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藝術單位「文藝復興基金會」舉辦了一場很有意思的放映會，放映的電影是侯季然導演的《四十年》和大陸著名樂評人彭洪武監製的《少年心氣：中國搖滾三十年訪談錄》。

相較於《四十年》，《少年心氣》裡面有更多問題和矛盾，三十年狂飆突進中的親歷者紛紛現身說法，莫衷一是。但對於這些問題，恰恰是《四十年》裡面包含了不少答案。正如其名，侯導的紀錄片叫做《四十年》而不是諸如《民歌運動四十年》饒有深意，四十年不只是民歌運動的四十年，更是台灣社會轉型、成熟的四十年。民謠歌者既是民眾的先行者、啟蒙者，也是同步長大的同路人。

《四十年》裡面的高潮是當年一個公案，民歌旗手李雙澤以聲稱砸碎可樂瓶（原來和傳說不一樣，可樂瓶並沒砸掉）為喻，強調中國人唱自己的歌。在今天看來帶有那個時代殘餘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人」也徹底改變了它的象徵意義），但民歌運動並沒有終止在那一刻，而是無數歌者接踵而上，豐富了李雙澤打開的缺口。

台灣民歌運動從知識分子開始，走向和民間、社會運動的接軌，影響唱片工業和文化產業，雖然到今天也有不少虛幻的結果伴生，但給台灣樹立了最基本的社會文化進步取態。民歌運動給台灣一代代進步青年帶來的已經遠遠不止於音樂上的革命。

極致也正是衰落的開始

現在回看，它的誕生是多麼適逢其時，七零年代正是台灣人家國意識開始出現分岔的時代—美國背盟把中華民族主義情感推到極致，在《四十年》中也有當時的紀錄片斷，但可以看出極致也正是衰落的開始。

而大陸呢？《四十年》裡台灣人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的下一個鏡頭，馬上切換到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萬歲」接著是生活在北京的侯德健。導演的反諷不言而喻，但我們也知道七零年代末也是大陸微弱的民主啟蒙時代的開始，幾年後完美銜接的，是《少年心氣：中國搖滾三十年訪談錄》裡崔健一代的揭竿而起，進行一場近乎幻象一般的搖滾「革命」，餘波無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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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李雙澤那首著名的《老鼓手》，梁景峰填的詞我們都熟記在心了：「老鼓手呀老鼓手呀／我們用得著你的破鼓但不唱你的歌／我們不唱孤兒之歌也不唱可憐鳥／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焰是豐收的大合唱……」但大陸的軌跡恰恰相反，直到今天大陸搖滾也沒有這種與西方的決裂態度，《少年心氣：中國搖滾三十年訪談錄》這個名字，就是來自Nirvana的Smells Like Teen Spirit。

《四十年》最感動我的，是那些本應走上神壇的民歌英雄們的日常生活，買菜看病等等，他們並沒有停留在過去的榮光中。最有隱喻意義的是胡德夫去市場買一種已經罕見的鹹鰱魚，他的執著和旁人的輕嘲讓人有點唏噓，但胡德夫從容視之。對岸的英雄，卻已被挾持到神壇上，以至於崔健需要嚴肅地強調他不想要神壇也無所謂什麼「老炮兒」。

新時代犬儒

李雙澤、楊弦一代的中華情結、民族主義精神，假如放到今日台灣無疑是非常不合時宜的。但神奇的是民歌運動本身順利地銜接了今天的太陽花運動等青年進步運動，這在激進政治高度的排他性中似乎是不可思議的，我只能理解為民歌本身的力量所致，民歌精神之一，是寬容，是對社會可能性的多種想像力。

也和民歌的歌者和受眾基本上還是知識階層有關，無論後者多麼嚮往和尊敬基層都不可否認這一點。其實也無須否認，在《少年心氣》中，早年的搖滾英雄們也承認他們最初遭遇的理想聽眾，都是對社會變革有期待的精英份子。而可惜的是，專制政治消滅不了的中國搖滾，在遭遇商業化之後面目大變，大部分受眾已經是片中多次出現的那種搖滾音樂節上的消費者、依賴集體認同進行自我催眠的新時代犬儒。

如此《少年心氣》莫名地籠罩著一股感傷色彩，似乎為搖滾提前奏起的輓歌。

談及商業化之時，所有人都為商業化尋找理由（除了最年輕的樂隊認為這根本不成為問題），潛台詞是商業化是需要辯護的，是搖滾無法直面的。這裡面有複雜的情感，是一代人對純藝術的崇拜給他們留下的烙印，雖然虛幻，但值得尊敬。

民歌40年，表面上一代人老去逝去，卻似乎還有無窮的生長力；搖滾30年，表面上風光而實際每人都存在思想鬥爭。掙扎，會令土壤保持鬆動，這也是野性的生長力的必要條件吧？中國搖滾需要答案嗎？我想起何勇唱的：「這個問題那麼的難，到處全都是正確答案」，還是一路問下去，一路有痛苦和困惑，搖滾才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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