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家族／黑幫政治」曾為美國政壇寫下可歌可泣的一頁。早自19世紀初，來自愛爾蘭、波蘭、義大利等國家移民，彼此因種族和階級問題引發激烈衝突。當家族本身不足以和其他族群抗衡，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吸收社會邊緣人自我壯大，主要目的無非在鞏固勢力範圍內的地下經濟。於是，這些家族一方面開始制度化經營，二方面，由於維護利益的作為經常屬於破壞性暴力形式，家族、黑幫遂成了一體兩面。

而後，原本只是不同家族間的鬥爭，「家族／黑幫」卻在美國政治的蛻變期一併被捲入草根、民族和社會運動。理由很簡單，只要稍具勢力的「家族／黑幫」，通常代表他們有一定的號召力，美國政客結合他們的力量，確實能讓許多方面變得事半功倍，尤其是指破壞對手活動。例如，曾經紐約市洋基佬一掛推出的候選人受到外來愛爾蘭人的挑戰，洋基佬就派出小弟直接恐嚇要對方退選。愛爾蘭人的反制之道，則是轉而挖腳洋基佬中那些和父母族輩不睦的下一代，藉供其吃穿以為操控。

此外，紐約非裔美國人和墨西哥裔家族，也成了美國白人幫派之外的暗流，多方偶爾合縱連橫，還意外促成了20世紀初期一小段政治上的風平浪靜。直到60年代，「家族／黑幫」政治又進入另一階段，並出現雙重性格。一來，他們仍以地下經濟為業，另方面，卻也被新興民權運動所吸引。1966年，黑人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到芝加哥演講，便主動會見了當地三大「家族／黑幫」，還促成他們組成「LSD」聯盟（Lords, Stones, Disciples），鼓勵他們積極參與政治，為民權而戰。

同一時期，波多黎各和墨西哥裔等「家族／黑幫」的發展也愈趨政治化，且多與左翼靠攏，從旁協助美國許多激進政治活動。但無論如何，「家族／黑幫」也許有其政治立場，但出發點終歸是本身的核心利益，因此就算和許多政治改革者有過一時的結盟，矛盾始終存在，兩者很難避免出現緊張關係，直到「家族／黑幫」和政治運動者之間也鬧內鬨，美國「家族／黑幫」涉政才漸趨鬆弛。

美國學界對「家族／黑幫」一直有所反思，包括「家族／黑幫」政治確實存在美國社會，但它所呈現出「粗獷而野蠻的文化」究竟符不符合現代化治理？以及，一地政治必須仰賴「家族／黑幫」運轉，是否正代表當地政治機制的失靈和弱化？還有，「家族／黑幫」或許經常出面平息地方紛爭，但他們是怎麼繞過既有制度做到的？過度正面看待「家族／黑幫」的社會力，是不是在美化某種形式的暴力？

一直以來，美國「家族／黑幫」根本上的體現就是凌駕法律，家族忠誠大於一切，服膺家規甚於國法，在其勢力範圍內，政商、政媒遊戲規則必須是他說了算，直到涉足政治，他們再把這套邏輯一併帶進公眾、政客，甚至執法者的日常，政治外衣最主要的作用，則在幫忙掩蓋「家族／黑幫」檯面下的交易。

最麻煩的是，「家族／黑幫」經政治力量滋養，他們或許可以組織群眾起而加促反種族隔離，卻也可以同等的力量踐踏公權力。昨天才被視為犯罪組織，明天就成了某個監獄協會的榮譽董事；昨天才在討債勒索，今天就以民兵姿態維持社會秩序。形式變換迅速，不變的道理就是他們對政治的理解唯在緊控家族存續，一旦有任何新政治勢力出現，他們隨時可以再把自己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美國「家族／黑幫」是一複雜的社會現象，「家族／黑幫」政治則被視為其中的「附帶現象」，沒有對這一「附帶現象」的反思和醒悟，那曾經同樣深受「家族／黑幫」政治影響的波士頓，今天還能出現一個沒有顯赫背景的亞裔市長Michelle Wu（吳弭）？同樣的，出生布魯克林貧窮家庭的亞當斯，在父親是酒鬼、母親是家庭幫傭下，他能在紐約黑幫政治橫行的年代被選為紐約市市長？

回看台灣的「沙鹿顏家」，彷彿沙鹿代言人非他莫屬。於是，大甲鎮瀾宮董事長一當20年似乎理所當然；銀行超貸造成上億呆帳，變成投資有賺有賠；婚姻三結兩離、脫產有術，因為他是有情有義的好爸爸、好男人？父子、父女兩代政治世襲鐵三角橫行大台中，原來是「對地方有濃厚情感」；他欠社會的解釋從沒說清楚，卻只關心地方欠他們家很多人情。從紐約遙望沙鹿顏家，那些所謂曾經在政壇上翻雲覆雨的紐約黑幫家族，應該也會自嘆弗如。這同時讓人想起幾世紀前的維京人，他們從來都不承認自己是海盜，而是在搶教堂裡的信徒奉獻時，說自己不過是開著船的「武裝商人」。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