時台灣人生活井然有序，但軍紀敗壞使得台灣同胞失望的狀況。（詳見：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載《中華雜誌》廿五期，1987。）

當然，官員貪污腐敗所造成的民生經濟問題，更是影響民心的主因。當年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在1945年10月抵達台灣時就宣布他「做事及勖勉部屬，素來奉行六大信條，即一不撒謊、二不偷懶、三不揩油、四激發榮耀心、五愛國心、六責任心。」只是，對於當時的台灣人民而言，官員不撒謊不偷懶本來就是應有的工作態度，至於「揩油」則是台灣人不知道的新詞彙，後來台灣人才知道「不揩油」就是不貪污不收賄。對台灣人來說，官員不貪污不收賄天經地義，但揩油一詞說明了「祖國」政權有著特殊的政治文化。

經濟的劫掠

《被出賣的台灣》描述「祖國」對台灣劫掠最令台灣人失望。國民黨政權掠劫台灣大致區分三個層次，第一、下層軍人恣意搶劫人民財產，第二、高級軍官掠劫工業原料、儲備農產品以及日本人被充公的財產，第三、國民黨政權壟斷制度控制台灣經濟生命。

日本統治時的電力公司、糖業公司、漁業團體等企業所擁有的房產，後來變成國民黨軍官所有。國民政府官員搜刮、明搶、暗奪、枉法、徇私、詐欺、偷竊等等無所不用其極。產米的富庶寶島竟然缺糧了，產糖的台灣竟然缺糖，產煤的台灣礦業也在國民黨政權的壟斷下，坑殺套利、賤買台灣煤、高價出售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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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的種種，讓台灣人失望。中國官員貪污舞弊無法無天，省參議員王添灯質詢陳儀時強調：「陳儀長官很關心同胞，開口閉口台灣同胞！台灣同胞！對長官的關懷，台灣同胞是非常感激的；但是，很不幸的是，那些接收大員不是關心台灣同胞，他們關心的是台灣糖包。」

後來，王添灯又揭發專賣局長任維鈞吞沒70公斤鴉片私運香港變賣弊案，然而，任維鈞在面對王添灯質詢鴉片消失問題時，竟然回答鴉片被白蟻吃掉了。任維鈞的荒謬答案，只是凸顯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最後，質疑陳儀與任維鈞的王添灯，也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國民黨帶走，從此一去不回。

貪污腐敗經濟剝削導致物價遽變

「祖國」的貪污腐敗與經濟剝削，是造成台灣經濟社會不安以及物價遽變的主因。從當時的物價指數來看，可以了解人民生活的痛苦與不安。表一是1938年至1946年物價指數，以及1946年每月物價指數，從這些數據可以發現，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在盟軍砲火轟炸，以及日本軍需而實施的國家總動員法、糧食統制等等之下，生活物價尚稱平穩。但是，戰後的台灣，卻經歷物價持續暴漲的狀況。

特別以台灣人主要的糧食米為例，從表二的資料可了解，戰後的米價漲幅驚人。其中，二二八事件前夕，高雄的米價在1947年1月是每斤208元，但在2月就漲到每斤300元。表三也可發現，台北市的米價則是由1946年1月的平均每斤8.84元，價格攀升至1947年2月平均每斤42.67元，漲幅達到4.83倍。表三也可了解當時各種物價都是巨幅飆漲的狀況，例如麵粉一年的漲幅5.37倍，食鹽漲幅7.09倍，至於糖漲幅則是驚人的21.33倍。

台灣在日本統治時期就是米倉、糖倉，但戰後卻成為缺米、缺糖的地方，導致米價、糖價飆漲，這是令台灣人百思不解之處。早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因為日本侵略戰爭之故，台灣許多人力被移往戰場、部份農地轉為軍用、肥料工廠亦遭美軍轟炸等等，台灣稻米產量逐年減少，1945年稻米產量僅平時的七成。即便如此，在日本台灣總督府糧食統制管下，台灣仍未發生缺米糧問題；但是，戰後的1946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卻發生了米荒。

學者蘇瑤崇在2014年第86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專文〈戰後臺灣米荒問題新探（1945-1946）〉探討台灣缺米糧問題。蘇瑤崇指出，當時台灣仍有相當數量米可用，然而，國民黨政府卻停止配給並封存壟斷絕大部分米糧，政府土匪般的搜刮搶劫民間餘糧，是造成「民無米可食」、米價逐月暴漲、偏鄉地方發生飢荒、貧者餓死等悲劇的主因。

當然，引爆二二八事件，讓台灣人民向「祖國」發出怒吼的原因很多，政治上，「祖國」來的人壟斷權位，本質上與日本殖民統治無異（表四）。不過，日本統治並沒有造成人民經濟上的生活問題，「祖國」來了卻造成了經濟問題。米價問題只是冰山一角，數據顯示各種物價的飆漲，皆是導致民怨的主因。

更重要地，這一切問題的源由大致可能與「法治」有關。1947年3月16日發行的《青年知識》第20期，專文〈台灣的災難〉這樣描寫：「1895年日本的『接收』，台灣人所得到的，是殖民地的『法治』，可是1945年中國的『接收』，台灣人卻又得到『無法無天』的統治，他們覺得前者比後者還要好，最低限度，還有法律根據，不致無所適從。這也是另一個顯然的對照。」

沒想到，當年北京的童謠「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竟然也發生在台灣身上。最終的結局就是，原本台灣人對祖國殷切「期盼」；在二二八事件中，台灣人卻對祖國變成了徹底「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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