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對衝突已有更廣泛的認識，但我依然不解的是，應該不能鼓勵暴力的僧侶，是怎麼將如此挑釁的辭令合理化。威拉圖在二○一三年與我們碰面時表示，他從來沒有鼓吹對穆斯林施暴，他是用他的講道來「鞏固佛教」。但在他將穆斯林他者化──由聲望這麼高的僧侶進行這件事，影響勢必加倍──自馬提達推姦殺案發生這麼多年來，他與那些以捍衛佛教之名對穆斯林下手的暴民之間，真的沒有任何關聯嗎？

我問了帕摩迦（U Parmoukkha）這個問題。這位僧侶在緬甸中部一個「只住佛教徒、對其他宗教認識不多」的村落長大，已成為種族宗教保護聯合會最高權力圈子──中央委員會──裡的重要人物。他似乎已和權威機構建立密切關係，網路流傳著他和警方開會商討穆斯林被控傷害佛教徒案件的照片。註104每逢聯合會集會，他會上講台對數以千計的群眾致詞。但他也常批判聯合會與聯邦團結與發展黨過從甚密，這似乎為他們運動的特性提供平衡，使它不單是緬甸保守政治勢力遂行意志的工具。

跟很多人一樣，若開邦年輕女裁縫師遇害一事，讓他驚覺必須更密切審視伊斯蘭的教義。「直到那時，」他說：「我才開始了解伊斯蘭的歷史，以及許多佛教國家是怎麼轉變成伊斯蘭國家的。」

「穆斯林從小受極端思想訓練」

我是在一個炎炎夏日前往仰光北郊的馬圭教理佛院（Magwe Pariyatti Monastery）拜訪在那裡擔任住持的他。佛院占地遼闊，建築從筆直的道路旁退縮一段距離，路邊樹立的柵欄和門被用來做曬衣架，掛了數十件番紅花色的袈裟。帕摩迦是在二○一二年六月的混亂後用功研究伊斯蘭的。從那些書籍中，他已經了解，伊斯蘭是東征的宗教。

且以印尼為例。佛教在二世紀抵達印尼，而從七世紀到十三世紀，那是佛教在亞洲的輝煌年代。但在那之後，伊斯蘭來了，佛教不到百年就衰退。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若開邦布帝洞。

我問他怎麼看待兩百年前基督傳教士成功讓緬甸最北部和最東部的社區皈依。民族主義的怒火為什麼不會燒向那些人呢？他說他也擔心這個，但基督徒不具有穆斯林那種施暴的本領。他彷彿認為那是與生俱來的──要當穆斯林，就是要有侵略性。

「基督徒沒有想稱霸全世界，讓全世界都變成基督徒，但穆斯林從小就在清真寺接受這種極端思想的訓練。多數穆斯林都受這種影響。」

「沒有所謂激進佛教徒」

他從板凳底下抽出一疊海報。其中一張是一位年輕女性佛教徒鼻青臉腫還帶血漬的照片。帕摩迦認識她，她在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於仰光博德唐區（Botataung）遭到兩名穆斯林男子攻擊。她太窮，上不了法院，所以他協助她控告那兩名男子。我問他為什麼要給我看那張照片。「有人對她暴力相向。攻擊者和被攻擊者毫無瓜葛；無辜的女性遭到她根本不認識的人攻擊。」

這聽起來有點像隨機攻擊，但在那種充滿懷疑的氣氛下，不再有隨機這件事。究竟發生什麼事？捲入事件的雙方有何關係？一切都不清楚。對我來說，那也無關緊要。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他怎麼解讀，因為那顯露了在緬甸民主轉型所引發的焦慮漩渦中，新的「事實」是如何代替「真相」，進而創造一種全新的模式來理解像這樣的事件。

帕摩迦身子前傾，說得慢條斯理，字字清晰：「那是激進主義。」我愣了一下。那佛教徒在街上攻擊其他佛教徒的事情又怎麼說？

佛教教義教導我們不可傷害其他人。所以製造傷害的人並未遵循佛教教義。沒有所謂激進佛教徒。我不知道那些自稱佛教徒而後攻擊別人的人是暫時信奉佛教，還是根本不信。

他這番話似乎意指佛教徒有某種開關，只要犯下違反信仰神聖性的行為，他們就可以踏出宗教的規範之外。這與他們對穆斯林施暴的說法呈現鮮明對比：穆斯林施暴是種天生、不變的邪惡；那是穆斯林的核心，因此無法根除。這可部分解釋那些宣揚「穆斯林是威脅」的人，為何不將穆斯林的個人行為與其族群脫鉤；對佛教徒來說，穆斯林的行為被認為是為了自己的族群效勞。馬提達推遇害一事，和之後流傳對該事件的詮釋，似乎都刻意凸顯了這樣的關聯性。

佛教徒為何會行兇？

每當有不熟悉緬甸衝突的人開始深入了解這個議題，最困惑的莫過於佛教徒行兇的概念，因為那與佛教充滿理想、崇尚和平的說法背道而馳。正如伊斯蘭常和暴力連在一塊兒，佛教給人的刻板印象恰在另一個極端。所以乍聞僧侶這麼激烈的言詞與追隨者的種種行為，我們都不免震驚，甚至遠勝於聽聞穆斯林做出類似行為時所帶來的震驚。以上凸顯了一個我們自知有過的習慣：將遠方的信仰系統和文化精簡化，將人民歸入一個靜態的分析單位，賦予經挑選過的特性──包括好的壞的──以更容易解釋和理解異國風土。

由於我們經常簡化民族文化與宗教信仰，這麼一來，便會失去其中所有的微妙之處和客觀性，這嚴重損害了我們對佛教徒行為（有時以佛教為名，有時不然）的理解。我們還會用一種不正確的基本論述來調和我們的驚訝：這些人已棄絕佛教教義，另闢蹊徑。但佛教歷史其實和其他所有宗教都一樣，也有浴血征服的過往，從昔日日本禪宗到今天緬甸的僧伽皆然。在當代斯里蘭卡，僧侶也唆使對穆斯林發動攻擊，其理由有著驚人的雷同之處：保護信仰。一如其他宗教，當佛教部署暴力時，它會自詡為正義之師，是為了確保永續生存而打的一場「正義」之戰。

但二○一二年及之後的事件該歸屬「佛教暴力」，抑或是民族主義表現中一項基本要件呢？這很難說，因為那些試圖將「支持攻擊穆斯林」合理化的人，它們心目中的民族，已經和這種信念緊緊糾纏在一起了：你不能和他人不一樣。儘管如此，我仍想要問帕摩迦，一名佛教徒是否有可以施暴的正當理由；又或者，當一名佛教徒的行為與佛陀提倡的和平、行善相抵觸，自己對宗教的威脅會不會比伊斯蘭更大。住持對這個問題顯然覺得不自在。經典裡沒有任何說法可讓暴力合理化，他如此回答。但稍微遲疑片刻後，他繼續說：「當佛教來到滅絕邊緣，或許可以使用暴力。要是沒有佛教，就會有更多暴力，情況會比現在更糟。」

他說，佛教在緬甸尚未瀕臨滅絕，但已飽受威脅。他描繪了佛教淪亡後可能上演的末日劇本。「在佛教裡，所有搶劫、所有殺戮都被視為惡行。因此如果佛教不復存在，便可能出現這些行為並不邪惡的想法。到時就沒有人教導那些是不好的了。」若是如此，若是佛教教義蘊含的價值觀崩壞了，那些搶案、那些殺人案，便看似可以接受，於是社會將急遽惡化成無政府狀態。因此，當暴力可以防止更大的暴力──他解釋道──為了維護教義，某種意識形態的追隨者若脫離或公然違背了教義，是可以賦予他們正當性的。在緬甸，宗教認同與民族認同有共生關係，威脅一者就是威脅另一者，因此大大提高了急迫性，也讓人們有正當理由採取更激進的保衛方式。正是同樣的理由，在十九世紀驅使一群又一群僧侶攻擊英國軍隊。他們的訴求是讓佛教重回緬甸社會的核心地位，因為只要如此，便能重建緬甸社會最重要的和諧特質。

那似乎也是帕摩迦要傳達的訊息。但一如過去以保護主要宗教和族群之名逞凶為惡的暴民，這些僧侶似乎是在進行軍方數十年前即已開始的計畫：喬裝成團結的民族統一大計。歷史可能在緬甸如此脆弱的社會政治背景下重演──現在看來就在重演了──早在很久以前，種族宗教保護聯合會一再試圖詆毀的那號人物，就已經預言過了。

「心靈不革命，」翁山蘇姬曾在一九九○年警告：「那些在舊秩序裡製造不公不義的勢力將繼續運作，持續對改革和革新的過程構成威脅。」

※本文擷取自《羅興亞人：不被承認的民族，緬甸國族建構最危險的敵人》，馬可孛羅出版。

作者簡介

法蘭西斯‧韋德Francis Wade
專門負責緬甸及東南亞事務的記者。從二○○九年開始報導緬甸，並與流亡人士設於泰國北部的緬甸民主之聲（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新聞組織合作，之後更深入報導緬甸脫離軍事統治的轉型過程，及伴隨而來的暴力。他也為《衛報》（The Guardian）、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時代雜誌》、《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及其他媒體報導南亞及東南亞各地的消息。他現駐倫敦。

譯者簡介

洪世民
六年級生，外文系畢，現為專職翻譯，曾獲吳大猷科普著作翻譯獎，譯作涵蓋各領域，包括《大盜、英雄與革命者之路》、《伊斯蘭啟蒙運動》、《如何「無所事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