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加拿大觀察家寇謐將(J. Michael Cole)發表〈國安情報交換將創造國際與台灣來往的嶄新機會〉(Security Intelligence Exchanges Create Untapped Opportunities for Engagement with Taiwan，《上報》轉載標題為〈和他國打交道要超越利「台」主義〉)，呼籲各國應和台灣的國安及情報單位建立更密切的合作，他指出許多國家在跟台灣情報界的情資交換上受到本國「一個中國」規範的桎梏，其實台灣在華語文化圈的地位，以及長期承受中國認知作戰及滲透的經驗，是可以幫助國際情報圈更深入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情報企圖、策略及野心。

寇謐將先生對於台灣跟國際社會的情報合作方向提出的愷切建言，是值得關心這方面議題的各方有識者深思並探究的課題。不過筆者不揣冒昧的就寇謐將先生的建言提出補充跟個人看法，希望能拋磚引玉讓更多人關心此一議題。

國際情報圈跟台灣情報界的接觸、交流其實一直存在

寇謐將先生在該文提到「許多國家為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常避免與台灣進行軍事及情資上的合作，即使少數國家與台灣法務部調查局有些許交流，在情資方面的合作卻非常有限。」其實台灣的國際情報合作網絡較寇謐將先生所提到的更為廣闊。

就過往媒體報導跟公開資料所披露的情況來看，國際情報圈跟台灣往來的熱度其實不低，也不局限在法務部調查局，除了傳統的情報盟友美國之外，台灣的國安局、軍情局甚至電訊發展室跟不少外國同行的情報對口、合作一直都存在，只是頻率跟熱度強弱的問題；歐洲、亞洲及中東不少國家的情報機構從冷戰時期就已經開始跟台灣的情報機構進行合作，著眼點就是在於蒐集當時紅色中國的情報，德國聯邦情報局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即使日後這些國家的政府轉向跟北京交好，但是雙方情報機構的檯面下聯繫始終存在。

無論是台灣或國際情報圈，「Give and Take」是不變的準則，倘若台灣手上有足夠而高品質的情報，無論是訊號、諜員、公開資料分析等途徑所得來的情報，是國際情報圈所急需的，那麼即使該國跟台灣的關係如何，都不會影響該國情報部門跟台灣同行的聯繫甚至合作。例如在日本陸幕第二部特別勤務班(實際上為自衛隊非正式編制的對外情報機關)以民間人身份活動的情報人員阿尾博政在1972年日本跟國府斷交前後，他的上級仍命令他到台灣作為自衛隊方面跟國府情報機構的聯絡人，持續和國府情報對口聯繫，就可以看出在情報的世界當中，當利益大於風險時，雙方仍然可以繞過外交關係的束縛發展合作關係。

故步自封的台灣情報界是影響國際情報合作的最大因素

但是這樣的情報聯繫如果出現弱化，除了中國作梗或雙方的合作意願或承辦者的問題之外，台灣所能提供的情報水準跟品質也影響到相關國家情報對口跟台灣同行交流的意願。

毋庸諱言，近年來台灣面臨的情報困境日益嚴峻，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先生去年在《亞太防務雜誌》為文〈台灣需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亞太防務》，第145期，2020年5月)，指出中國跟台灣之間在訊號、密碼、高空偵察等情報領域的差距日益擴大，再加上台灣情報界未能與時俱進，使台灣在情報戰場上已處於下風，他在文中警告「『時間』已經不是臺灣可以擁有的『奢侈品』」。蕭台福先生的諫言正是一記警鐘。

台灣情報界的問題在於「人」跟「體制」

正如前述，台灣情報界在情報領域面臨頹勢，除了科技情報上的瓶頸之外，台灣情報界在「人」跟「體制」上都是必須解決的問題癥結。

從「人」的問題上來說，可以分成局內人事跟對外徵才等層面。

從情報機構的局長選任來看，過去許多因為層峰及軍方主政者的「長官意志」空降到軍情局和國安局擔任首長的軍職將領，從軍中找來自己人進入機關擢升要職、公器私用、徇私、雙重標準的管理風格等為人詬病的陋習不斷的出現在這些軍職情報機關首長身上，如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當年的批評即指出此一現象：

「據媒體的報導，蕭台福在其書中批評，國安局的局長多數是現役上將由軍職轉任，這些軍人出身的首長個人意志強烈，是情報工作的大災難。

他說，這些軍人向來要求服從，不容易聽進不同意見，雖然其本身只有兩三年的情報工作經驗，但卻不願和有幾十年經驗的部屬討論業務，永遠是『我說了算』。

他還批評了國安局在人事上任人唯親，他指出一些軍職首長進入國安局後，引進其軍中的老同事空降到高階職位，這些人大都沒有情報專業，做事紕漏百出，而長官對批評的意見又一味壓制，打擊工作士氣」

而這種現象同樣出現在軍情局，當首長的適任問題影響到情報機構時，自然對情報機構的業務及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即使是情報機構的中高階官員，同樣有著不小的問題，以國安局為例，國安局幹員「江光易」曾在《蘋果日報》為文〈國安積弊 不在個人在結構〉指出軍職既得利益派系壟斷國安局造成近親繁殖，「而這些人通常是在軍旅生涯的中途，才出於各種原因調任國安局，欠缺對整體的認同感，更重視個人或小團體利益。」這樣的情況之下造成觀察家施威全所指摘的「軍官近親繁殖，山頭派系形成，軍人學長學弟都是自己人，但這些長官們的歷練與智識，很難理解下屬提供的經產特情資。」使得軍系情報機構處於閉塞而不思進取的狀態。

以上種種，構成今日情報機構的內部問題癥結。

而在對外徵才上，情報機構同樣是有著極大的問題，不僅是內部軍文職的差別問題，在招募民間人才上，同樣有著不透明、缺乏誠意、僵化的條件限制等招募門檻，甚至如國安局出現文職學員在特訓傳出惡意汰訓、性騷擾傳聞始終未能對外界開誠布公澄清；這種情況之下，使得民間人才對於加入情報機構為之躊躇不前，自然讓情報機構無從得到外界的刺激及活力而故步自封，筆者過去已經對這些問題提出個人看法，惟時至今日仍未得到改善。

從「體制」的問題上來說，如何打破軍方主導情報體系所造成的沉疴?是否該讓國安局局長跟「國家安全情報協調會報」主席分離成立台灣版的國家情報總監(DNI)?是否該全盤審視並調整今日各台灣情報機構的組織、任務等等，同樣是今日主政者及相關主事者未能面對的改革課題。

前述的台灣情報界內部問題，因為台灣各界對於情報事務的普遍無知，以及情報界人士多諱言談論相關議題，而未能如軍隊的問題那樣為公眾所知曉，但是台灣情報界的國際情報圈對口跟合作方一定是可以從中感覺得出來問題所在。

台灣情報界必須革新，才能談國際情報合作

儘管台灣基於語言、文化跟中國相近的優勢，給予國際情報圈驗證並了解中國意圖的一個窗口，特別是在香港被中國緊縮統治之後更是如此。

但是今日的台灣情報界從領導、體制、徵才等各層面都已經處於暮氣沉沉的頹態，無疑是影響和國際情報圈進行合作交流的意義跟價值，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對於台灣跟國際情報圈都是有害無益的，唯有徹底的革新台灣情報界、檢討徵才門檻廣納人才、引入台灣民間的活力進入情報界，才能重振台灣情報界的動力――這對台灣跟國際情報圈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