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鐸王朝的倫敦 西元一四八五至一六零三年

遍地黃金的城市

亨利八世和他早夭的兒子愛德華六世接連駕崩之後，他信奉天主教的女兒瑪麗（一五五三至一五五八年在位）展開反改革，而倫敦始終作壁上觀。倫敦城始終有一部分人口強烈信奉天主教，當然也有一部分人口堅定信仰新教。一五五四年，某些學徒朝著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一行人丟雪球，當時腓力二世前來倫敦迎娶瑪麗，順道要求繼承英格蘭王位。但當瑪麗下令在塔丘燒死三百名新教徒，此舉卻也未曾引起暴動。在信仰問題上，倫敦由來已久的門戶開放所帶來的寬容，就連不寬容都能受到寬待。瑪麗死後，新教史家約翰．福克斯（John Foxe）的《殉道者名錄》（Book of Martyrs），成了當時銷售量僅次於聖經的暢銷書。

伊莉莎白一世登基

伊莉莎白一世登基（一五五八至一六○三年在位）為倫敦帶來了勉強的穩定。女王的首席顧問伯利勳爵（Lord Burghley）處理城市與君王關係的外交手段爐火純青，而他的情婦生活節儉令人讚賞，也提供了助益。於此同時，倫敦城的地產市場仍在消化亨利解散修院的後果。威尼斯大使報告，倫敦城「由於眾多教堂和修院的廢墟而面目全非，它們在此之前皆為修士與修女所有」。另一位使節記載：「由於近年解散會院之故，許多房屋仍然空置，無人想要收歸己有」。市場宛如蓄水被抽乾一半的水庫，重新填滿需要時間。解散修院後，約有六萬人居住在倫敦城內，（大）倫敦的人口則是十萬左右。到了一六○○年，入住修院地產使得倫敦城人口增長到十萬，整個倫敦總計則是十八萬人口。倫敦城人口仍占多數，但只是略高於多數。

伊莉莎白在位期間的倫敦，愈來愈受到國外事件制約。一五七二年，法國王太后凱薩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引發了屠殺新教徒的聖巴托羅繆節大屠殺，成千上萬雨格諾派（Huguenots，法國新教徒）逃往倫敦避難。他們多半是技藝純熟的工匠和商人，迅速融入了城市經濟中。四年後，西班牙將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施行於法蘭德斯，導致安特衛普在「西班牙之怒」（Spanish fury）中慘遭亂軍洗劫，七千名市民遇害。安特衛普長久以來都是倫敦的貿易夥伴和競爭對手，倫敦再次成為這場天主教迫害的受益者。十年後，倫敦城強壯而獨立的形象，由於一五八八年腓力二世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入侵英格蘭失敗而更為加強，這場戰敗也終結了他將英格蘭納入羅馬教廷管轄的企圖。

往新世界航行

歐洲大陸的這些發展，將英格蘭的外交政策帶往新方向，朝著直到此時仍被視為西班牙、葡萄牙與尼德蘭等國專屬之地的新世界發展。正當伊莉莎白的對手們試圖將自己的信仰強加於其他歐洲人，她的船隊則乘著貿易風揚帆出航。法蘭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曾在一五七七至一五八○年間繞行世界一周，宣告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屬於英格蘭王室。他和水手同儕們受到鼓勵，把握每一個機會探勘和牟利，這樣的追求在無敵艦隊入侵之後，變得跟海盜沒有兩樣。腓力二世懸賞要砍下德雷克的人頭，金額相當於今天的六百萬鎊。在伊莉莎白治下，英格蘭踏出了從歐陸近海列島邁向海外帝國的第一步，即使謹慎的伯利懇求把搶來的戰利品歸還西班牙，也是徒勞無功。

準備好迎接這種機會的其中一位典型倫敦城商人，是來自諾福克的布商理查．格雷欣（Richard Gresham），他在二十五歲時已經開始貸款給亨利八世，他後來當上了參議、市長和下議院議員。修院解散時，格雷欣受託進行前文所述的談判，以確保修院的醫院移交給倫敦城。他的兒子托瑪斯．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則成為王室代理人和駐安特衛普大使。他的財富超越了父親，操控金融肆無忌憚，即使在他的時代裡都被看成是個騙子和貶值貨幣的人。儘管如此，都鐸王朝所有四位君王——亨利八世、愛德華六世、瑪麗和伊莉莎白一世——全都仰賴他管理他們的貸款。

倫敦是倫敦人的倫敦

格雷欣監督了倫敦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那就是它接替安特衛普，成為歐洲北部商業樞紐的時刻。他反對倫敦城的排外姿態，請求女王接納逃離西班牙迫害的法蘭德斯流亡者，因為這將會「令倫敦城獲益良多」。格雷欣提議在倫敦成立證券交易所，超越安特衛普的證券交易所。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由法蘭德斯建築師設計，使用法蘭德斯的石材和玻璃，在一五七一年啟用，樓頂上裝飾著格雷欣家的蚱蜢家徽。由柱廊迴繞的交易所，是倫敦第一座文藝復興形式的城市建築。它的拱廊可以容納四千名商人，其中包含一百六十個出租攤位。

在逐步鞏固倫敦作為歐洲最重要金融中心地位的許多聰穎資金管理人之中，格雷欣是第一位。伊莉莎白稱他為「必要之惡」，並且樂於前往他在米德塞克斯奧斯特利（Osterley）的宅第拜訪他。據說有一次，她在晚餐桌上說到，要是築起一道牆穿過院子，院子會更好看許多。到了早上，就出現了一道牆。這是一項公開宣告的證明，證明的不是格雷欣對女王的敬愛，而是他所主張的「有錢能使鬼推磨」。他創辦了格雷欣學院（Gresham College），這所學府足以匹敵牛津和劍橋，日後成為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的榜樣。一五七九年格雷欣逝世時，這所學院位於他在主教門的豪宅裡。如今它在霍本的巴納德律師會館（Barnard’s Inn）裡，繼續以講座形式存續著。

（延伸閱讀：都鐸王朝的動盪十年　宗教暴亂、燒死異端、直到伊莉莎白一世降臨拯救英格蘭）

倫敦城這時跨出了第一步，從產品交易者轉變為信貸供應者，實際上是金錢的買家和賣家。信貸以信任為基礎，信任的是對方會償還債務，這涉及一個彼此認識且能夠彼此仰仗的人際網絡。對信貸至關重要的是倫敦城穩定的政治結構，與上游乃至境外的君王們瞬息萬變的人格成為對比。位居倫敦城頂峰的不是單一人物，而是二十四個參議，受到親戚關係與終生任期強化。但他們即使是朋黨，卻是個開放的朋黨，不斷由惠廷頓、格雷欣這類來自外省、胸懷大志的青年刷新。

整個動盪不安的十六世紀裡，倫敦大有可能成為異議與反叛的溫床。但即使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與瑪麗女王反改革期間，它都保持著距離。社會史家羅伊．波特（Roy Porter）寫道：「缺乏草根叛亂意味著，倫敦城的機制即使由富人操縱，卻不被看作是外來和專制的，而是某種程度的負責任且反應積極的。」最重要的是，「倫敦顯然是由倫敦人治理。」換言之，一種民主政體的初次萌芽，對於賺錢和政治穩定同樣至關重要。

※本文摘取自《日不落‧倫敦：創建、破壞與改革，泰晤士河畔的邊境小鎮如何登上世界舞台》，臺灣商務出版。

作者簡介

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

曾任《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和《泰晤士報》（The Times）編輯，以及《衛報》（Guardian）專欄作家。他也任職於參與倫敦交通、住房、規劃、藝術及保存等事務的相關機構，並於一九九四至二○一一年間，主持修訂佩夫斯納指南（Pevsner guides）。他從幼年就居住在倫敦，在倫敦四個自治市居住過，其中三個在泰晤士河以北，一個在河南。著有《英倫視野下的歐洲史：從希臘雅典的榮光到普丁崛起，全新觀點和幽默解讀》、《英格蘭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等書。

譯者簡介

蔡耀緯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現為自由譯者。譯有《1921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合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合譯）、《恐怖的總合》（合譯）、《平凡的美德》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