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太沉重的電影，即使它奪得了本屆金馬最佳紀錄片獎，我們也笑不起來。《時代革命》在金馬影展這四場放映，許多在台香港人觀眾入場，從第一個鏡頭哭到最後一刻。

於是，也許是全場唯一的一個「笑點」彌足珍貴：抗爭者買回對於學生而言頗貴的松節水，製造他們稱之為「火魔法」的莫洛托夫雞尾酒（燃燒瓶），結果還沒用得上就在背囊裡傾灑揮發掉了，年少的抗爭者拿著空瓶面面相覷，問對方：這揮發掉了的燃燒瓶還能用嗎？

全場大笑，笑中有淚，真如片中受訪的社工陳虹秀所言：「他們不過是一群純品的孩子。」他們不知道真正的莫洛托夫雞尾酒是怎樣的，他們不知道這些二十五塊錢原料製成的「武器」對全副裝備的警察幾乎絲毫無損。但是，本應該被保護的他們偏偏承擔了最危險的任務：就像這些燃燒瓶一樣，一觸即發，一碎不復⋯⋯也有很多甚至沒有燃燒的機會就已經在圍困中揮發掉了。

面對這樣的孩子，我們的笑和警察的笑不一樣，我們是羞愧的、亟欲尋求解脫的笑；後者是囂張的、沈醉在作惡的快感的獰笑。

全片最令人崩潰的哭是那位年僅十四歲的救護隊員在封鎖的太子站地鐵門外的哀哭，他哀求警察放他進去救護那些被打得血流披面的乘客，甚至願意以身相換，迎接他的是冷言笑語；還有年紀最大的示威者陳伯，他組織「守護孩子」在前線對警察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時候，換來的也是一樣的譏諷，乃至暴力壓制，那一段一樣看得讓人喘不過氣。

哭與笑在不同時空下的力量當然不同。過去一年，我常常用另一句話勉勵自己和朋友：「不要哭，那會讓你的仇人笑。」但《時代革命》讓我們感受到哭的力量：上述救護員正是在大哭一場之後轉變成「勇武」支持者的，戴耀廷他們又何嘗不是？「和理非」的哭是一種道德淨化，重新定義在抗爭時代的價值觀。只要那哭是義憤之哭，而不是懦弱之哭。笑亦如此，受訪者堅持笑容，尤其是何桂藍，她被打被捕被扣莫須有之罪，難道她不應痛哭嗎？但她笑，是因為那是謊言製造者最害怕的一種表情。

「恐懼吞噬靈魂」，這個法斯賓達的電影名字，完美道出香港此時此地的另一種真相。謊言與壓迫的製造者其實是恐懼的，他們的靈魂早已被吞噬；但被壓迫者的恐懼是被施加的，如果接受則同樣吞噬自己的靈魂。

我們在電影裡看到佔領立法會的梁繼平發表《香港人宣言》之前的發言，其中最讓兩年後的我觸動的就是：「香港人若然退縮，公民社會將會一沉百踩」（大意）這句話不幸一語成讖，現在香港公民社會分崩離析，就是被一沉百踩的狀態，但慶幸的是香港人並沒有全部退縮。

「我們在空中掘個墳墓躺下不擁擠

他吆喝你們這邊的挖深一點那邊的唱歌奏樂

他拔出腰帶上的鐵傢伙揮舞著他的眼睛是藍色的

你們這邊的鐵鍬下深一點那邊的繼續奏樂跳舞」

——有時我會想起猶太詩人保羅策蘭的《死亡賦格》。現在的確有的香港人在鐵鏟邊為那個揮舞手槍的吆喝者奏樂跳舞，歌舞昇平。他們自欺欺人地說自己跟那些為香港人跳舞打氣的人是一樣的，自詡子困陳蔡而不廢弦樂，是香港人特有的「專業精神」。

冷靜不是冷血，專業更不是旁觀的託辭。如果說什麼是保持香港人的冷靜與專業，《時代革命》的製作團隊那樣才符合。我們眼見攝影機且進且退，忽焉在前忽焉在後，敘述角度流轉如水不拘一格，事後的剪輯結構更是非常明晰地讓當事者回憶、讓關注者得知背後故事、讓香港以外的旁觀者通過這一部片即可明瞭香港人為什麼憤怒為什麼戰鬥。比如「十一」那天對北京檢閱部隊和香港警察「執法」的交錯剪輯，準確地點出衝突背後的深度矛盾所在。

還有片中最震撼的一個航拍鏡頭，是關於一次Be water「散水」的完美紀錄。但隨著運動的發展，我們知道Be water不但是散的能耐，而是能散能聚——《時代革命》本身的結構方式也引導出來：何謂「聚義」，我們看到「手足」、「爸媽」、情侶等等怎樣相聚成形，「重要的不是香港，是香港人，是你」這句話得到印證，一個個香港人是這樣確立的。水聚之時能決堤、能載舟覆舟——電影因此至少預言了未來。

燃燒彈沒有了，我們有更多燃燒的方法。電影也是其中之一，可以說《時代革命》、《少年》還有去年的《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等電影的存在，已經給予我們希望，無論它是否獲獎。只要這些被記錄下來的影像、聲音、歷史在全世界開枝散葉，誰敢說它們不會有一天如水重聚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