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北金三角地區因高山大河交錯，國家行政管理鬆散，邊界不明，容易成為離散人群穿梭往來的通道和暫居的避難空間。周遭國家如中國、緬甸、寮國等發生動亂或內戰時，受波及的災民就沿此通道到泰北避難。一波波的離散人群聚匯在此地，不但添增了多元族群的色彩，也給這些人喘息的生存空間。以雲南華人而言，從一九四九年逃出來的國民黨士兵，文化大革命時逃出來的知青，直到現在的異議分子，都拼湊成這個巨幅圖案的片綴。小陳的故事，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初次認得小陳，是在二○○五年的夏天。那年七月我初到美弘村，住進黃先生的工廠宿舍時，幫我們煮飯的林阿姨就很興奮地告訴我：「一新中學新來了一位年輕的國文老師小陳，書教得好，又多才多藝，很受學生歡迎，你可以找他聊聊。」我循著林阿姨提供的地址，找到小陳在路邊樓上租的房間，就和他聊了起來。小陳看來很年輕，只有二十多歲的樣子。他的房間布置得很簡樸，但架設了水彩畫的畫架，還有一些放大的照片。看樣子他喜歡藝術方面的創意工作，難怪會受學生歡迎。

小陳告訴我他是江西九江人，父母親都在市區工作，是中小學教師，是家中獨子。他從小成績就很好，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順利考進九江最好的中學。原本他以為可以順利讀完中學，考上好大學，畢業後繼承父母親的教育工作。不過，高三那年，即一九九九年，學校突然發出一個公告，規定學生要繳交一筆課外活動費，理由是很多學生放學後還留在學校，使用各種設備，增加學校開支。小陳認為這個規定不合理，因為並非所有學生下課後都留校，沒有理由將負擔強加在每個學生頭上。為了反對這個規定，他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學校布告欄，引起很多師生的討論。

不過，此時正值中國官方推動行政體制改革，許多地方被解僱員工發起抗議、示威的活動，這張大字報便引起公安機構的注意。小陳的父母從工作管道得知小陳可能因此被捕，所以勸他閃避到外地，躲開這陣風頭。小陳聯絡上他在雲南昆明的初中同學，前往投靠他，那位同學是做翻製盜版光碟生意，因此小陳也開始跟著販賣盜版光碟。他在昆明住了三年，認識了很多做小生意的朋友。從這些朋友中，他得知雲南和老撾、緬甸的邊界都很鬆散，隨便就能跨越，是一個出國的機會。他也聽說泰北有很多華文學校，缺少適任教師。以他的程度，應該很容易在當地找到教職。

於是，小陳仔細蒐集了一些跨境到緬甸的資料，就擬定了一個出國計畫，包括在黑市外匯市場換了些緬幣和泰銖，目的地則是泰國。他從昆明出發，打扮成觀光客的樣子，搭了兩天的公共汽車，到西雙版納的景洪市。在景洪他又打聽到前往緬甸的路途，確定風險不大後，就帶了簡單的行囊繼續往南走。為了避免引人注意，他就一路玩下去，到處拍照，十足像個觀光客。一個星期後，當他看到南洛河時，小陳知道他已經跨過國界，進入緬甸。緬甸東北角這時幾乎是一個無政府地區，所以小陳可以大搖大擺地公開行動。他繼續往南走，朝向泰國的邊界前進。在接近泰國邊界處，他攔下了一輛摩的（用摩托車後座帶客人的交通工具），請摩的帶他到泰國。摩的很快就帶他駛向泰緬邊界的邊防檢查哨。這時小陳掏出一張淺紅色的百元泰銖拿在手上，同時請摩的駕駛減低速度。他一面揮亮手上的百元鈔票，一面向檢查哨的軍人招手。等到他和這位泰軍照面時，小陳將這張紙幣拍到軍人手中。雙方相視一笑，小陳就進入了泰國。其實小陳的故事並不新奇，我在美弘訪問了多位新近從緬甸到泰國的跨境移民，大多都有相同的經驗。

二○○六年七月我又回到美弘村。想到小陳，我就到他租賃的房間找他。門是鎖的，房東小段告訴我小陳已經離開美弘了。他不知怎麼弄到了一個泰國的身分證明，變成了泰國華僑，考上廣州中山大學，回去讀書了。我說，可惜這裡的學校少了一位好的國文老師了。小段回說其實也沒那麼糟。小陳在離開之前，就安排他的父母從江西如法炮製地經雲南來到泰北，現在就在一新學校教書，補上小陳的缺，也解決了教師不足的問題。

小陳的故事說明了鬆弛邊界的流動現象，在這裡國族身分似乎得以輕易轉換。然而，認同是否也會隨著時空的跨越而改變？這些現象與疑問是金三角地帶的特色，也是美弘村民的生命經驗。令我不禁思索，在新興的全球化社會中，原有的民族國家如中國、泰國對於離散人群到底具有何種意義？他們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變或不變？是在何種情況可能生變？當美弘的雲南華人跨國遷徙時，他們一定感受到不斷變化的時空維度。我們可以繼續提問：他們在泰國定居下來後，如何適應這個劇變的全球布局？

一九四九年雲南華人離開中國時，他們的故鄉正飽受戰爭蹂躪與社會動亂。然而，鄉愁在他們心中昇華，並將之理想化為一個正統的儒家世界：社會秩序井然穩定，人們恪守共同的道德標準與原則。為了維護這個理想的文化傳統，他們穿越緬甸，繼之來到泰國定居。這些第一代移民相信，他們在泰國北部建構的理想離散人群社區，只是暫時性的過渡。當全球反共熱潮轉而有利於他們時，他們將拋下一切，為祖國再造正統文化。

只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全球社會與政治發展遠不如他們的預期。他們心目中的正統中華文化早已不復存在，絕對不存在於中國大陸，也不在臺灣、香港或任何其他海外華人社區。事實上，冷戰時代的結束，意味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正從全球撤退，反共浪潮也就成了明日黃花。這也使得由第一代移民在後現代世界中創建的雲南華人社群更為邊緣化，不僅在地理上位處邊陲，在多元的泰國社會中，甚至廣大的華人社群中，如此一個文化想像僵化的少數離散人群社區，都顯得格格不入。

跨國世界裡的民族國家

如果二十世紀可以被定位為「現代化的世紀」，那麼二十一世紀毫無疑問可說是「全球化的世紀」。在這個新世紀中，我們見證了全球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秩序的重組。在現有族群與民族國家的疆域中，那些新的時空劃界及古老地標逐漸消失，已經引發了新的衝突（諸如在前南斯拉夫蟄伏已久的民族衝突和舊有敵意伺機再現）或機會（如後冷戰時代展現超越意識形態和地域分歧的人口遷徙現象、以及擴大國際合作）。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原則下，新興全球化市場挑戰了傳統民族國家、國家主權與族群意義的觀念與分界。這些發展也使得學界對離散人群、跨國主義和新興全球化現象的研究關注大為提升。

人類學者對於全球化的問題有其敏感之處，因為其擅長進行田野研究的地方社區，往往位處在一連串全球性變動事件影響的最前線。一如英達（Jonathan Xavier Inda）和羅薩多（Renato Resaldo）所說：「當今世界正經歷一次又一次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等相互依賴關係上的加速運轉。這是一個在資金、人員、貨品、影像，以及主、客體意識形態等方面都快速流動的世界，總之，即使是跨越地球表面，在最偏遠的地區也能與城市中心聯繫……，這意味著一個十分重要，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重新排序。」

許多學者認為，離散人群社會的存在會激發民族主義的抬頭，進而引發族群對立的緊張局勢，因而提高可能的政治動盪與衝突，特別是在移民與他們所寄居的主流社會之間。不過，另一些學者則指出，離散社群的存在也可能為新環境引進諸多的潛在益處，例如，形成一個新的多元文化社會。族群多樣性已被證明能增加移居社會的自我更新與文化再生的可能性。此外，離散人群社區還擁有形成跨越地域或國家界線之網絡及渠道的能力。例如，艾斯門（Milton Esman）和王愛華（Aihwa Ong）都將東南亞華人離散人群的成功，歸功於其固有的社會文化特質，特別是他們靈活運用資本和資訊，得以提升社會流動性的能力。那麼，我們可以想像，這些雲南華人生活在彈性與寬容的泰國社會，是否同樣能夠推動跨區域的貿易，乃至提升其勞動力及資本和訊息的流動呢？

我對各種不同地域環境中的人類行為感到興趣，因為他們的故事能提供最好的佐證，說明雲南華人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如何能以類似的同理心、參與感和有效溝通來重新定位自己。例如，第二章曾提到，最早在泰北研究雲南華人的人類學者安．馬克斯韋爾─希爾，將此地雲南華人的成功適應歸因於其故鄉本就具多元文化的傾向。同樣的，美國華裔人類學者王愛華觀察東南亞華人的成功，認為：「華人企業家不僅是牟利而已，他們還獲取一系列的象徵資本，有利於其自我定位、經濟談判，以及在不同地區的文化接受度。」

除了很能適應地方多樣性之外，我還想進一步探討雲南華人如何將其生活嵌入全球化的架構之中。例如：他們是否代表一種原初型的跨國社群，亦即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自願遷徙跨越傳統的民族國家邊界，策略性運用有形與無形的資本，以適應全球新秩序中的社會文化條件？過去研究華人移民的人類學者已經確定一些有利於跨國流動的關鍵因素，如語言、族群和通婚等。除此之外，雲南華人還有什麼其他類型的人際關係可以運用？反之，如果族群認同和民族國家的公民身分只是在全球化場域中可資運用的手段，隨後即能恣意拋棄，如此雲南華人在這混沌的世界裡該如何自我定位？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雲南華人為了滿足歸屬感和情感依戀的深層需求，又會開展或擁抱何種個人身分認同？他們將如何判斷眼前與往後的生計方式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