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對香港啟動政治化妝（spinning），為年底香港立法會以及明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擦脂抹粉，雕塑輿論，希望能夠調整公眾認知，進而黏合「港版國安法」鎮壓「反送中運動」所造成的社會撕裂，並為之後的施政正當性鋪路。

除去對中共歌功頌德的話語，到目前為止，香港政治化妝大概歸納出三點論述的鋪陳，重新定義「一國兩制」的政治空間，北京希望能勸服香港社會逐漸接受「港版黨國體制」，合理化威權統治的現狀。三點論述經由各種試探性的話語或暗示的承諾，或威逼的語氣，意圖達到某種程度的社會黏合效用，降低香港社會的消極對抗。

第一點、劃下紅線，香港認命接受中共黨國體制

勸服香港社會放棄過去相對民主的「一國兩制」當然是最困難的部分，首先擺出的終極前提為香港政治發展的模式需要北京的首肯。最有代表性的言論就是前任官員張炳良，以及建制派大佬曾鈺成的說法。

曾任香港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現任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講座教授的張炳良，日前以《香港特殊型可否持續》為名出書。新書發表會上，張炳良提到北京對香港治理及民主發展的態度與香港社會期望不同，建議應在肯定黨國體系的前提下，重新勾劃香港的未來。

香港民建聯創黨主席，也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一篇名為〈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特別行政區？〉的文章，他引述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的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是「『一國兩制』事業」。依照曾鈺成的詮釋，中共的「領導」內含多是「補救、支持和鼓勵」之意，而不是直接統治香港特區的政府和人民；香港的「一國兩制」必須由中共「領導」，「領導」其實就是去實質畫出紅線，去定義「一國兩制」的內涵。

張炳良講得更直接，一方面指責香港泛民陣營在2014與2019年運動中爭相激進搶鋒頭，沒有亦步亦趨面對「一國兩制」的侷限，在「現實中求進」，另一方面直接宣示過去政治參與形式已經告終。新的「一國兩制」不是西方議會模式，而是「朝國家體制下內地的『民主黨派』形態發展」。換句話說，「一國兩制」名稱沒變，但是內容已經被扭轉。張炳良與曾鈺成以不同的表達方式要求香港政客與社會認清現實，未來的「一國兩制」就是中共「黨國體制」的延伸或變形。

第二點、香港政治版圖全面重組，聚焦民生治理

在中共的「黨國體制」下，選舉不是競爭，而是一套拔擢治理人才的機制。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講到「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但是「愛國者治港」被廣為議論則源自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2021年3月在香港明報發表的評論。他認為香港社會出現「不愛國的民主」，同時又指出北京需要的是「賢能的愛國者」，而非「忠誠的廢物」。這樣的講法等於批評香港某些建制派政客尸位素餐；換句話說，切割打壓香港泛民主派之際，也明言要汰除建制派廢材。

在中共的眼中，香港過去二十年的選舉其實是失靈的。所以人大常委才需在2021年再次修訂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重新定製立法會選舉制度。兩個重點：第一、進行候選人資格審查，剔除「不愛國者」。第二、將選舉分成三部分：地方選區、功能界別、選委會選舉出的人選。確保選出來的議員全都是中共自己人或協力菁英。有人認為香港政治發展變成模仿新加坡的「良政善治」。而立法會現在被提名的候選人也全都積極討論香港民生問題，舉凡貧窮、房屋供應、老人福利與青年就業，被提名的候選人也都強調專業主義，致力提高香港治理品質。換句話說，黨國體制下的香港政治，就是由北京認可的愛國者來競相福國利民。

第三點、指責梁振英與林鄭月娥，另提下屆特首人選

對於前任與現任特首，北京並沒有直接具體褒貶，但是香港本地的意見領袖和媒體輿論則多持負面批評。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2021年7月對香港管治者提出五個條件，其中不斷強調解決香港社會矛盾與政府執行力的問題。暗示前後的香港領導人沒有辦法處理，造成現在的困境。前港區政協委員劉夢雄更直接挑明，認為香港社會撕裂，梁振英與林鄭月娥必須負責，兩人均不適合擔任下屆特首。他點名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前金管局行政總裁陳德霖都適合成為繼任人選。這樣帶風向當然是想把過去兩年運動的社會紛擾全部轉嫁給這兩個特首，讓香港社會對新任特首能有期待並給予機會。

曾鈺成在回憶錄中也詳述擔任立法會主席的各種觀察與困境。他過去言行一直保持「中間偏左」，針貶香港政府的各種施政，同時又為中共治港策略圓場，標準的政治化妝師作法。他在今年七月回憶錄下冊的新書發表會上，書上加上副標題：「時不再來」，強調2015年北京給予香港政改大好機會，卻被「糟蹋」。普選行政長官方案失敗，埋下後來社會動盪主因。暗示香港社會過去已經過去，接受現況是唯一選擇。

過去兩年社會運動造成傷亡與在押港人眾多，香港社會對於警察與黑幫聯手打壓示威群眾的質疑未解，法治與民主價值被扭曲，香港社會對於不公義的憤怒與怨懟，依然忿忿。北京冀望透過政治化妝來扭轉社會認知，一方面冀望重組建制派政治生態，改善民生的政治承諾來安撫，另一方面直接表明好壞遲早都要接受黨國體制的高壓姿態，來「逼降」香港社會的反抗力量。這種手段是否有效，則待觀察。

※作者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所副研究員。本文授權轉載，原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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