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談話錄》中記載了余英時先生晚年的一段談話：「人到老的時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記住孔子講的一句話：『及其老也，戒之在得。』……這個『得』不光是財，主要是名譽，人家承認不承認，受不受人家注意，怕寂寞。這就是黃宗羲早年講的一句話：『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麼事都會幹。」

余英時的喪禮

余先生耐得住寂寞，無欲則剛，與那些晚年跑到中國去跟共產黨暗送秋波、發大財、走紅地毯、警車開道的形形色色的「大師」們宛如天壤之別。這種選擇，既是由余先生的品性、閱歷決定的，也跟余先生在美國生活了一個甲子、自覺地用西方知識人的標準來洗滌中國士大夫的虛驕之氣、早已成為美國式個人主義者有關——不尚虛名、不羨榮華、自得其樂、敬天愛人，是清教徒的寶貴遺產。余先生雖非基督徒，卻比許多名義上的基督徒更有信念和勇氣，在少有人走的路上「千山我獨行」。

余先生溘逝之後，根據其生前遺願，喪儀從簡。余師母和兩位女公子在余先生骨灰下葬後,才向外公佈消息。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邵東方教授在《涓滴教誨見真情——懷念余英時先生》一文中，記載了他與餘師母的一段談話。餘師母對人之生死的態度豁達開通，她說：「余英時在睡夢裡離開。他現在可以在天上與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交談了。」余師母提到，余先生去世後，她沒有立即發訃告，這是她和余先生生前的約定。直到余先生安葬之後，她才通知中央研究院和普林斯頓大學有關人士，連她的兄長也是從外界的新聞發布始知余先生謝世的。那幾天她一直將家裡電話設置為靜音，不願意麻煩別人。余先生去世之後的頭七，有朋友去余先生墓地獻花，餘師母說：「他們說今天是余先生的頭七。我這個人可能比較西化了,所以不太清楚頭七和五七之類的習俗。」八月九日，餘師母又跟邵東方教授通話說，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主任田安（Anna Shields）給她打電話告知，普林斯頓大學校園從次日起降半旗三天以悼念余先生。余師母希望讓邵東方教授代她向所有吊死慰生的朋友轉達衷心的感謝，盛情已領，容她目前不能一一回謝，至深歉仄。余師母說，余英時是一個很低調和單純的人，從來不想出風頭,沒料到他的去世引起這麼大的反響。邵東方回答說，大家都想表達一下對余先生的悼念之情，「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所以形成了一個悼念的高潮。

邵東方教授記載的余先生身後事的細節，讓我感慨萬千。這才是真正的大師、真正的體面。余先生身後沒有舉辦盛大的葬禮，沒有高官顯貴出席，但絲毫無損余先生崇高的學術地位和高風亮節。一個人被別人懷念，絕對跟其葬禮的規模和出席的人數無關。獨裁者如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的百萬人呼天搶地的國葬，並不能改變他們遺臭萬年的終局。

從如何處理身後事上，可清晰地看出東西文化的巨大差異。我在美國居住了十年，參加過好幾次葬禮或追思會，有在教堂中舉行的，也有在墓園舉行的，全都簡樸肅穆，一兩個小時即完成。參與者都是逝者生前的親朋好友，不可能有不認識的官員前來致辭，說些不鹹不淡的場面話。更沒有中國或台灣常見的吹吹打打、哭哭啼啼、車水馬龍、冠蓋雲集乃至僧道鬼畫桃符、煙霧繚繞。尤其是基督徒的葬禮，整個過程喜樂平安，充滿永生的盼望，絕無半點悲悲慘慘戚戚。在美國，人像人那樣體面地活著，人也像人那樣體面地離世。

林秉樞暴怒的原因

在台灣，有一則引起全國譁然的新聞：民進黨立委高嘉瑜遭恐怖情人林秉樞暴打、拘禁，檢警火速拘提林並向法院聲押禁見獲准，檢方認定林涉犯傷害、妨害自由、恐嚇等七項罪名。事件的起因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林母出殯當天，高嘉瑜現身告別式，林秉樞卻抓狂辱罵——據說高嘉瑜此前向林秉樞承諾請副總統賴清德前來出席公祭，但當天高嘉瑜告知，賴清德無法出席。林秉樞當即崩潰，扯掉高嘉瑜的口罩、帽子，還高聲要她下跪磕頭道歉。林更逼著高馬上傳訊給賴清德本人，但高不從，林一度作勢要搶過高的手機、自己傳簡訊。

這就是中國式的葬禮——連副總統都成為趨炎附勢者之玩偶。這種禮儀一點都不體面，儘管看上去很有面子，有那麼多貴人富人來出席或送花。這個面子，當然不是死者的面子（死者已死，早已無所謂面子了），而是生者的面子。林秉樞並非孝順的兒子，就在其母親去世前不久，還傳出他毆打母親的醜聞。他之所以如此看重葬禮上出席的人員，是要利用這些關係網路來牟利。一個鐵定的規律是：在父母生前越是不孝的子女，在父母生後越是要搞出驚天動地的葬禮來。

中國式的葬禮（包括婚禮）都是表演給別人看的，請來的重要嘉賓，大都是死者生前不認識、亦並無交情的名流。在台灣，很多地方官員和民意代表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參加各種婚喪嫁娶活動，給主人面子，才能得到主人（及其家族）的選票。這是一種最醜陋、最卑賤的文化和習俗。被這種文化和習俗所捆綁的社會，不配稱為現代文明社會。

中國人好面子，美國人和西方人講究體面，兩者一字之差，謬之千里。很多中國人到西方生活多年，仍然只有面子，而沒有體面。

比如，自稱「中國民主之父」的魏京生，剛到美國時，一度被西方視為反抗暴政的英雄，但沒有幾個月，就落得個無人問津、門可羅雀的境地。他本人的解釋是共產黨特務搗鬼、陷害他——所有罪過都可推給共產黨特務，共產黨特務真是一個好用的替罪羊。

魏京生「跟全世界對立」

《華爾街日報》記者張彤禾（Leslie T. Chang）寫了一篇名為〈一位把在美國的自由變成監獄的中國異議人士〉的負面報道，魏京生的反應是一如既往地暗示記者被共產黨收買了。其實，張彤禾是台灣移民的後代，其祖父是抗戰勝利初期在東北被共產黨土匪殺害的工程師張莘夫，她對共產黨不可能有好感。後來，張彤禾與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結婚——後者寫的《江城》等中國三部曲被譽為認識中國人心靈的鑰匙，她本人也寫了《工廠女孩：在變遷的中國，從農村走向城市》等重要著作，他們夫婦對中國的研究、書寫和批判早已超過了只能「想像中國」的魏京生，魏京生的「特務說」大概不攻自破了。

在多年前那篇報道中，張彤禾寫道，一九九七年抵美受到熱烈歡迎的魏京生，剛愎自用，我行我素，很快完全陷於孤立，似乎「跟全世界對立」。一九九八年，加大伯克利分校邀請魏前往該校完成獄中回憶錄，他住的公寓禁止吸菸，愛菸愈命的他一次次鬧得公寓火警大作，他卻嗆聲說：「美國不是自由的國家嗎？為什麼連吸菸的自由都沒有？」他在高速公路上開車超速，被員警攔下，用僅會的幾句英文對員警咆哮說：「我是中國民主之父、未來的總統！」後來，他甚至說美國政府策劃暗殺他，美國國務院回應說：「他當然有權說任何話，但設計交通事故不是美國政府的行事辦法。」「民主之父」對民主的理解，還不如美國的普通小學生。魏京生定義的「民主」，就是他的面子為大，「民主之父」可以超乎法律之上。

張彤禾的文章中，還寫到一個很有趣的細節：有一次，魏京生參加一個正式會議，姍姍來遲，穿著寬鬆的藍短褲、皮涼鞋，手上夾著香菸，而與會者個個都西裝革履。記得作家韓秀曾談及此類細節，引用魏的一句解釋：「在監獄裡，我們都這樣穿戴。」是啊，既然有過坐牢的光榮經歷，誰有資格批評其穿著不符合社交禮儀這樣的細節？但是，魏京生偏偏忘記了一個常識：你要得到別人的尊重，首先你就要學習尊重別人。

在人權團體舉辦的紀念六四的活動中，我聽過魏京生的一次發言——此類活動，他必須被安排在第一個發言（除非有地位更高的美國官員出席，他至少要在華人中排名第一），否則他就拒絕出席，這是「老大」或「大佬」的面子。此類紀念活動，發言的先後次序頗有講究，一點都錯亂不得。在發言中，魏用於自我表揚的篇幅遠遠多於紀念死難者，他凸顯自己重要性的論據，居然是中國使館的高級外交官約他吃飯，向他尋求建議——這也是一種面子。我不禁感歎，為什麼到美國多年了，這名「反共義士」的自我價值認定，仍需由中共來加以確立？這是諸多中國流亡人士和異議分子最可悲的地方——他們口口聲聲說反對共產黨，但他們早已被共產黨鎖定，連語言和行為方式都跟共產黨如出一轍。

多年以後，魏京生仍沒有一絲一毫的地方像美國人，當他被昔日遭受他性侵的女士及私生女告上法庭時，他回擊的武器是將淒苦無助的母女扣上共產黨特務的帽子，就像共產黨給數百萬人扣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一樣。他為了子虛烏有的面子，不惜犧牲其最後的、殘存的體面。在美國，支付孩子（包括私生子女）撫養費，不單單是人的道德底線，更是公民必須負擔的法律義務。魏卻視若無物。如果他真的當上中國的國家主席，不會比共產黨更仁慈。作家廖亦武忍不住撰文勸誡和譴責這個不配稱為男人的男人：

我希望這次訴訟是一個轉折點，也讓魏京生「愛和憐憫油然而生」——劉懷昭和Charlotte不是你的敵人，這麼多年，已經夠了！你不是上帝，有什麼權力置弱小於如此不堪的境地？該自省了！你有監獄病，沒有認錯的習慣，那就在你的親生女兒跟前，從頭開始培養——太多的異議分子就毀在這個「沒有認錯的習慣」上，他們活一輩子，就是為了證明自己一貫正確，跟自詡「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一樣。

你的人生價值就是反對共產黨。那麼「養成認錯的習慣」，也是反對共產黨的一部分。魏先生，給我們做個榜樣吧，如果說你當年為《第五個現代化》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那麼《第六個現代化》——個人身心的民主化——也是值得你付出代價的。

脫離中國的醬缸文化，融入美國的自由文化，需要經過一個漫長甚至痛苦的蟬蛻般的過程。很多從中國到美國的新移民，因為迴避這個過程，就永遠為了面子而失去體面。

請不要讓您的小狗在草地上大便

這些年來，我在美國觀察到很多新移民不體面的言行舉止：我居住的社區內，養狗的居民很多，早晚在外面遛狗的人很多。我家在一處拐角的地方，草地面積很大，時不時有小狗在草地上奔跑。在社區內生活多年的居民，個個彬彬有禮，遛狗時隨身帶著裝狗糞便的塑膠袋，一旦小狗排便，立即就裝入塑膠袋中。近年來，遷入的新移民（主要是亞裔）愈來愈多，我家草地上不曾被主人收拾的狗的糞便也愈來愈多。我自行清理了多次，忍無可忍，從亞馬遜購買了一個溫馨提醒的招牌，上面寫著：「請不要讓您的小狗在草地上大便。」旁邊還有圖示。我將招牌插到草地邊緣，此後在草地上發現小狗糞便的幾率大大降低了。很快，周圍好幾戶鄰居也如法炮製，在草地上插上招牌，可見他們跟我一樣被這個問題所困擾。有時，我不禁想，如果我是白人，遇到這種情形，很難不對不遵守基本規矩的新移民產生種族上的排斥之心。所以，不要總是抱怨自己被「種族歧視」，自己先學會文明的生活方式，過體面的生活，文明和體面無關乎金錢，而關乎基本的教養。

我居住的區域，華人雖不如紐約和加州多，但亞裔的比例逐漸增長到四分之一左右。我在好市多購物時，就發現華人顧客愈來愈多。某些新移民的表現讓人不敢恭維：好市多買的西瓜，數百個放在巨大的紙箱中，顧客可從中挑選。我好幾次看到一幅驚人景象：有留學生父母模樣的、白髮蒼蒼的華人老人，直接跳到紙箱中，對著若干個西瓜誇張地拍拍打打，耗費數分鐘之久才挑中一個，笑逐顏開地抱著西瓜跳出來。在亞洲超市中，他們還有更精彩的表演：將原本裝在塑膠袋中的蔬菜全倒出來重新篩選，他們以為是在中國的農貿市場，可以一根菜一根菜地挑選。他們甚至將超市裡免費的塑膠袋、廁所裡的衛生捲筒紙統統往包包裡裝。有工作人員善意地提醒他們，他們卻針鋒相對地回答：「不都是免費隨便拿的嗎？我多拿點怎麼了？又不犯法，而且又不是我一個人拿！」

我還遇到一位依親移民到美國的、中國名校的退休教授，他剛到美國，在家中很寂寞，就到教會認識新朋友，教會當然很歡迎他。他逢人便說，他在中國有好幾套房產，價值數千萬，每月退休金也上萬，炫耀自己在中國有錢、有房、有地位。但他在美國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財產（住在子女家），因此符合申請福利的條件，填了幾個表格後，他每月白白得到上千美元福利金——他並沒有在美國工作過一天。由此，他得出結論：美國人太蠢了，有太多漏洞可以鑽了，中國人只要稍稍多打幾下算盤，就能撿到天大的好處。這位教授還跟牧師打聽，附近有沒有黨組織？他是中共黨員，希望過黨的「組織生活」。禮拜天到教會找朋友聊天，有免費的午餐吃，如果週間再有機會參加黨小組活動，他的人生似乎就完美了。

華人移民生財有道，讓美國人感到匪夷所思。住在紐約的張菁女士在臉書上披露說：在紐約上州某豪華賭場大酒店側門，每天堆放著大包小包及塑膠袋，這些包的主人，是一群來自紐約華人社區的法拉盛、布魯克林的八大道等地的中國人，這些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來回乘搭賭場巴士，賺取賭場贈給每位乘客的十五至二十五美金。假扮乘客的這群中國人把現金券又便宜賣給其他賭客，每天來回幾趟，據說月賺一千至數千美元不等。這門差事不查身份、不繳稅，坐坐車而已，比打工送外賣強多了。那一排排的包包裡，多是他們自備的食物和水果，以前坐在賭場裡的乘客休息室裡吃，被禁止後，就一堆人站在賭場門外吃喝。這景觀直接影響了建築的檔次及遊客觀感，賭場及周圍以白人為主的社區居民對其深惡痛絕。這群人站在進門處一餐廳矮木隔欄旁，一邊聊天一邊看著食客用餐時，食客往往送來鄙夷的眼光。餐廳不得不在每張桌子上貼上中文的「桌椅僅限用餐客人」的告示。張菁感嘆說：「中國人真是聰明絕頂，為何那些貧窮、被很多中國人看不起的黑人或印度人就看不見這一線生機？就想不出這條生財之道呢？搶劫冒坐牢之險，坐賭場巴士賺錢基本合法，最多遭人白眼，又不痛不癢，何妨？！難怪中國人成規模、有秩序，並精於此道。」

員警出面的教育最管用

網上流傳著一位做翻譯的華人的一段隨感：他的主業是法律相關領域，經常被緊急招去事故現場、警局、法庭等地，為當事人翻譯，其中接觸比較多的是從中國來的老人家。他工作裡最常翻譯的對話如下——

老人：「我不知道這個不可以啊！」

員警：「不，你應該知道。作為一個成年人，你應該知道你的行為必須遵守你所在地的法律。」

老人：「我們老家那兒都是這麼幹的（比如捕捉野鴨回家製作烤鴨），沒人管！」

員警：「你可以在你們國家幹任何你們國家允許的行為，但你現在是在美國，必須遵守美國的法律。」

老人：「我是第一次，初犯，能不能就算了，下次我一定注意。」

員警：「目前這個處罰就是根據第一次違反決定的，第二次違反就受到更重的處罰。」

老人：「我年紀那麼大了，不是有心的，就不能從輕發落嗎？」

員警：「任何一個成年人，都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跟年齡無關。」

老人：「你們是不是看不起中國人！故意找我們碴！歧視我們中國人！」

員警：「如果你對我的執法過程有任何疑問或不滿，我的警號是XXXX， 你可以在XX日內向法庭申訴。」

老人：「你們欺負人啊，欺負我一把老骨頭啊，我不活了，我跟你們拼了啊！！！」（大喊大叫坐地哭鬧）

員警直接掏出手銬，甚至手槍，制服認為有攻擊性或自殘行為的當事人。

老人則裝病裝暈倒。

員警直接叫救護車送醫院。費用由當事人自理。

類似的場景不斷上演。這位翻譯感歎說，員警出面的教育其實最管用。

這一幕場景再次區分了面子和體面的天淵之別。在美國，別人對你的尊重，永遠不是你活了多少歲數，或者在某個位置上待了多久，而是取決於你怎樣對待別人、對待事物。一個人最大的優點就是認識到自己有很多缺點。千萬不要讓人家尊重你的理由，只剩下你可憐的歲數。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