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在參選時，高舉的其中一項政策便是「落實轉型正義」。但是，在新的執政黨上任後，我們卻不免感到疑惑，如果蔡總統是認真的要推動轉型正義，為什麼上任將近一年，蔣介石的銅像仍然佇立在各級校園，以中正為名的街道仍是隨處可見，獨裁者的圖像還印製在鈔票上呢？這一切的推動不力背後，除了政府的誠意不足以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阻力是，和任何議題一樣，社會上總有拒絕改變的聲音。

「過去的事就過去了，現在管那些做什麼，我們要向前看。」、「經濟都搞不好了，搞什麼轉型正義？」、「正義轉型了還是正義嗎？」大眾對於轉型正義有各式各樣的不熟悉與誤解，進而造成了部分推動上的阻力。隨著時間流逝，求證的機會越來越少，歷史的真相也逐漸模糊，臺灣轉型正義可說是當務之急。但是，我們的政府卻還在等待一個大眾自行創造的「共識」。

試問，如果大眾能夠輕易地達成共識，轉型正義還需要交由政府推動嗎？這項責任之所以落在政府之上，便是因為轉型正義是一個必須藉由公權力的介入才能順利落實的世代工程。過去發生如此大規模的屠殺及迫害，現代的民選政府更應該以人性的價值及尊嚴為依歸，並帶頭做出抉擇，而非消極的等待「社會共識」的出現。面對這樣的議題，政策和共識應該像是兩隻腳，沒有絕對的順序，但只有一前一後的交互移動，才能往社會進步的方向前進。為了讓「共識」和「政策」能夠同時並進，身為高中生的我們認為，歷史教育會是很好的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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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國中歷史課本，第一章就開門見山地講述「歷史事實」和「歷史解釋」的不同：歷史事實是客觀的；歷史解釋卻是源自主觀看法。然後，進一步的透過各種題目與評量，不停強調面對歷史時「客觀」的重要性。是的，我不會否認，對於歷史這門學科，保有客觀理性的觀點，是不可或缺的能力；但是，強調理性客觀，將無可避免地導致學生在看待所有的史料時，都下意識地使勁將自己抽離歷史情境，以便找出一個「客觀」的看法。這樣的做法並非全然錯誤，但是，當討論回歸到「學生為什麼要學歷史？」此一問題，我們便不難發現歷史教育的目的是模糊的。

只學會背誦「客觀」史實

要求學生學習歷史，究竟是為了學會背誦「客觀」的史實，對史料瞭若指掌；還是為了在時代與制度的演進之中，看見公平公義的重要性，進而做出價值選擇？兩條路線沒有絕對的對錯，但是，當我們回歸義務教育的本質來討論，不難發現一件事情：國民教育沒有必要把所有人都教導成專業的史家，但卻有義務將自由與人權的概念傳達給學生。

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度的強調理性、中立、客觀，強制學生將自己抽離歷史情境，這必定會限制學生與歷史「共感」的能力。但是，這個總被我們忽略的「共感」所交織成的社會集體意識，卻是推行轉型正義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轉型正義又會是自由、人權與民主是否落實於社會的充要條件。

綜合以上，筆者試圖繼續追問的是，為什麼我們的教育要如此執著於「理性、中立、客觀」等檢視歷史的方式？這或許可以從人們對「立場」的想法開始討論。

在教學的場域中，老師們總是被要求，不可以在課堂上顯露出自己的立場，任何的議題都應該要「公平」、「正反並陳」地對待每個觀點。這個要求乍看之下似乎頗為合理，但仔細一想卻會覺得破綻百出。難道課堂上在討論同性戀議題的時候，老師必須闡述歧視同志的人的立場，且不能告訴同學，反對同志的說法可能是帶有偏見的嗎？

心中仍有個小警總

另，若將教學強調的「正反並陳」延伸推展，不難發現，這樣的態度極有可能使教學落入虛無主義之中。就筆者身為學生的角度會建議，有些以人權為出發點的議題，是沒有必要在課堂上由老師「正反並陳」且「保持中立」的。但是在要求「理性中立客觀」的教學方式下，老師們、甚至整個社會，面對大部分的議題都不敢表態，因為擔心一旦發表意見，就會被反對者或立場不同的當權者貼上標籤，造成自己沒有必要的困擾。這也在某種程度下，反映出威權體制的陰影尚未消退的事實─人人心中仍有一個小警總，時時警覺自己是否逾越了言論與身分的界線。

明明心裡知道婚姻權該被保障，明明自己就是支持轉型正義，明明知道從人性的角度出發，立場的選擇便再明顯不過，卻仍然不敢公開說分明，害怕得罪了誰，又害怕被貼上「叛逆」標籤，從此被當權者「盯上」，擾亂工作甚至人生。這種「害怕」，就是威權時代掌權者用來約束大多數人民的方式。

甚至在民主化之後，教育的方向沒有更動，繼續告訴我們要理性中立客觀，實際上卻是運用教育來限制學生及老師的思考與表態自由。教育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大家慢慢習慣了「客觀」看事情的方式，同時討厭公開表態的「激進份子」。最後，整個社會，都不會有人察覺到，保持沉默背後的心態其實非常可議，且統治者將因此得以更容易地管制人民。

因為上述理由，筆者認為，教育工作者應該適時地跳脫「理性中立客觀」的矜持，以人權、民主、人性為本，重視歷史情意教育。至於歷史情意教育該如何在校園中實作？學生心目中的歷史教育又是甚麼樣子？在筆者的想像中，歷史情意教育應該是不斷地「說故事」，將個人或片段的史事自歷史宏觀脈絡中抽出，細微檢視。

連自己日日身處的環境都一知半解

例如，要是能在教到德國轉型正義時，給學生欣賞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教到白色恐怖時，帶領學生閱讀《無法送達的遺書》，看過這些故事，帶來的後座力會是什麼？透過電影與文本等間接的形式，參雜著導演與作者細心安排的巧思，學生將更能體會時代氛圍以及歷史錯誤中的種種不合理，進而與歷史共感。若教育能教導學生深刻體會到當代的「不得已」，說不定，抱持「懂得笑就不會恨了」心態的學生，將會越趨減少。

教育上的轉型正義，除了歷史情意教育的重視以外，也包含了課綱內容修改。國高中的歷史平分成三個部分，臺灣史、中國史以及世界史，除了將中國史從世界史中獨立出來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外，臺灣史占的比例和中國史差不多，更是讓我覺得荒謬。我們居住在臺灣這塊島嶼上，為何不能擴大臺灣史的篇幅，在其中納入其他較為細膩的史料呢？多寫些臺灣民主化進程，多寫些白色恐怖及二二八，別只是用標籤和前因後果囊括整段史實，加點史事、多些溫度，使學生能與受難者共感，具體的看見他們的痛，自然會理解轉型正義的價值與必要。

又或者能在歷史教育中擴大在地化的意識，鼓勵各校自主記憶周遭的白恐歷史，引進地方文史，別為了專注考試而只教課本裡的內容，忽略了生活周遭最切身的歷史。鼓勵學校舉辦校史工作坊、環境導覽，多提供學生接觸在地的方式，才不會連自己日日身處環境都一知半解。

身在教育體制中，我們看到，上述的這些方法，都是增進學生與歷史共感的絕佳方式，然而共感引發對歷史的反省，是轉型正義能否推動的主因。從教育中推動政策最治標治本的方式，透過教育引起共感，便能讓社會更重視，且理解轉型正義實踐的必要性。面對社會的多元聲音，當然應該教導學生尊重與同理，但是在教育的場域，我們不能忘記，教育應以人性的尊嚴及價值為核心關懷，在涉及人權的議題上，適時地跳脫理性中立客觀，勇敢地踩住立場，正視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壓迫歷史，告訴學生那些能讓壓迫不再出現的價值。

最後，我們都知道，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自然會出現不同的意見與立場，然而，面對這種問題，政府應該做出抉擇。事件或許有對錯，實行與否，端看我們敢不敢承擔。也只能相信，歷史最終會給予一切最合適的評價。

※作者為臺南女中「南蠻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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