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公投案裡，「公投綁大選」是一項模擬兩可的立法原則創制公投案。如果擔心選舉投票日會投票投到天荒地老，那就蓋「不同意」；如果認為公投綁大選可以節省經費，讓更多人參與公投，那就蓋「同意」。一旦「公投綁大選」過關，台灣人剛好趁機檢視《公投法》的立意與本質。

試想一個狀況，如果這四項公投案跟2020年的總統大選一起合併舉行，除了投開票投到天荒地老以外（這是技術問題，其實可以解決），會出現什麼狀況？如果依蔡英文後來的得票，跟四大公投案現在的民調支持度，就會出現蔡英文當選總統，但是公投投票結果卻是「核四必須重啟」、「三接不得執行」、「萊豬不得進口」的狀況。

換句話說，台灣人用817萬史無前例的高票選出一個總統，卻要求她執行好幾項極為重大、且她完全反對的政策，如果這些政策最後出現差池，應該由誰負責？是總統選舉的授權大，還是公民投票的結果大？如果蔡英文拒絕執行這些她不支持的政策，又當如何？

事實上，如果證諸過往的案例，台灣選民通常不會理性地將人歸人、事歸事，而是把投「人」跟投「事」混淆；因為「支持」這個人，所以也「支持」支持她的政策；因為喜歡韓國瑜，所以韓國瑜支持的七項公投案全數過關；當然也可能因為喜歡蔡英文，所以反對她所不支持的公投案。

只是，公民投票理應是要補代議政治的不足，當選民根本搞不清楚公民投票的問題以及影響，完全聽任政治人物或政黨發號施令，甚而帶小抄進投票所時，這樣的公民投票意義何在？2018年通過的七項公投案就是例子。直到現在，極少數選民知道他們投了什麼？他們不瞭解刪除《電業法》那幾個字的效力何在？更不清楚明明自己好像已經「不支持同婚」了，為何同婚專法依舊過關？

當代民主幾乎全部都採用「代議民主」，是因為一般民眾無法花大量的時間去瞭解政策的良窳、後果以及長遠影響，所以選出公職（代議士）來幫他處理公共政策。代議民主當然可能會失靈，但透過定期改選的機制，多數可以有效監督與彌補。台灣的現況是，在《公投法》調降門檻之後，人民擁有輕易超越法律的權力，加上人民透過公投做決定時，不斷受到政黨、政治人物及公投主文的正面論述引導投票，使得公投很容易成為政黨營造聲勢、鬥爭政敵的工具。

公共政策從不只是價值的選擇，而是利弊得失的取捨，但取捨是一種複雜的專業，通常不是公民投票這種是非二元的題型可以解決。例如，「每年降低1％火力電場的發電量」很好，但你願意因此忍受偶爾的缺電之苦嗎？禁止日本福島食品美國萊豬進口非常爽，但等到別的國家制裁你的時候恐怕就笑不出來；而如果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可以因政黨輪替或公投被推翻，那憑什麼說服其他國家讓台灣加入CPTPP？別的國家難道不會認為：就算讓台灣加入了，會不會因為公投隨時推翻本來的承諾？

所以，「公投綁大選」過關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一旦通過，立法院勢必要面對這明顯偏低的成案與通過門檻，重新思考《公投法》的制度缺陷。用500萬張公投票否決800萬張選票支持的總統政策，將造成公投的正當性危機，也會衍生台灣的民主危機。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