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意義和展望

差異的批評者往往明示或暗示地要求某種平等或接近平等的狀態，但當我們談到人類的「平等」時，我們的意思是什麼？我們當然無法都像帕華洛帝（Pavarotti）那樣唱歌、像愛因斯坦那樣思考，或像沙林博格（Sullenberger）那樣把一架商用班機安全迫降在哈德遜河上。顯然我們無法平等地具有做具體事情的能力。在真實生活中的特定能力上，一個人甚至在人生不同階段的能力也不相同─有時候不同日子也不同─更不用說所有人在各自人生不同的階段了。

即使我們在出生時，或在受孕時都有相等的潛力，但影響我們發展出具備相同能力的因素太多了，而且即便在相同家庭裡，每個人受到的影響也大不相同。如果我們無法具備平等的能力，那麼我們只能以其他方式來定義平等。這些方式可能包括報酬的平等，雖然嘗試打破生產力和報酬的連結在許多時代和地方有不良的紀錄。對人們的功勞提供報酬是另一個可能性，雖然各種定義方式都有陷阱。

「功績」對「生產力」

經濟和其他差異的許多爭議，集中在人們獲得的東西是否反映他們的功績，也就是從道德的觀點看，根據人們從各自有什麼特定可能性而選擇做的事，他們值得多少獎賞。但我們不知道也無法知道他們在道德上值得什麼獎賞，因為我們無法「設身處地」經歷他們的過程。我們可以猜測、推論或想像，但這還不足夠激起政府明確的強制行動。

即使我們接受獎賞道德功績比較好，這也引發我們有沒有能力評估道德功績的更根本問題。例如，一些大學招生人員似乎假設他們可以根據應試者如何利用過去可得的教育機會來評估應試者，而非根據應試者與他人比較的教育成就紀錄來評估他們。但這把大學招生程序轉變成一個評估過去功績的嘗試，而非評估未來的生產力。

一般來說，判斷功績似乎遠比判斷生產力更超出我們的能力所及。在經濟上，我們個人較可能有能力判斷某個人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值得其價格。如果我們知道和了解有無數因素會影響特定個人的人生，就知道根據我們可以稱許或怪罪個人的道德價值來判斷功績似乎超越人類知識的範圍。但當我們被迫決定是否要花錢─也就是放棄錢的其他用途─以便購買一些產品或服務時，我們就不得不專注在可證明的事實，而不因誇大的文字或炫目的影像而分心。

雖然生產力遠比道德功績更容易評估，但社經差異的討論往往完全看不到生產力，尤其是在那些宣傳所謂「社會正義」的人的討論更是如此。典型的例子之一是一篇《紐約時報》的長篇大論一開始就說：「沃爾瑪的員工薪資中位數是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美元，他必須工作超過一千多年才能賺到該公司執行長董明倫（Doug McMillon）二○一七年的年薪二千二百二十萬美元。」在這篇文章中，生產力因為它的缺席而特別凸顯。

這篇《紐約時報》的文章並非採用一種全新的報導方法，而是遵循長期以來的傳統。正如著名的劇作家兼費邊主義者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在二十世紀初所說：

一個女人工作一小時賺一先令和另一個女人賺三千先令的差別沒有道德意義：那就只是發生、而不應該發生的一件事。一個孩子有一張有趣臉孔和漂亮長相，和有一些表演的才能，她可能藉由拍電影賺的錢，是她母親在一般行業做苦工賺錢的一百倍。

此處的生產力並非不存在，而是隱晦地不被認定是所得的原因。這位童星所賺的錢是母親的許多倍，支付她錢的人顯然重視她扮演的電影角色遠超過其他人重視她母親工作的價值。簡而言之，她是因為生產力而賺錢─根據支付錢給她的人的判斷，而這個人賺的錢則來自為數眾多的其他人，他們因為喜歡觀賞她在電影裡的角色而支付那些錢。這並非「只是發生」，而且第三方的觀察者沒有理由說這種自願性的交易是「不應該發生的一件事」─他的個人意見不應該推翻其他人選擇花自己的錢或時間的權利。

人應該根據什麼來決定薪酬？

這裡所談的是預先否認別人的決定，即使它是以更動聽的文字「社會正義」為名。像《紐約時報》這種「社會正義」聖戰士的激憤所選擇的目標可以用來做說明。有無數專業的運動員和藝人賺取沃爾瑪執行長薪資好幾倍的錢，但沒有人問在棒球場工作的一般員工得工作幾千年，才能賺到球隊的明星球員一年賺到的錢；沒有人問在好萊塢片場做雜役的人必須工作幾千年，才能賺到一位電影明星從一部賣座電影賺到的錢。

為什麼企業界的薪酬差異引發激烈的義憤，而運動業和娛樂業更懸殊的薪酬差異卻獲得人們的默許？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企業主和經理人扮演的角色有一些可能被政治決策者所取代，而這些政治決策者反過來可以實施那些自認較聰明或較有道德而足以凌駕他人偏好的政策。但職業運動員和藝人扮演的角色顯然無法被政治人物或官僚取代，因此沒有理由嘗試詆毀運動界或娛樂界薪酬極高的人，或激起反對他們的眾怒。

不管是什麼情況，根本的問題是，人應該根據他們生產什麼而被支付薪酬，或者只是根據他們的存在？但生產力在大部分所得差異的文獻裡是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因素。此外，這個問題幾乎從未被提起：一個低階員工要工作幾千年才能製造出像比爾．蓋茲的電腦作業系統所創造的那麼多財富─蓋茲的作業系統可以讓世界各地的數十億人操作極度複雜的機制，若沒有這種中介的系統，將只有極少數擁有高度技術的人有能力操作此等機制。

在許多、甚至大多數討論所得和財富差異的文獻中，所得和財富的製造被輕易略過，就好像那是自然發生的事，即使它在世界不同地方和在不同經濟體系下發生的程度截然不同。假如微軟作業系統在世界各地創造的財富只要有一小部分是由蓋茲本人獲得，就足以累積成一筆極為巨大的財富。

與流行的理論相反，這些財富並不是蓋茲「攫取」、「搶走」或「聚斂」的「世界所得」的一部分，它們是世界各地數十億人自願支付金錢以購買包含蓋茲作業系統─微軟視窗─的電腦，而且他們各自判斷獲得的效益值得自己所支付的價格。它們是附加價值的一部分，而且人們選擇花自己的錢以取得它。

假「社會正義」之名​，學校激烈反對為卓越的個人提供不同水準的教育

這並不否認其他人可能生來就具有類似蓋茲的潛力，但他們不具備蓋茲曾經擁有的相同先決條件組合。與道德功績密不可分的問題之一是，幸運的現實是社經結果的因素之一，其中最初始的幸運牽涉到出生於一組優於其他人的環境。然而，雖然運氣超乎我們掌控，我們仍可藉由檢視幸運的組成來學習。作為獨子或第一胎出生孩子的幸運可以讓我們發現，父母注意所有孩子早期發展極其重要，促使我們更注意所有不分出生順序的孩子。檢視其他幸運或不幸運的影響，也可提供應該採用哪些種類的行為或政策的線索。

如果我們可以相當程度地判斷哪些先決條件可以發展特殊的個人潛力成為偉大的成就，就可以在許多方面造福整體社會，不管是科技成就，或者發現重大疾病的治療或預防方法。但我們的教育體系往往被導引到相反的方向，激烈反對為展現卓越超群的個人提供不同水平和類型的教育。

在許多例子裡，教育者把較高的能力說成「特權」。透過文字的魔力，加上假「社會正義」之名，這些教育者反對學校提供可以造福整體社會的特殊個人能力發展教育，因為那會擴大教育差異和伴隨而來的經濟差異。許多抱持這種社會觀的人似乎把社會看成一種零和遊戲，有利於其中一個部分必然讓其他部分付出代價；不僅如此，他們往往也忽視、排斥或妖魔化看待問題的其他方法。

對不受封閉的主流社會觀限制的其他人來說，把具有較高能力者的生產潛力最大化將可造福許多人。人們花錢享受這種能力的意願，能讓擁有這種能力的人透過自願性的交易賺取更高所得─不同於沒收已經存在的財富，或接受第三方代理決策者假「社會正義」之名設計的分配。

代理決策的眾多危險之一是，這類決策者無法像數百萬人那樣了解這些人自身的情況，這些人的看法可能不同於代理決策者的看法。此外，代理決策者往往不必為錯誤付出代價，不管錯得多離譜，或他們預先排除他人的決定造成多麼嚴重的後果。既然所有人都會犯錯，面對個人決定後果的愧疚效應勢必擴散成大災難。

※本文摘取自《偽歧視：拆穿政治正確、破解直覺偏見，用數字與邏輯重新認識歧視的真相！》，聯經出版。

作者簡介

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曾在康乃爾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艾姆赫斯特學院和其他學術機構教授經濟學。著作討論的主題涵蓋從經濟學到哲學、從歷史到決策理論，在許多學術期刊發表文章，也在《華爾街日報》、《財星》、《富比世雜誌》等媒體撰寫專欄，著有《謬誤與真相》（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經濟學的思考方式》（Basic Economics）等著作。

擅長以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複雜的社會議題，用理性、客觀的態度來面對容易夾帶情緒與好惡的爭議性觀點，即使身為非裔美國人，仍反對有色人種所抱持的政治正確與特權思想。他認為唯有透過經濟學的思考方式，才能不受限於政治辭令與專業術語的妨礙，直視問題的本質，進而做出效益最大化的決定，無論在個人生活或政府決策上皆是如此。

譯者簡介

吳國卿

台北市人，1959年生，資深新聞從業人員，從事翻譯工作二十餘年。主要譯作有《亞洲未來式》、《下一波全球經濟浩劫》、《下一波全球貨幣大戰》、《下一波全球貨幣大崩潰》、《下一波全球新貨幣》、《下一波全球金融危機》、《跛腳的巨人》、《父酬者》、《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震撼主義》、《下一個榮景》、《碳交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