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因一場波及全國許多城市的學潮導致胡耀邦下臺，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三人被開除黨籍，在此之前，我唯讀過劉賓雁的《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等報告文學，對於方勵之、王若望頗為陌生，但因為報紙上對他們的批判，引用他們的言論，反而讓我瞭解了他們，對他們心存好感，也由此開始了我對現實制度、民族命運的嚴肅思考，那年我20歲。

我最初的政治啟蒙即是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喧囂中完成的，我感謝那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甚至喜歡「自由化」這個說法，不管給它帶上什麼帽子，這個詞都讓我感到親切。雖然離開「文革」已經十多年了，整個大陸的政治生活、話語體系其實還是充滿禁錮、僵化、教條，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氣。《開放》雜誌的前身《解放月報》就是那個時候在香港問世的，其時香港尚在英國殖民地時代，我當然無緣見到這本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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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八九民運，我從官方媒體批判劉曉波的文字中獲知，他的許多重要言論就是首先在這本雜誌上發表的，特別是他那驚世駭俗的「三百年殖民地」說。此後，陸陸續續聽聞、甚至見過這本雜誌。我從來沒有想過將來還會與《開放》結緣，自2001年起，我為它撰稿前後跨了14個年頭，直到2014年12月出完最後一期紙版。1987年距今正好30年，東漢的智者王充在傳世之作《論衡》中有一句話：「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30年幾乎是一個世代，我也從20歲到了50年。30年來，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中的預言幾乎都應驗了，雖然要實現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嚮往的「烏托邦」還任重而道遠。

柏林牆的轟然倒塌，蘇聯、東歐的紅旗落地，鐮刀斧頭的圖騰被拋棄，20世紀最重大的社會主義實踐在世紀末宣告失敗，即使中國以血腥方式暫時阻止了歷史的進程，卻也早已不再是當年的那種社會主義，深入到社會肌體每個毛細血管的腐敗，特權階層掌握並消費超過人類想像力的資源，都讓社會主義的標籤變得難堪。臺灣自1987年以來開放黨禁、報禁，已經完成數次政黨輪替，充滿恐懼不安、人權沒有保障的那一頁已翻過去了。香港在1997年「回歸」之後也經歷了重大變化，這個昔日的世界自由港在「雨傘革命」的創傷中前途未卜，擁有龐大人口的大陸經八九重創，試圖走出一條經濟起飛、大國崛起的道路，為此不惜一切代價，變成了一個霧霾重重包圍的國度，一波一波的反抗、維權、呼喊都被無情地撲滅了，許許多多的人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並且繼續在支付著代價，日復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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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大觀的30年史

作為一本小小的期刊，能夠親歷這樣一個大時代，一個處在急劇變化之中、不可預測的轉型時代，真是有幸。這也得益於它在香港的獨特地位，可以關注世界上發生的重大變化，尤其是兩岸三地的變化，當然焦點還是在這塊古老而充滿了苦難的大陸。30年來，這裡的權力依然高度神秘、壟斷，不容批評，即使互聯網的普及也絲毫改變不了這一點。放在整個中國史上、乃至世界史上來看，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時代？《開放》的30年從紙刊最終轉為網刊，見證了這個時代的歡笑和血淚、憤怒與荒誕，30年間發表的上萬篇文章，幾乎觸及了這個時代的方方面面，合在一起就是一部洋洋大觀的30年史。

站在1987年的起點上，當時正年富力強的創辦人也許都沒有想像過30年後的中國，時間無情，許多曾經在《開放》發表過文字的作者或《開放》採訪過的物件已然離世，30年前正在風口浪尖上的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不在了，在香港有廣泛影響的司徒華不在了，林昭在1957年的同行者張元勳、沈澤宜不在了，劉曉波還在錦州的監獄中。寫到這裡，我想起趙紫陽先生，12年前的今天，他在北京黯然離世，當時的《開放》曾有沉甸甸的悼念專輯。在歷史深處，1989年5月19日，他在天安門廣場上留下的那一句—「你們還年輕啊，來日方長！」仿佛還在耳畔，而當年聽到過這句話的一代人也多已達知天命之年。來日方長，到底要叫一個民族等待到何時？在鞭子、蠍子鞭下負著重軛還要多久？也許沒有人回答得了這一問號。

30年來，《開放》所做的只是與這個鞭下的民族同行，同哭，同樂，辦刊物也是在參與書寫歷史。我想起在國共內戰之際影響廣泛的《觀察》週刊，從1946年9月到1948年12月只有短短不足兩年半，更早的《新青年》的黃金時代也不過三四年，胡適他們自辦的《新月》、《獨立評論》存在的時間也都不長，像《東方雜誌》這樣從晚清到民國，在動盪不安的亂世中持續出版近半個世紀的刊物，真不多見。1949年在臺灣誕生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有將近11年的生命，只是在特殊情況下的存在，最終還是為蔣介石所不容。毫無疑問，《開放》可以與這些刊物一起進入百年中國言論史的序列中，以微薄的人力物力在漫長的時間中月複一月，關注兩岸三地乃至世界各國的風雲變幻、世道人心，如果不是有極大的堅韌，對言論事業有著信心和抱負，也是很難堅持下來的。

中國的1984

在告別紙版之後，金鐘先生有個心願要編選一冊30年的選本，以紀念這段不平凡的歲月。他在上萬篇文章選出了一百篇，雖遠遠無法涵蓋30年來對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及時、尖銳、豐富的洞察，卻也足以彰顯言論報國的情懷，我從選目中看到許多熟悉的篇目、許多曾打動過我的文字，比如董樂山先生的遺稿《中國的1984》，這是1999年董先生故世後發表的，相隔18年，再讀此文，依然有深深的共鳴，我們還生活在「1984」。董先生也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翻譯過《第三帝國的興亡》，也翻譯過《1984》。

還有巫甯坤先生的《我歸來：目睹燕京末日》，巫先生的回憶錄《一滴淚》記錄了一個荒謬的時代，在平靜的敘述中超越了那個時代加給他的巨大傷害，感動過無數西方讀者。他的女兒巫一毛也有一本回憶《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選本中有她的一篇《我們這些小右派》，那是父女兩代人親歷的時代。當他們寫下這些文字時，那一頁似乎翻過去了，但又沒有翻過去。巫一毛曾引述哈金《狂人》中的一段話：

“我看見中國的形象是一頭老母豬，既老朽又瘋狂，竟然會吞下自己的孩子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她貪得無厭，過去就吃掉許多幼嫩的生命，現在又狼吞虎嚥新的肉和血，而且肯定還會吞下更多的。”

《開放》30年來的文字就是目擊一個時代帶給國人的傷害，同時也看到許多知識份子在歷盡劫難之後的覺醒，經濟學家千家駒先生曾經顯赫一時，被這個體制所高抬，八九之後，他看清了一切，2002年11月，千家駒去世後，《開放》以《千家駒看破紅塵痛心疾首》為題，對《千家駒自撰年譜》做了獨家報導， 千家駒自述之所以看破紅塵，「一句話，看破紅塵，紅者共產主義也。」

在早年的紅色潮流追隨者中，又豈只千家駒看穿了，司馬璐、戈揚、張顯揚、李志綏、郭道暉…也包括趙紫陽晚年都有反省，選本中有他們的聲音。在1949年以後出生，成長起來的知識人中，蘇曉康、茉莉、劉曉波等人也都看清了這個時代的本相，還有更年輕的八九一代、以及後八九一代，成為《開放》的作者，與時代一同歌哭。一本雜誌，集中海內外幾代華人中敢於直言的思想者、寫作者，將他們的回憶、反省、思索傳遞出去，完成了一個莊嚴的歷史使命，就是在中國大陸尚無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之時，依然用中文來表達自由的聲音，年深月久，當紙版都停印之後，在合訂本中再見這些文章，將會有怎樣的一種驚喜。《開放》打開的是一扇自由的門，從過去通往未來，它創造的歷史不僅在文字之間，也在文字之外。前幾天，金鐘先生在太平洋彼岸來電，希望我為將要出版的三十年選本寫一小序，我在寒夜孤燈之下，想起《開放》的許多舊事，寫下這些話，不僅為《開放》，也為這個正淪陷在鋪天蓋地的霧霾中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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