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曾經檢舉環境汙染的民眾，一定都有「檢舉也沒用」的憤怒。比如桃園老街溪、黃墘溪、南崁溪，經常可見各色汙染的溪水。而這些溪水，則將流入海岸，侵噬所剩不多的藻礁的生存環境。近年空汙議題引發重視，中南部民眾也經常痛斥，通報無人理、檢舉不裁罰。這些現象，過去常被憤怒的民眾直接認定為「官商勾結」，但這些檢舉無效的背後，往往涉及的不是執行者的輕放，而是制度與資源的不足。

「清洗」資訊的必要性

一般來說，地方政府環保局是汙染的主要稽查單位，中央的督察大隊，則作為督導單位，兩者的稽查頻率，前者較勤，且有人檢舉就會出動，後者約一季一次，但前者要管轄的工廠多如牛毛，偷排情況因而層出不窮。稽查人力不足，可以補人。但人力資源不可能無限上綱。而從稽查到裁罰與改善，又有早期為經濟發展而缺乏相對細緻的監督機制的鴻溝需跨越。

2017年初，聯合報揭露六輕煙囪兩萬多筆汙染數據憑空消失的獨家，引發輿論關注。這項調查，除憑藉記者對各方說法的求證與對照，報導能成立的背後功臣，是長期關注能源議題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報導中每一筆超標數據，都是工作人員調度目前政府的公開資訊後，窮盡目力一比對而來。誠如長期推動政府資訊公開的政務委員唐鳳所言，這些超標的空氣汙染資料，早已在政府的資訊平台上公開已久，但數據本身的存在不會產生意義，必須透過「清洗」以及詮釋，才能突顯資料的意義。

在綠色公民聯盟比對資料的過程中，其最希望的，不是為了打擊台塑，而是藉此凸顯制度上的監督缺失，進而思索可能改善的方案。舉例來說，台塑認為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指稱的超標數據，均是在維護保養、故障或是校正時所產生的無效數據。但所謂「無效」，卻是由企業本身進行認定，在企業自行註記為無效後，民眾或環保單位即看不到違法數據，根本也無從得知開罰與否的根據為何。而目前針對全台的即時監測資料，只有107家企業和316條煙道，對比台灣的固定汙染源數量，實是過少的數字。未能全面監測，即讓汙染指紋難以建立，這讓台塑得以規避當地居民健康風險的責任釐清。

而目前為止，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向政府要求的資料開放，是持續一年多後才獲得的部分資訊，現今開放的資料，其實仍有許多無法使用。原因包括資料無法回溯，只看得到當日值，或是只能下載前1000筆資料，其他資料無法下載等問題，換言之，公開資料的品質，並不穩定。而這個不穩定，也將影響「資料清洗」的正確性。

企業說了算的無效CSR

上述缺失，使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發起「透明足跡」募資行動，希望募集一年350萬元，繼續推展公開資訊與公民行動的連結可能。這項行動，其實早在2015年左右就開始構思。當時得知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前往拜訪中國數個NGO團體，並與創建中國水汙染地圖、知名環境倡議者馬軍，討論大數據應用於環境運動中的各種可能。

2007年，中國約40家環保組織共同組成「綠色選擇聯盟」，以「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為首，設置汙染地圖，讓民眾可以即時獲取380個城市的空氣品質、河流汙染訊息、監控9千多家企業排污情形。同時，他們也公開公眾投訴與政府開罰的紀錄，藉由公眾壓力迫使企業改善汙染。簡單來說，馬軍的水汙染地圖，基本上是對準近年企業在意的社會品牌形象下手。

過往，台灣也曾有過企業社會責任的施壓行動。比如2007、2008年，科學園區的水汙染爭議延燒，當時還未與地球公民基金會合併的台灣環境行動網，即發起對蘋果、宏碁等公司施壓的行動，但這些行動，沒有引發太大效力。其中一個原因，是台灣社會對汙染企業上下供應鏈的陌生，另方面，則是台灣的「社會企業責任」，幾成為汙染企業的漂綠標章。

以2013年，中國綠色江南、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等五家環保組織公布的報告指出，富士康、鼎新電腦曾因排污，導致太湖流域的重金屬超標；但鼎新在台的母公司欣興電子的CSR報告書中，非但沒進行任何揭露，甚至還獲得政府頒發的優秀企業獎。

由此來看，企業社會責任根本來說缺乏監督機制，這項匱缺，對內導致公民透過市場壓力要求企業改善的基石難以建立，對外，則容易使得台灣企業透過尋租而將環境成本持續外部化，造成台灣的形象損失。不僅如此，去年台塑在越南投資的河靜鋼鐵廠汙染爭議，更進一步凸顯監督機制與汙染數據的模糊，可能導致台商在相對極權國家投資、引發爭議時，汙染責任難以釐清而產生投資困難的問題。

透明足跡的重要性

台塑河靜廠汙染事件，在台商圈中引發不少討論，因越南政府一直未公開調查報告，加以前後說法不一，使不少人質疑台塑被坑，台塑究竟是否造成越南中部海域兩百公里長的死魚事件，已成羅生門。但此事件凸顯的是，監測資訊的不夠透明，對企業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是難以取得談判空間。

近年，因台灣民眾對環境的汙染容忍度已愈來愈低，汙染產業外移至中國或東南亞國家已成常態。這次台塑河靜廠的汙染事件，也讓越南民眾對於境外投資產生質疑。而這些質疑，並未在台塑接受「汙染事實」後平息，日前廣平一帶再度爆發死魚事件，抗爭不斷，矛頭繼續指向台塑，當地環保與社運人士也持續來台跨境抗爭，台塑河靜廠高爐點火之日，目前仍在未定之天。

台塑河靜廠的投資障礙並非首例，國光石化在台灣大城失敗後，轉往馬來西亞邊佳蘭投資，當地民眾也是因為汙染資訊的不夠公開而對投資案抱持疑慮，最後這項投資並未兌現。換句話說，企業想著為降低環境成本而汙染轉移的同時，環境抗爭也將回頭跨境連結，這是全球環境資源破敗的必然趨勢。

儘管上述現象顯然呈現企業必須思考公開資訊、承擔環境責任，恐怕已是不得不面對的事。但企業的改進恐怕難以主動，在此情況下，藉由小額募資投注環保團體建置監督平台，或可成為新的轉捩點，透過制度面的改善，讓環保與經濟不至於成為永遠對立的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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