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台美關係對台灣的存續至關重要，但坦白說，在不少台灣人的認知架構中，確實存在「反美意識」這個元素。反美意識有形形色色的起源，在不同的人身上發揮不同的影響。

概言之，早期國府一系，有不少人產生「升米恩，斗米仇」的心理，痛恨美國沒有給他們更多支援，彷彿這是人家的義務，卻不想想美國已經幫了他們很多。若非美援，這些人早就連容身之處都沒有。像是蔣經國留下的日記，就充滿對美國的強烈嫌惡，只是他自制力極強，不會輕易讓個人好惡影響戰略決策，只是在日記裡寫抱怨文發洩情緒而已。

至於反對國府者，抱持反美意識亦不乏其人。他們討厭美國，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相反理由：美國幫了國府的忙。至於台灣也在美援之下一併存活、發展，他們似乎就不太感謝了，甚至可能還會反過來，把期望寄託在北京身上。

以葉榮鐘為例，他在1920年代參加台灣文化協會，1930年擔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1947年親身見證二二八的血腥屠戮，成為倖存的台籍菁英，從此對國府深惡痛絕。到了晚年，他對台灣局勢的觀點已經演化成「靠日本則受日本之控制靠美國則受美國之操縱」，甚至進一步主張「台灣人之劣根性更因日本五十年之奴化教育與國民黨二十八年之壓制奴役民族性之墮落達於極點，以尋常之手段無法救藥…然則台灣之將來除向中共認同之外似已無路可走」（參〈1974年7月17日寄自美國波士頓函〉，收件者為林莊生，收錄於《葉榮鐘日記》，晨星2002，頁1207-1208）。

回顧這些歷史，不是要否定前人，只是說明問題究竟從何而起。總之，親國府也好，反國府也好，各自有醞釀反美意識的原因。而這樣的反美意識，會進一步跟大中華主義、社會主義等不同思想元素相結合，對下一代人的思想與情感進一步產生影響。

以我個人經驗來說，我唸大學時所接觸到的教師，對美國抱持反感者不在少數，只是知識界比較會用左派論述去包裝。我仍然記得，在我選修的一門歷史通識課程中，教師差不多罵美國罵了一個學期，還直接在課堂上將華府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稱之為「劊子手的墓碑」；至於我當時讀到的一份法學院課程共同筆記（近乎逐字稿，製作年代比我早），則記錄了一位老師對美國介入南斯拉夫解體戰爭的批評，「如果蘇聯還在就不會有這種事」（大意如此）。

當然不是說美國不能批評，但批評有沒有道理則是另一回事。以台灣而言，現實狀況就是每個人的生存都跟「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牢牢綑綁在一起，包括那些主張反美的人在內。倘若台灣與美國為敵，形同政治與經濟上的戰略自殺。

儘管如此，各種不同版本的反美意識，卻還是分散在許多台灣人的認知架構當中，最終指向同一個結果，也就是讓有心人獲得勸誘台灣自取滅亡的良機。

再強調一次，人會傾向選擇跟自身認知架構契合的資訊，謊言之所以會有人信，是因為有人想相信。像是「他們賣的肉有毒」、「他們拿自己不敢吃的肉給我們吃」這類荒謬絕倫的說法，竟然能夠大行其道，關鍵還是在於社會本來就有讓其孳生的土壤，亦即根深蒂固的反美意識。

說穿了，他們許多人是真心相信「美國就是故意要放毒害我們」，就好像許多義和團拳民是真心相信「洋人有妖術」一樣。他們甚至完全不覺得這樣羞辱一個幫忙我們很多的國家有什麼不對，彷彿這樣對待別人是天公地道的。

台灣能否擺脫這種義和團式思維的糾纏，就看我們接下來如何抉擇。如果選錯，那就是我們全體要一起在國際上承擔責任。古希臘的歷史一再證明，直接民主制一旦作出錯誤的戰略判斷，承受最大災難的就是人民自身。這一點，在現代也不會例外。

（註：有關蔣經國日記，推薦參考《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一書（林孝庭著，介紹參留言處），於茲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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