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1987年台北市金華國中

南榕，Night long

「熟識鄭南榕朋友，大部分叫他『Nylon』，其實大學以前，他為自己取的英文名字是『Night long』（長夜）」。

鄭清華是鄭南榕么弟，1989年5月19日鄭南榕告別式上，他以一席親屬致詞「軍人應該死在戰場、不是死在街頭，教師應該死在教室和講堂，我大哥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用他的血做顏料，用他的肉做素材，在汽油火中燒出一個不朽的國民人格。他死得其所，做一個總編輯，死在總編輯辦公室，一點都不可恥，我們家屬是台灣四百年來，最榮幸的家族」震懾會場。

省籍紊亂的成長年代

「鄭南榕在省籍觀念紊亂的背景成長，他念羅東鎮公正國小時，第1天上學就被打了，因為人家把他認為外省人『阿山』」。鄭南榕父親鄭木森是1934年來台的福州人，會取名「南榕」，正是因為想念故鄉（「榕」為福建省福州市簡稱，台灣則位於福州南方）。

但因鄭家從小慣用語言是台語，鄭木森日後將鄭南榕轉學到宜蘭四結紙廠裡的學進國小四結分部（今中興國小）時，鄭南榕又因自小流利台語，自己認定是本省人，「他大部分玩伴是本省人，這時跟著本省人罵外省人『阿山』，他就在這個認同錯亂的時代成長。」

出生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當年（1947年）的鄭南榕，念小一時，二二八效應已在當時社會發酵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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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外省待遇迥異

「我們居住的社區，本省與外省雖然一起住著，不會明白去談，但兩邊已生心結。」鄭清華描述，最糟糕現象是「外省人長期佔著高階職位」，「本省人很難擠進管理職，他們素質都很好，有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北京清華大學等，只因省籍被排擠在外。」

「這個對立是存在的，全台灣當時都一樣。」佔地遼闊的四結紙廠，宛若台灣縮影，給鄭家子弟、鄭南榕人格影響劇烈。

「我父親大約1953年進入四結紙廠開理髮院」，當時台灣城鄉文化單一，「鄉下本省文化、或原住民文化，都會區如台北市，就以眷村等外省文化為大宗，但在紙廠社區裡不是」，戰後紙廠社區湧進不同省份的人來接收，「那個成長環境不太一樣，1949年以前就在的、1949年之後來的人、原住民、宜蘭本地人等，本省子弟、外省子弟等多元族群一同生活，但後來因二二八產生心結。」

「對我大哥而言，在那種對立背景下成長，我覺得滿不公平的。」

「他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4個月出生，我母親從鄭南榕小時候，就跟他說很多懷孕時碰到的際遇，母子關係比其他3個弟弟更緊密，母親對我們這些弟弟沒說那麼多。這是促使鄭南榕長大想去挖掘二二八真相的重要原因。」

堂舅曾因白色恐怖被舉報

之後戒嚴開始到白色恐怖，鄭家因為經營人來人往的理髮院，很多消息會耳語、流動，「四結紙廠曾經發生匪諜案，隔壁鄰居父親有一天突然被抓走，我們堂舅在白色恐怖也曾被舉報、拘捕監禁，當社會耳語親身發生在自己周遭，整個立體感覺讓我們印象很深，包括鄭南榕在內，我們一直都納悶『為什麼外界總說不能談』。」

「我家從小就會談論二二八，非常自然，所以一出來到學校、社會，不習慣外界都避談二二八，有點驚訝。」

鄭家教養自由放任

這個想法其實部分源自鄭家教養方式，「父親從不逼迫小孩，一定要做A做B」，「我父親1934年來台灣才學講台語、日語，家裡溝通語言是台語，不講福州話，我們都跟我爸說『那是你的話，我們要講是台語』，我爸都能接受，這個自由教養形塑很重要。」

教養出的第1個小孩鄭南榕，對待3個弟弟也沒有任何制約動作，「雖然對外強勢，但鄭南榕從小到大不是那種會要弟弟做這做那，或控制干涉弟弟學業、交友，我們習慣尊重別人，彼此過自由生活。」

「1940、50年代，鄭家是很典型的小家庭（核心家庭），除了教養風格自由的父母，我們沒有別的大家長（威權象徵），這在當時台灣很少數。」

「成員彼此對等，沒有什麼上對下的概念，家裡彼此也都不叫『大哥』、『阿兄』，從小到大都直呼名字『南榕』，我自己從產業主管退休前，也要求同事、下屬不必稱呼我頭銜、先生，直接叫我名字就好，人家說我『美國式管理』，其實是鄭家教育從小如此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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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怡杰　攝影：李昆翰　影音：黃大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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