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999年的全國司改會議常常被提起，但不是清點資產，而是追討負債。清點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議題會發現，許多今日陳痾，當年已現病灶，而十八年來，益發潰爛。一個問題拖十八年沒有解決，令人不耐，假如拖個六十年呢？那，就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了。

故事的主角，是「審」與「檢」。「審」是法官，「檢」是檢察官。法官存在已久，但檢察官無論在東方或西方，都是比較晚近的發明。德國在1848年創立了檢察官制度，因為根據法治國原則，審判者與追訴者應該區分為兩種角色、由不同人擔任，以免濫權侵害被告的權利。也就是在審判中將國家權力一分為二，以免侵害人民的權利。這就是「審檢分立」的意思。

台灣從1896年開始，在日本統治時期，有了檢察官制度。由1928年的法庭座位配置可見，法官與檢察官一同坐在審判席，被告與辯護人與他們面對面；名目上雖然有審檢之分，但空間上誠實呈現了「審檢一家」的事實，被告面對審檢的聯手追訴，「審—檢—辯」的審判三角還未建立。

同一時期的中國也在戰亂中摸索著權力分立要如何實踐。中國自1906年開始有檢察官制度，在法院裡配置有幾名檢察官。但是司法權與行政權始終糾葛不清。1928年的時候，司法審判與司法行政同樣歸司法院管轄，但那是訓政時期以黨領政，所以司法院向中國國民黨負責。1930年代的法院狀紙上，印的是中國國民黨的建築而不是法院。這時候，司法院本身就是最高法院，下設「司法行政部」，管轄高等法院與地方法院。配置於法院的檢察官們也包括在內。但是「司法行政部」在體制上要放在哪裡，歸司法還是歸行政？中國似乎拿不定主意。1932年，司法行政部改放行政院底下，1934年改回司法院，1943年又改到行政院。舉棋不定的原因，就是不想讓司法獨立：「兩次改隸的動機，都是為了使司法更能配合行政（註一）。」

1945年二戰結束，國家版圖重劃，台灣脫離日本統治，日本的制度換成了中國的制度。最遲於五○年代開始，司法與行政的糾葛成為政治問題，許多人注意到，高等法院與地方法院隸屬司法行政部，司法行政部又隸屬於行政院，也就是司法審判權竟然由行政權來管理，這樣哪有權力分立？於是1953年，五十一位監察委員集體聲請釋憲，包括陶百川、宋英等國民黨改革派。

當時的大法官會議跟後來一樣，很會拖。幾年過去，沒消沒息，陶百川按捺不住，把話講白了：「……政府機關中最會干涉司法或審判的，莫過於行政機關，……為求審判獨立的確保……現代法治國家所以都把法院獨立起來，不讓它再隸屬於行政機關（註二）。」司法行政部放在哪裡，看起來只是政府組織架構的問題，但改革派關切的是司法獨立的問題，尤其是司法不容行政權力的干預。

當時最具影響力的《自由中國》，對於司法的監督很強烈，也很堅持。雷震在1957年就說「今日之司法比日據時代還不如」。1958年，台中地檢署檢察官黃向堅起訴南投縣長李國楨等人，結果李國楨無罪，別人都有罪；黃向堅要上訴，首席檢察官延憲諒不許，且說是司法行政部長谷鳳翔的意思。黃向堅哄過監印人員蓋了章，將上訴書直接寄給法院，後來法院認定上訴有效。夏道平在《自由中國》連續四期痛批這種行政干預，用今天的語言說，就是法務部長不應該干涉個案。夏道平點名司法行政部長谷鳳翔應該負責，而且這幾篇文章都是社論，完全代表該報立場，毫不含糊！結果谷鳳翔斷尾求生，把奉命傳話干預的延憲諒撤職（註三），真是狡兔死，走狗烹。

1959年雷震在《自由中國》發表〈各級法院應不應該隸屬於司法院〉，題目是問句，但答案當然是：應該！雷震認為審檢一體，檢察官辦案也應該享有獨立空間，所以他理想的司法獨立，是法官與檢察官一起隸屬於司法院，而司法行政部只處理行政事宜，歸屬行政院。

雷震把話說得比陶百川更白，司法獨立就是司法不容行政權力的干預，就是不容國民黨透過行政權力來干預。但他並沒有要審檢分立。他認為依憲法的意思，審檢是不能割裂的，所以他要把審檢一起從國民黨的鷹爪裡搶救出來。

《自由中國》砲聲隆隆，而且吾道不孤；雷震1959年11月12日的日記裡提到，「監委陳大榕說，法院應速改隸，政府不該再拖。」這樣大法官就可以打順手球了，於是1960年8月15日做成釋字第86號解釋，認為高等與地方法院應該改隸於司法院。《中國時報》與《聯合報》都寫了社論，都表示肯定，但是當年的政治氣氛與言論尺度本不允許有話直說，異議必然是無比委婉地提出。仔細比較才能發現兩報的不同立場。較保守的《聯合報》認為審檢一體，檢察體系也該視為司法權的一部分，所以主張司法行政部也應該改隸於司法院（註四）。比較自由主義的《中國時報》（當年還叫做《徵信新聞報》）則認為審檢應該徹底分家，不僅司法行政部應該改隸於司法院，而且此後檢察官也不應再掌握司法權，其逮捕、搜索、羈押等司法權能，都應修改（註五）。

這解釋公布後半個月，雷震就因為準備組黨而被抓，《自由中國》停刊。雷震被送軍事法庭，蔣介石下令：刑期不可少於十年、覆判不可變更。雷震被判十年。雷震對司法的批評，在「雷震案」上全數應驗：軍法管轄範圍太寬、司法沒有獨立、國民黨透過行政干預司法。

反對者入獄了，改革派閉嘴了，於是幾十年過去，改隸一事沒消沒息，司法繼續被行政權干預，繼續被國民黨透過行政權干預。直到1979年，蔣經國就任總統未久，美國與台灣斷交，政治危機隱然成形。蔣經國決定吸納改革力量，提出政治革新，「審檢分隸」便列為司法改革的要項。他任命黃少谷為司法院長，黃少谷是蔣介石留下來的前朝重臣，在國民黨內很有影響力。黃少谷則延攬學界菁英如翁岳生、蔡墩銘、施啟揚等人一同擘畫改革藍圖。當時擔任台北地院法官的楊仁壽在報端投書，對於審檢分隸表示疑慮（註六），一群台大法研所研究生隨即為文反擊，支持審檢分隸。此文作者眾多，近乎連署，名單現在看來十分有趣，他們是：李念祖、黃虹霞、蔡玉玲、李宗德、黃國鐘、林子儀（註七）。

現在官方談「審檢分隸」時，都只從蔣經國的政治革新講起（註八），彷彿明君聖主愛民如子，其實長期加害於司法的就是國民黨，而他們過了二十幾年才終於回應各界批評。又將審檢分隸說成是落實釋字第86號解釋（註九），其實大法官被晾在一邊快二十年，等得鬍子都白了。然後政治利益像鐘擺一樣恰好擺回來，於是一群白鬍子老頭就被吃豆腐了。

欲知「審檢分隸」後話，請見下回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