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劍事件的表與裡

日前，湖南的一名大學教師李劍在網上發文，半年前，他因課堂風波與校方產生曠日持久的爭端，現因心力交瘁，在校教工群組發表聲明，認輸退場，為爭端畫上一個不圓滿的休止符。

今年四月，李劍在給學生上課時，因一句「日本人精益求精」，被一李姓學生拍桌罵娘，後被檢舉言辭不當，其後，李劍被校方停課發配到圖書館工作，成为近年教師因言得咎的又一案例。

應該承認，課堂中所講的「日本人精益求精」是符合事實的，根據韓國學者李御甯的研究，日本存在一種縮小意識，廣泛滲透在文學、藝術和技術等領域，從俳句、枯山水到模型、日本製造都存在在形式和內涵上追求精緻和精巧的特質。當然，檢舉聚焦是政治化的個人傾向，其準繩不是內容是否符合事實和常理，而是傾向是否踏入了權力的禁區。

日本在近代成為民族情感的他者，近年日益強化的國恥教育中，只要和日本沾邊的正面表達，極易成為民族尊嚴的意欲抹殺的反面教材，在這樣的觀思維座標中，稱日本精益求精，暗示其屬於值得中國效仿的榜樣，間接被解讀為對國家權威和文化自信的消解。

窒礙的公共討論

學生對教師授課內容不認同當然可以公開討論和評斷，但應該奉行以理服人的說理邏輯，而非奉行權力自上而下的鉗口思維。檢舉教師事件裡，讓人不寒而慄的地方在於，面對異見的處理方式，習慣於借由舉報封口而不是透過說理的方式補充或反駁。本次事件中，學生本能地選擇拍桌罵娘，折射出空有一腔發達的民族自尊心，缺乏一種說理的習慣而訴諸非理性的方式，更根源的因素在於中國輿論生態每況愈下，公共話語理性嚴重匱乏。

應該說，以排斥異己和武斷歸類的方式來敵視與自己見解不同的人，判斷的重心放在發言者的意圖、身份和背景上，無法理性思考問題本身，一言不合就檢舉已成為風潮。事件因果鏈條中，檢舉者看似是原因，其實也同時是這種環境下的受害者，同時在不知不覺中幫助強化這種易激惹的公共話語環境：一般情況下波瀾不驚、本分守紀的學生，一旦聽到某些逆耳之言，排外或者怨恨的情緒就可能會被喚醒，任憑素樸的民族情感驅使，切換到大義凜然的鬥爭狀態，民族主義的野火進入高風險多發期，隻言片語就有可能迅速演變為一場風暴。

言說中，事實和邏輯變得無足輕重和無關緊要，立場和國籍被拔高到無以復加的地位，討論旨在捍衛永恆不變的國家立場，而不是共同探尋真理和共識，對不認同的言論即會對發言者貼上諸如吃飯砸鍋或崇洋媚外的標籤來因人廢言。

檢肅的土壤

單憑學生的檢舉並不能直接導致涉事教師的遭遇，檢舉揭發需要與相應的環境和形勢配合，如果扯虎皮做大旗，把問題高度上升到民族尊嚴議題上，迎合當局的方向，則大概率會使涉訴者遭遇懲罰。當局利用這些舉報者以其舉報造成的輿論影響，使得官方正統話語和大眾反應擬合，迫使其他教師進行更多的自我審查以自保，以此強化意識形態控制。

而中國則將學校與媒體對標，認為培養什麼樣的思想價值觀和思想方法的學生關乎國家安全，將學校視為負責育人的准宣傳部門，近年更中國強化學校意識形態責任制，把課堂視作敵我無聲較量的所謂意識形態陣地，透過追責問責機制懲戒違背政治規矩和政治紀律的不當言論。

幾乎所有的爭議言論被檢舉後，當事教師即陷入刀俎魚肉的窘境，只要接到學生舉報，教師就被上級預設有錯，無可辯駁，只剩下由上級定奪錯誤的名目。上級領導和主管部門也形成甯左勿右的思維和行事惰性，面對言論爭議，處理了比不處理更安全，以免被說成是政治紀律淡漠、意識形態責任制度執行不嚴。

本次李劍事件中，既不允許涉事教師查看課堂錄影，也限制教師申辯，任憑行政人員基於權力的標準審查學術問題並做出停課決定，查不出政治問題，也要定一個導向問題——在課堂上不能較好地引導學生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此前數年，官方用民族主義對沖自由主義，持續的壓制之下，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群體逐步退場，不斷得到正回饋的獵巫沒有就此止步，檢舉和鬥爭的邏輯和慣性仍在繼續，會進一步矛頭對內，繼續揪出所謂的兩面派、理中客、恨國黨。

刺耳的聲音不見了，平凡無奇的表達也成為下一群箭垛，言論不當的標準也越來越低，七年前的此時，《遼寧日報》發表了一篇彼時引起頗多討論的編輯部文章《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稱大學課堂上教師眥必中國，反映出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嚴重問題，而在如今狂飆突進的時刻裡，已經無法通過小心翼翼和莫談國事來自保，即便不講中國也可能成為舉報的物件，因為無辜的文字中也可能被解讀出包藏的禍心，而深文周納的檢舉者還未必是建制的學生資訊員，在當下的全面審查以及中外關係深刻調整的情勢下，講臺下任何一位學生，都有可能主動成為體制的代理人。

從萬馬齊喑退步到十面埋伏的環境中，信任赤字積重難返，具有社會正義感或學術責任感的教師面對的風險越來越大，教師的生存指南將變為照本宣科，傳遞教條而非真理，面向規矩而非知識，堆疊正確的廢話以避險，課堂管理遵循的不再是基本的教育規律，而是飄忽不定又不容分說地民族情感，為了保全自己，不讓自己成為動輒得咎檢舉風潮下的犧牲品，每個人不得不把「不當」的真實想法隱藏起來，戴上政治正確和文化自信的假面面對學生和上級，從階級鬥爭切換到恨國－崇洋－辱華鬥爭，中國又進入假面的年代。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