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賭盤》書中人物之一

曾寫作文學巨著《人間喜劇》的法國作家巴爾扎克，年輕時發過誓言：「我要寫出整個社會的歷史。」於是，他在巴黎的閣樓上用一枝蘸滿墨水的鵝翎筆，挑開了當時法國社會的帷幕，展現了帷幕後面的花天酒地、紙醉金迷、陰謀與欺詐、呻吟與罪惡。

1997年，當沈棟（Desmond Shum）以海歸的身份回到中國時，他沒有半點巴爾扎克那種宏大的寫作理想。上海出生，香港成長，在美國大學裡學過金融，此時的沈棟，到北京是為美國公司尋找投資機會，他腦袋裡裝著的是電影中華爾街大亨的名言：「貪婪是好的。」

然而，就是這位信奉拜金主義的年輕海歸，在回國二十幾年之後，離開中國定居英國，終於出版了一本《紅色賭盤：當今中國的財富、權力、腐敗和復仇的內幕故事》。此書以回憶錄的方式敘述了他親身經歷的故事，揭開了中南海那些重鎖深閉的院子裡的秘密，敘述了高官們的私人生活戲劇，展現了中共高層家族利用職位追逐金錢權力的無恥與貪婪。

在騙人的官方歷史之外，我們有幸在沈棟的新書中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看到北京官場商場的眾生相，一座由特權、虛偽、勒索、欺淩所構成的巨大黑色堡壘。沈棟跟著其前妻段偉紅，在那個黑色堡壘裡依附權貴勾結官商，弄潮於中國洶湧的經濟洪流中，暴發成為巨富。

不管沈棟的個人立場如何，認識有何局限，他真誠寫作的這部回憶錄，屬於很有價值的現實主義作品。如恩格斯所說，作家只要對現實關係作真實的描寫，「引起對現存制度永世長存的懷疑」，那麼他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沈棟跟著其前妻段偉紅，在那個黑色堡壘裡依附權貴勾結官商，弄潮於中國洶湧的經濟洪流中，暴發成為巨富。（作者提供）

剝洋蔥，認識自我、家族和時代變幻

為什麼沈棟要寫作這樣一部回憶錄，以致於使自己遭到生命威脅？

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最初他是將其寫作視為給兒子的「禮物」，想要告訴孩子，媽媽段偉紅是一個什麼人、她為何會失蹤？後來他決定公開出版，是為了向中共當局施加壓力，以確認其前妻段偉紅的下落。（這個目的達到了。為阻止新書出版，失蹤四年的段偉紅露面給沈棟打了電話，轉告了當局的威脅之意）。此外，由於中共對香港民主運動的鎮壓，沈棟希望以這本新書，揭露一個正在對世界構成危險的政權。

這些出版動機都是對的。我們在此看到一個父親的拳拳心意，他對前妻的責任感，還有對曾經自由的香港所懷有的那份深厚感情。

然而我們會發現，沈棟的新書並非完全如海外媒體報導，只是一本揭露高層內幕的的爆料故事。他書中有不少篇幅講述個人的成長經歷，其中不僅有情節和故事，還有分析和議論。在敘述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時，他會涉及更深層的心理層面，在思考、質疑和探討。

這就說明，寫作此書，沈棟還有一個內心潛意識的需要，即自我認識，理解曾經的自己，探討自己所處社會的複雜性。這就如德國作家格拉斯比喻的「剝洋蔥」：在寫作時，一層又一層地展開，讓消失的記憶鮮活起來，用文字的回憶來顯示事件，證實自己在事件中扮演過的角色以及是非對錯。

在沈棟的潛意識中，有一個家族命運輪回的謎團。1949年，沈棟的祖父在上海的房子和家鄉的土地都被沒收，其律師事務所也被關閉。沈棟的父親被迫在饑餓和歧視中長大。到2017年，沈棟的兒子突然找不到母親了。雖然含著銀湯勺出生，但母親的失蹤對這個男孩的心理打擊很大。新書的出版，又使父子二人面臨生命威脅，需要請求英國警方的保護。

看起來，沈棟家族是有精英家族的遺傳密碼的。他的祖父是民國時期上海成功的律師，父親因是黑五類子弟被政治壓抑很多年，到香港後努力打拼，當上公司總經理，後回上海成為美國公司成功的推銷商。而喜歡時尚品味的沈棟，回國後在其長袖善舞、叱吒京城的前妻段偉紅的栽培下，也展示了他作為海歸金融專業人才的出色能力。

然而，為什麼這樣一個精英家族的祖孫會遇上相同的厄運？這是因為，七十年來是同一個政權在操縱他們命運的齒輪。這個家族的謎團與時代的變換息息相關：從消滅資產階級的毛時代，到鄧時代的經濟開放，再到習時代重回極左集權化。

因此，與其說此書是爆料，不如說是「剝洋蔥」。沈棟的敘事更像一個執著的探索，他在探索一個時代變幻的奧秘。

獨家從內部揭露高層攫取財富真相

似乎沒有多少人像我一樣注意沈棟的自我認識。有讀者埋怨此書嘮叨個人經歷太多，沒有儘快進入他們急切想獲知的中共高層內幕。終於在第四章，此書的女主人公——即將和沈棟共結一段姻緣、並肩合作謀取財富的段偉紅姍姍出現了。

毫無疑問，《紅色賭盤》一書的中心是段偉紅與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及夫人「張阿姨」的關係。在此書中，沈棟回憶了段偉紅與當時中國政治一些頂層人士的私人會面，包括王岐山、習近平和其妻彭麗媛。

沈棟第一次見到惠特尼女士 （段偉紅的英文名），是在2001年冬天的北京。當時沈棟已離開美國公司，與人合作創業失敗，只得回到上海，住在父母的房子裡。這位海歸對中國現實有點水土不服，只好閱讀孔子、孟子和南懷瑾打發時間。一個每天創造多少個億萬富豪的中國，正高歌猛進地從他身邊流過，他卻只能望著。

段偉紅的出現似乎是沈棟的夢中奇跡。儘管在中國已待了六年，喜歡泡酒吧，有過一些模特兒類的女友，但沈棟從未見識過如此獨立、如此精明強勢的中國女性。他形容第一次見到段偉紅的情景：「她穿著香奈兒套裝和愛馬仕包，傳達了一種富裕和成功的形象，在尋找一條新的道路。」

於是沈棟的人生翻開了新篇章。就像一位循循善誘的導師，段偉紅帶著沈棟進入一個常人無法窺探的隱秘中國，那裡面的人物，大都是沈棟平時只能從媒體上看到的。終於，在溫家寶夫人張蓓莉的首肯下，兩個有共同人生追求的人結了婚，成為生活與商業夥伴。此後段偉紅不斷調教海歸沈棟，告訴他，要在中國做企業賺錢，必須迎合共產黨的利益，即必須與體制結盟。

功夫不負有心人。2012年10月26日，《紐約時報》記者DAVID BARBOZA發表了報導《總理家人隱秘的財富》，文中提到：溫家寶擔任領導職務期間，他的親屬變得極為富有，掌控了價值不低於27億美元（約合170億元人民幣）的資產。報導也提到，與溫家寶親屬合作的段偉紅也大富起來，其泰鴻公司購買了平安保險3%的股份，5年後市值飆升為37億美元。

這對平民夫婦獲得了如同天文數字般的財富。沈棟在書中，將之歸因於他們的才幹加上機遇。其實，這些成功都離不開張阿姨（溫家寶夫人）的參與。段偉紅最大的能耐是：把一個大國宰相夫人拉進生意夥伴的飯局，出面為他們背書。頂著宰相的光環，少有人不給他們的生意開綠燈。作為回報，張阿姨獲得每個合作專案30%的利潤。

溫家寶家族的朋友為此辯護說：「在高層領導中，沒有哪家沒有這樣的問題。」按照沈棟的看法，溫家因為是平民出身，總理本人並不直接介入，所以做生意賺錢的規模遠不如他人，而其他高層權貴與紅二代的巧取豪奪更為瘋狂。

在沈棟筆下，賈慶林不放過任何一個發財機會，賈妻從事過最大走私活動，其女婿控制茅臺生產。江澤民也不避嫌，派人對兒孫的商業生意施加影響。鄧小平家族後代也依靠權力關係獲得大量財富，如鄧的外孫女所創辦的西藏水資源公司，獨家壟斷高鐵瓶裝礦泉水的供應。

由此我們看到沈棟的貢獻。他是第一個從中南海內部，以具體的情節描繪，講述中共高層攫取財富的真相。他讓我們看到，中共的每一層官員都是官官相護，大做錢權交易的。

《紐約時報》曾發表報導《總理家人隱秘的財富》，文中提到溫家寶擔任領導職務期間，他的親屬變得極為富有。（溫家寶夫婦）

興盡悲來，鎮壓維權人士後輪到民營資本家

獲得了做夢都想不到的巨額財富，沈棟夫婦曾一度不能自持，他們奢侈鋪張，揮霍炫耀到癲狂狀態。例如，買1500萬美元一顆的彩色鑽石，戴50萬美元一塊的瑞士名表，開豪車還花20萬美元買象徵身份高貴的北京車牌。這種炫耀性消費，一方面是心理學上的自卑補償思維，另一方面，在拜金攀比風氣濃厚的紅色貴族圈子裡，炫富有著能吸引更多機會的目的性。

但沈棟畢竟是受過西式教育的。即使在得意忘形之際，他也知道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不正常的。資本家需要發言權，需要公正的司法體系來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權。既然西方的有錢人都參與政治進程，沈棟也在前農業部長孫政才安排下當上北京政協的港澳代表。段偉紅還為清華大學的項目捐款，以培養未來的領導者，借此編織校友關係網。

當時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批評，沈棟等一些既得利益者大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顧。他們認為西方只看到中國的陰暗面，其實中國的一切都很好，自己的致富也在推動中國的巨變，正在往資本主義狂奔。

就在沈棟夫婦心醉神迷地享受財富與社會榮譽之時，2011年2月，包括總理溫家寶在內的中共當局，對民主維權人士展開大規模的打壓行動。幾百人遭到強迫失蹤、逮捕、軟禁、監視及暴力威脅。這些人權抗爭者前赴後繼的犧牲，對沈棟和他的那個花天酒地的富豪世界來說，是不值得理睬的。

興盡悲來。2012年新的領導人習近平上臺後，這些自認為與中共合作很好的民營資本家也不太被容忍了。沈棟等政協委員在會議上被警告：別指望中國政協會成為西方式議會。北京撕下所有偽裝，習近平的選擇性反腐更令人膽戰心驚，沈棟的北京機場專案的合作者李培英被判死刑。風向變了，民營資本家已成中共的威脅。沈棟的祖父曾在中共解放上海時被沒收財產，沈棟也聽說過六四鎮壓，親眼看到第二故鄉香港失去自由，知道共產黨隨時可以翻臉，逐漸萌生了轉移財產、離開中國之意。

沈棟認為，如果不是習近平的親屬同時被報導斂財，溫家寶家族在財富被揭露後，可能不會這樣輕易過關。因為溫家沒事，作為溫家「白手套」的段偉紅不願聽從沈棟勸告，她離了婚獨自留在中國，之後被失蹤四年。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沈棟談他的感悟：「中國究竟是誰的？現在，我意識到它是被『紅色血統』掌控的。」中國富豪企業家們就像「超級工薪族」，為真正掌控中國的紅色家族服務。

尋租中國：海歸民營資本家被始亂終棄

把自己這一類在中國大發橫財的富豪稱為「超級工薪族」，這位海歸似乎有點矯情，有點被始亂終棄的怨婦口氣。涉及到對自己的評價，沈棟的認識盲點就出來了。他認為，中國政策從右變左，只有到習近平時期才「最壞」。在他看來，江胡時代是資本主義風生水起、官商發財的黃金時代，種種「權力尋租」都沒什麼大不了的道德問題，只是灰色區域沒有違法。段偉紅甚至誇張地說，她連屍體都是乾淨的。

不但不覺得自己在中國所做的「有什麼羞恥」的，沈棟夫婦還覺得自己的成功是由於超強的判斷力和執行能力。在為中國企業家群體辯護時，沈棟說他們在幫助國家擺脫貧困。但是，中共總理李克強舉出了一個確實的數字：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左右」。而沈棟夫婦卻經常光臨北京星級餐廳，一道魚湯就價值1000美元。在巴黎的古老餐廳和恒大許家印等人的一次晚宴，光買頂級的法國葡萄酒，沈棟就花費十幾萬美元。

事實上，在資本逐利的貪婪本性支配下，不顧六四的血跡未幹，西方資本家和港商台商爭先恐後、不擇手段地湧入中國淘金。他們放棄人權原則，不惜損害本國經濟，丟下本國的失業者，前去與狼共舞，

在錢淹腳目的中國盛宴上，竟然有6億低端人口人被落在貧困線下，無法享受最起碼的教育和醫療資源，而海歸和民營資本家卻和中共利益集團結盟，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利用低人權優勢賺大錢。在致富過程中，他們成了中國制度的擁躉，與中共一起創造了所謂的「中國模式」——名列世界上最腐敗國家榜首。他們支持中共成為最大經濟體之一，成就了強國霸業，從而對文明世界構成最大的威脅。

就沈棟夫婦和溫家寶夫人攜手致富的情況來看，這是一個典型的「權力尋租」例子。權力尋租是指：政府官員或其他掌權者利用自己的權力或影響力，為他人獲取不正當利益的非法行為。在中國法律中，這種行為與濫用職權罪與受賄罪聯繫在一起。

沈棟夫婦與溫家寶夫人張蓓莉合夥做生意項目，他們一無資金、二無高科技新技術，憑什麼空手套白狼、撈得盆滿缽滿？他們唯一能拿出來的資本，就是總理溫家寶的權力。不管總理本人是否介入，其夫人及其白手套已經利用他的權力，作為一種攫取利益的工具展開尋租活動。沈棟的書中有不少例子說明，政治權力是怎樣被用來換取利益的。例如，孫政才在順義做黨委書記時給了段偉紅一塊地，而段偉紅和張阿姨商量確保孫政才獲得提拔。結果，在溫家寶的支持下，孫政才於2006年成為中國的農業部長。

沈棟認識不到「權力尋租」的違法性質，認識不到尋租行為對正常市場運行的破壞，造成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的惡果。這是因為，他在香港和美國求學所接受的大都是右翼經濟學理論，如放任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等，很可能忽略了亞當斯密、密爾、卡爾．波蘭尼、英國社會自由主義、美國進步主義等諸多思想資源。按照《正義論》一書作者羅爾斯的觀點，脫離了公平的社會制度，那種認為自己憑藉一些特質就配得到更多財富，是無知和傲慢的。

對於一些中國民營資本家來說，他們因與官府勾結而發財，因此並不想要徹底改變中國現行體制，只是與沈棟一樣，希望中國能有一點保護其財產權利的法治。然而，這點財產權不會從天而降，是必須通過改革整個制度才有可能實現的。

無論如何，沈棟的新書描繪了一部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共高層腐敗的風俗畫，放映了一部跌宕起伏、精彩紛呈的時代連續劇，讓人們認識到，資本雖然貪婪但不是那麼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些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如巴爾扎克所說，在他們每一筆巨額財富後面都有深重的罪惡。

※作者本名莫莉花，湖南邵陽人。畢業於北師大中文系教師進修班。原邵陽師專教師。1989年因學生運動被判三年。出獄後流亡香港任編輯。現在瑞典教育機構任職，兼自由撰稿人。出版作品：《人權之旅》、《山麓那邊是西藏》、《瑞典森林散步》。主編《達蘭薩拉紀行》。有大量文章見於海外報刊。獲紐約「萬人傑文化新聞獎」，香港「人權新聞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