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父母忽視與虐待的兒童。示意圖。(pixabay)
心理學在很多方面都像考古學,隨著你往下挖掘出每一段地層,細心地替出土文物撢去灰塵,你最終會找到一整個被埋藏的世界,看起來比小說裡寫的還要奇異。
一九八六年,一位專治性功能失調的泌尿科醫師打電話給我。他說他有個不尋常的案例,並轉介了一位三十四歲罹患性無能的華人男子張彼得給我。雖然彼得身體正常,也能夠自慰並且體驗到性高潮,女性在場時他卻從來無法有任何形式的勃起。泌尿科醫師給他壯陽藥,讓他在嘗試性交前一小時注射到陰莖裡,結果讓他很震驚。「我行醫多年從未見過這種藥失靈,除非患者有嚴重的循環問題。」彼得沒有這種問題。有時候這種藥的副作用甚至是太有效了—某人事後可能會連續勃起三天。然而這種萬無一失的藥,對張彼得徹底無效。醫師做出結論:「他腦袋裡不管發生了什麼事,力量肯定強到能夠阻擋這種絕對有效的針劑。」
我問起彼得是否有可能是同性戀,這位醫生說他自稱是異性戀,而且渴望與女性發生性關係。他告訴彼得,在詳盡的測試之後,泌尿科團隊推論出他的性能力沒有生理問題,反而有心理問題,他要把彼得轉介給一位心理師。醫生說他會送出書面轉診信,並且提議要是我找出這個病例的起因,我們就一起做教學訓練,因為這個例子難倒了整個部門。結束通話時他說:「這個例子可以拿來寫書了。就在你自以為無所不知的時候,就有人證明你對人類的處境屁都不懂。」
雖然那次的轉診是在威而剛發明以前,近年來我也有些病人使用威而剛無效,無論多少劑量都一樣。(泌尿科醫師向我保證,威而剛比那些舊式的注射藥物來得溫和。)勃起失調藥物只對生理問題有效,再多的血流都解決不了情緒性的問題。在任何性反應中,心智都必須跟身體攜手合作。
彼得急於看診,預訂了我有空的第一個時段。我走進等候室,發現一個外表普通、輕聲細語的華人男子,穿著一般的牛仔褲、跑鞋,還有一件上面橫寫著Yamaha(山葉)的黑色T恤。他走進我的辦公室後,用很周密的方式說明他的歷史,期間沒有任何眼神接觸。他詳述了某些令人困擾的細節,就像在報告一篇學術論文,而不是在講他自己。
彼得在一個樂團裡待了十五年,擔任鍵盤手。他白天做鋼琴調音師,補貼當樂手的收入。他在一間公寓裡獨居,沒有伴侶。我問能怎麼幫他,他說:「大多時候,我很寂寞。我想要跟女性發展關係,但似乎辦不到。」
我問他說的是不是性關係。「是,」他看著地板小聲說道。「我無法性交,但我也想要有情緒上的親密關係。我想要有可以交談還有分享事物的對象。」
我問他以前是否嘗試過發展一段關係,他說他是有過,但方式很有限。然後他有點困窘地微笑補充說:「大半時候就只在我自己心裡。」
我告訴他無論問題是什麼,心理師總是會蒐集病患的家族史資訊,因為那些關係形成了其他一切的基石。彼得的華裔父母在一九四三年從越南抵達加拿大,而到了一九五二年,這對夫婦有了兩個小孩。彼得的姊姊比他年長四歲,現在已婚、有一個親生孩子。彼得刻意指出他姊夫不是華人。
彼得的父親在他九歲時去世了。在我問起細節的時候,他皺著臉,絞盡腦汁要想個說法,最後形容這是「某種自殺。我爸是糖尿病患者,不肯注意他的飲食。每天我母親都做甜點給他,跟他說現在他該去死了。他變得極度超重,腫脹的腳再也不管用了。他呆坐著,也可說是悶在那邊,靜靜地過了好幾年,我猜想他是處於憂鬱狀態,有一天終於心臟病發死了。」
在我對他表達同情,說九歲失去父親是個太早的年紀,他說:「我很悲傷,但我母親說這樣對家人來說是最好的。」
彼得描述他母親期盼著他父親的死亡,他都罹患糖尿病了還餵他甜食,想加速這個過程,最後在他死時表示如釋重負,就好像這樣很正常似的。這位母親惡意的行為讓我反感,不過我不想在我們初次診療時就表現出我的擔憂。我需要跟彼得建立友善的關係,並且蒐集到家族史。我反而刻意輕描淡寫,指出他母親的態度有點嚴厲。但彼得為她辯護:「我母親希望我們得到最好的,還身兼三份全職工作。」我指出一天沒有那麼多個小時,他則說她同時做兩份工作,然後再做另外一個。他們家在安大略省的小鎮希望港(Port Hope)上,開了鎮上唯一一間加拿大中國餐館—結果這個地名成了一種反諷。
一次,彼得跟我說他父親本來在那間餐館裡掌廚,他母親則是服務生,還做所有其他事情來維持生意。她有空就會做細膩的串珠細工,賣給多倫多一間昂貴的百貨公司。她也趁夏天在一個大花園裡種植他們很多的食物(中國蔬菜),並且經營針對中式食品供應商的批發生意。彼得停頓了一秒,然後說:「我還記得半夜從窗口看出去,我會看到我母親戴著礦工的頭燈,連續好幾個小時採收植物跟拔雜草。」
「身兼三份工作,還要照顧小孩?」
他猶豫了,然後冷靜地解釋,廚房裡放了他姊姊的搖籃,後來餐廳裡還有張高腳椅。她不准說話或者發出任何聲響。「她總是很乖,但我非常壞。我還不到兩歲的時候會在高腳椅上旋轉,我姊姊卻靜靜坐在雅座裡。我記得我有一次用一張菜單摺了一台紙飛機,然後設法要讓它飛。我母親不能容忍餐館裡出現這種行為,她忙得團團轉,這樣會打擾到顧客。我就是不聽話。」
我指出男生通常比女生更活躍,他的行為很正常。他禮貌性地點頭,然後重複他的固定台詞:「我母親做的是對家人最好的事。」我注意到他內化了母親的訊息,相信自己一直「非常壞」,因為他做了那個年紀每個正常男孩都會做的事。我問起她怎麼處理他的行為,他說道:「扣除關於紙飛機的回憶,從我最早有記憶以來,我都獨自被關在餐廳的閣樓裡。我母親會在早上留下當天的食物。如果她有帶我回家,我那時也都在睡覺。」我問他這種孤立狀態維持多久,他說一直延續到他五歲為止。彼得說他母親每天都把他鎖起來,因為他的父母必須從早上六點開始工作到午夜。
我在椅子上坐直身體、屏住呼吸,領悟到我眼前有個罕見的例子—一個在童年最關鍵的時期都被關起來的孩子。兒童心理學的兩位早期先驅,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與尚.皮雅傑(Jean Piaget)假定兒童發展有些關鍵性的階段,每個階段都構築在上一階段之上。
如果彼得從兩歲到五歲一直處於孤立狀態,他要跟上進度會有問題。他會錯過初期階段:依附(attachment)、情感連結(bonding)還有語言發展(language development)等等,這還只是其中幾樣而已。我們在孩提時代要學習在發展心理學上具有時效性的特定任務,這些任務全都有所謂的「窗口時期」(open windows),這些窗口會逐漸關閉。如果孩童錯過了發展某個階段的時間,事後要彌補可能會有極大的困難。舉例來說,被徹底孤立的孩童在語言方面通常會有無法彌補的缺陷。
在吸收彼得提供的驚人資訊以後,我以全新的角度來看待他。我手上這位病患的陽痿,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如果我讓他提高警覺,或者讓他覺得他很不尋常,可能會嚇到他。所以我謹慎地繼續進行,要求他描述記憶中那段獨自一人的日子。
「喔,冬天很冷,夏天很熱,」他說:「我被留在搖籃裡。我確實記得我學會爬過欄杆、離開搖籃的那天。我很開心,但接著我發現門被鎖上了,就難過了。」
「你早年最鮮明的記憶是什麼?」
「那是個很尷尬的記憶,但我想要老實說。」彼得接著描述,他必須用一個燉番茄空罐來排泄。他回想起來,那是個商用大容量的罐子,邊緣太過尖銳,所以他沒辦法坐在上面。「我為此非常擔心,因為如果我沒瞄準罐子,我母親會很生氣,而要是我割傷自己,她也會很生氣。」
我說:「一個沒有贏家的廁所系統。」
他稍稍微笑了一下,表示同意。接著他的臉恢復原本的面具狀態。「我記得我很害怕那個罐子,因為要是我害我媽要做任何額外的工作,她就會用竹鞭抽我,我會留下痕跡還會流血。」
我說這聽起來很痛,他又複述了他那句真言:他母親別無選擇,因為她當時設法要賺錢維生。她不能把時間浪費在他身上。他苦著臉說道:「我把絕緣材料剝下來做玩具的那一次,被打得最慘。我想要有個東西可以抱、可以玩。」
我插嘴說如果他母親有給過他玩具,可能會有幫助。彼得說他們很窮,所有華人移民都必須做出相同的犧牲,這是在加拿大唯一能成功的辦法。
當然,這不是真的。華人移民不必連續好幾年、一週七天、每天十八小時,都把他們的孩子獨自鎖在閣樓裡。就像蘿拉,彼得把他父母的病態行為正常化。這種忽視在他們看來很正常,而且他們想保護自己的父母。
隨著療程的進展,我開始詢問彼得怎麼看華人的移民經驗。到最後,我問他是否真的認為所有華人男性在人生前五年的大半時間都會被鎖在房間裡?他的回應讓我震驚。「呃,這是我的錯,」他低聲說:「我在櫃檯轉高腳椅,又到處亂跑。我母親負擔不起雇人來看顧我。我姊姊學會靜靜坐著。我學不會。」很清楚的是,他並沒有準備好要檢視這些很顯然是忽視與虐待兒童的行為。
※本文擷取自《早安,我心中的怪物:一個心理師與五顆破碎心靈的相互啟蒙,看他們從情感失能到學會感受、走出童年創傷的重生之路》,臉譜出版。
作者簡介
凱瑟琳‧吉爾迪娜(Catherine Gildiner)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1948年生於紐約劉易斯頓(Lewiston),1970年移居至加拿大。於多倫多維多利亞大學完成心理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後,成為一名私人開業的臨床心理師,從業超過二十五年。曾為多家報章媒體撰寫文章,也曾在加拿大女性媒體社群《Chatelaine》開立專欄。著有自傳《太靠近瀑布 》(Too Close to the Falls)曾於加拿大、美國與英國出版,亦著有小說《誘惑》(Seduction)。
譯者簡介
吳妍儀
中正大學哲研所碩士畢業,現為專職譯者,近年的譯作有《再思考》、《哲學大爆炸》、《冷思考》、《男人的四個原型》、《死亡禁地》、《復活》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