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地理上本屬印太地區（昔日的「亞太」），為何又要重新進入印太？因為當「印太」這一名詞取代「亞太」之際，台灣從昔日亞太地區的邊緣角色，開始轉向印太區域安全與地緣經濟重建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地位。在此戰略轉型之際，意味著「亞太框架」和「兩岸框架」對台灣而言已經過時，台灣應該適應新的環境變化並重新融入印太。

隨著「印太」這一地理名詞的更新，同時也是新型戰略格局的重新規劃，台灣的多元開放、公民平等、族群和諧、市場自由與民主治理模式，以及“Taiwan can help”，它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間對全球的人道支援，在相對比於中國的專制霸權之後，重新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支持與尊重。在印太架構下，許多國家，包括遠在歐洲素昧平生的國家，開始認定台灣是區域安全與全球治理的典範，而且具有長期實質合作的夥伴。

更重要的是，即使台灣的民主運作未必成熟和穩健，但至少台海的穩定和台灣自身的安全，已被印太地區乃至與其他利害相關的國家，視為與自身的利益息息相關，也與世界的穩定密切相關。換言之，台灣的價值並非只有象徵性的，並非一個「主權缺失」的實體，台灣已經是印太地區維持其區域安全與經濟繁榮不可或缺的環節。今年11月23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正式邀請台灣參加首屆「民主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這次峰會涉及「對抗威權主義」、「打擊腐敗問題」、「促進尊重人權」三大議題，並重申「支持自由和獨立的媒體」、「捍衛自由和公正的選舉」、「加強公民能力」、「提高婦女、女孩和邊緣化社區成員的公民和政治領導能力」、「利用科技促進民主復興」的支持與承諾。台灣的爭取參加到最後確定受邀，顯示台灣參與「國際民主陣線」的立場「堅若磐石」。在此歷史機遇下，台灣必須努力在國際社會上華麗轉身、翻滾跳躍，台灣必須跳脫「亞太框架」，繼則跳脫「兩岸框架」，以一個重新定義的「民主台灣」（Democratic Taiwan）進入「印太框架」。

台灣必須跳脫「亞太框架」

「亞太」是繼19世紀的「遠東」之後，一個東西冷戰格局下的地理名詞，但隨著東西冷戰－（美）北大西洋公約對抗（蘇）華沙公約－的終結，美國歐巴馬政府將美國全球重心從歐洲轉向亞洲，也就是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以適應一個「後冷戰/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並且應對一個崛起的、具威脅性的中國。在亞太框架下，中國在擴張主權範圍過程不斷強力推銷「一個中國」政策，乃至將原先以和平共處為目標的「九二共識」，片面修改為「中國統一的台灣方案」，使台灣處於這個政策下「身分固化」和「角色定格」的邊緣地位，成為中國民族主義殘暴對待（如「留島不留人」）的異端份子，成為中國一個不得干涉的「內政」問題，成為中國統力侵犯的霸凌對象；在亞太格局下，台灣要嘛成為美中角力上下浮沉的籌碼，要嘛只能以一個「無名國家」存在於國際社會的灰色地帶。

然而，如果從冷戰進入全球化旨在打破「領土邊界」以實現資本與貿易的自由化，那麼從全球化進入「後全球化」（post global era）時代，則進一步打破「海洋邊界」，實現超越資本流通與單純貿易自由化的範疇，引入了包含安全、能源、氣候、人工智能、數位經濟等等高端科技的競爭，乃至是綜和國力、永續價值、人口能量與GDP集體結盟等等的競爭；雖然亞洲地區還處於「亞太」到「印太」的過渡期，但「後全球化」已將原先「心理地圖」上分隔的太平洋、印度洋連接起來，將海洋通道與戰略縱深從亞太擴大至印太，實現新的戰略格局的升級和轉型，形成一個新的「地緣經濟的世界秩序」（The Geoeconomic World Order），也就是「藍海世紀」。

這不是地球版圖的變化，而是世界生存方式與國家角色的改變，例如日本從戰後的平行主義轉向區域介入，越南從社會主義轉向市場經濟，印度從不結盟政策轉向多國聯盟，澳洲從偏安南方轉向北上連結。在此格局下，台灣重新凸出它在印太框架下「島鏈國家」的戰略地位，也彰顯它在永續價值和安全理念的模範形象，因為居於印太海域連貫紐帶的南海如果不平靜，處於印太地區戰略通道的台灣海峽不安全，特別是遭受中國這一「單霸國家」的強力控制，印太就會成為一個不可收拾的戰區。在此歷史轉向的路口，台灣在印太戰略格局的重組中，必須跳脫「亞太格局」，即使是被動面臨挑戰，也不能再習慣於「無名國家」的消極意識，也不能在「兩岸框架」下被動滿足於「維持現狀」，而是積極脫離國際孤兒的角色，面對國家角色的轉型與挑戰。

台灣必須跳脫「兩岸框架」

兩岸在超過70年以上的分治之後，台灣自身的發展模式以及真正的「中華現代性」－一個融合中華傳統文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民主憲政的政治實踐模式－使台灣已經不能再把「兩岸關係」視為一種國共內戰的延續狀態，不能再將自身視為內戰之後「敗逃」台灣島上的臨時流亡政權，因為這種狀態已經被長達70多年的隔海分治，包括台灣放棄對大陸的主權宣稱，終止動員戡亂，以及在分治中走出自我選擇的發展模式所取代；70年分治後的台灣已經告別「失敗的國民黨」時期，進入「民主台灣」（Democratic Taiwan）的自治時期，也就是一種「台灣民主模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如果台灣跳不出「後內戰/兩岸框架」，就會一直陷入中國所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緊縛咒，始終被認定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台灣問題」，使台灣的存在－無論它的成功歷程或失敗經驗－都不是一種「主體性存在」，而是一個「被解決的問題」，一個始終處於「被中國解決/祖國必將統一」的歷史必然性問題；換言之，一個健康發展、事實存在且根本毫無問題的台灣，卻始終被認為「有問題」！

對於台灣的長輩們，特別是經歷抗日與內戰而撤守台灣的「外省第一、二代」，也許還很懷念他們曾經居住的「故鄉中國」或家庭教育中的「想像中國」，但這個美麗的、理想的中國，已經在1949年以後走出了歷史、離開了長輩們的集體記憶；「舊中國」已經被「新中國」取代，昔日的故鄉已經不是今日的家園。而對於台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來說，他們也許知道長江、黃河在「海的那一邊」，但更熟悉的是「我家門口有淡水河」，他們也許對古老的中華文化有些疏離，但絕對不知道什麼叫馬克思主義，什麼又叫「中國夢」？也無法接受統一後一個「專制的台灣社會」。在兩岸分治70多年以後，沒有理由限制他們只能在既有的「兩岸框架」內尋求台灣的前途與命運。換言之，面對「未來世代」，台灣人必須自訂自己的「未來框架」。這不是一個台灣重新獲得聯合國席位的問題，因為有席位並不等於有影響力，而是解除兩岸魔咒，以實力重回世界。

台灣與中國大陸都宣稱自己是「共和國」。共和國又稱「合眾國」（united states），是各民族不分地域與種族、不分宗教與信仰，共同地、和平地組成一個「多民族國家」。依據此一原理，「兩岸框架」作為一種暫時性分離狀態，若不能和平共處在一個容納制度差異的框架之下，「共和」就毫無意義。尤有甚者，如果「兩岸框架」演變至「武力併吞的戰爭狀態」，祖國變成了戰爭凶手，台灣就無須再接受中國這種「吃人的民族主義」。

台灣國家角色的重塑

牽一髮而動全身，打一仗而動全球；當今世界已經很難存在無人干涉之下、一國打敗另一國的戰爭，台海戰爭尤其如此，因為台灣的存在已經是印太區域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印太安全離不開台灣安全。實際上，無論出自條約或道義，美國並非肩負保衛台灣的義務，而是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如果落入對美國充滿「敵我矛盾」的中國手中，美國必將從此退出亞洲，失去第一島鏈的戰略前沿，輸掉它的全球利益，也宣告「美國世紀｣（American Era）的終結；也不是說台灣與日本之間有什麼「台日友誼」，而是台灣海峽一旦成為中國內海，日本的能源生命線將就此斷送。

台灣的實力，不是F-16戰機，也不是國造潛艦，而是「軟實力」（soft power）加「巧實力」（smart power）。台灣與其申請加入美國已經退出、而且必然遭受也申請加入的中國絕對性排擠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不如努力在關鍵科技（半導體與AI）、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通訊科技（5G、6G）、網絡安全、公共衛生、合作經濟（產業鏈共享）方面，積極介入印太框架，特別是參與美國正在研擬並將在2022年初期提出的「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

「印太經濟框架」是美國注意到過去的「重返亞洲」政策缺乏經濟因素和集體動力的注入，認識到缺乏以經濟利益構建規則秩序的機制而做出的戰略修正，乃至反思文化帝國主義對印太國家的歷史傷害。美國意識到，一個完整的印太戰略不能只是針對中國，而是建構全亞洲；即使必須反制中國，也不是單邊對抗，而是將中美競爭內含在一個「大包圍」戰略之下。

印太地區是地球上一塊很大的弧形地區，區域內有廣大的海洋以及為數眾多的中等國家，今天，印太地區的重要性來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在政治上，早先在經過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與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十幾個回合的會談之後，日印已在2018年10月簽署了32份合作協議，內容涵蓋了國防、戰略、數位、新科技、健康照護、農業、經濟、郵政、科技、學術交流、環境及體育等等領域；如今，印太已經形成了美、澳、印、日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澳英美聯盟」（AUKUS），就連遠在歐洲「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的立陶宛，因為在台北設立辦事處遭到中國外交降級之後，該國外交部長蘭茨貝爾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除了表示毫不屈服之外，更主張歐洲應加強與印太地區的關係，理由是：如今每個國家都涉及印太。

在經濟上，印太擁有世界50%以上的人口和GDP，世界五大經濟體中（含美國）有四個位於印太地區（美國、中國、日本、印度）。未來的「印太經濟框架」應該是一個市場更開放、產業鏈更穩定、關鍵技術更創新、參與深度更廣泛的泛經濟框架。它不僅僅針對中國的威脅，也不是以印太地區作為壓制中國的工具，而是融合更緊密的印太地區中等實力國家，實現廣義的區域安全最大化。它將是一個「準地球村」，並且引導未來世界。

從2019年6月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報告》以及同年11月國務院在東協峰會期間發布的《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報告，到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期指導方針》，美國多次以「盟友」之名提到台灣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將於今（2021）年12月9日至10日舉行的首屆「全球民主峰會」，台灣受到了正式邀請出席，與110個國家共列「世界民主陣營」，這就印證了前述所說，台灣重新凸顯在印太框架下重要的戰略地位。簡單地說，美國在新的印太架構上已經把台灣列為共同抵禦中國，與美國同屬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盟友。對於「印太經濟框架」，雖然台灣未必能夠主動要求或被動受邀，也不必宣揚所謂「聯美制中」，以免落入習近平所稱「倚美謀獨」的陷阱。台灣與印太地區的關涉非常廣泛，舉凡所有「非傳統安全」領域皆與台灣相互關聯。台灣藉著自身努力所獲得的世界「正面評價」（positive reviews），以及把握印太戰略重建與更新的機遇，應是擺脫過去的「亞太框架」與既有的「兩岸框架」，創造國家轉型、地位提升與身分重塑的重大時機。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