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結果出來，執政黨稱慶。不過很弔詭的是，本來努力推公投的民進黨，反而希望公投與大選切開。

不容否認，公投綁大選恐怕會導致選務混亂；又可能造成選民人事不分，盲目投票。選民對公投議案茫昧或不感興趣，還是投票了，衝高虛假的投票率。可是公投體制搞到要綁大選才不會淪為鳥籠公投。那麼此公投體制與我國決策機制，恐怕與民主生活方式大相逕庭了。

本文旨於從歷史上釐清甚麼是公民的認識，以做為未來體制改良的基礎。

一、甚麼是公民？

由於中文的曖昧，我們總是把公民、人民與大眾，混為一談。

我們以為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是指「國家採取多元途徑，藉以培養國民具有國家意識，以及獲得有效參與公民生活。」國家是能量中心，啟蒙、陶鑄他所要希塑造為合格的公民。

實際上，公民與國家平起平坐，如英美法中的Jury制度。台灣所理解的Jury，只是協助法官斷案的陪審團或是國民法官。國家在公民之前。國家優先。國家法定培養出來的法律從業人員是主。人民只是陪襯。實際上，Jury出現是用來取代神意的體制性安排。Jury與其他法律從業人員是平起平坐，分工合作，各有尊嚴的。Jury負責審酌事實。法官依據Jury 公意裁斷出來的事實，權衡該如何適用法條。檢察官象徵國家公權力，起訴嫌犯。律師則是站在被告立場，為其爭取法律上應有的權利，與國家公權力抗衡。象徵國家公權力的只有檢察官。國家不是一切。法官是擬制居於上帝之位。法官與Jury( 或許當翻譯成法意團，或公意團 )要隨時警覺檢察官，國家公權力代表，是否濫權。是否違反無罪推定，罪刑法定，違反程序正義，違反毒樹果實或一事不再理原則等等。

同理，一個負責任的公民，一如Jury，也要時時警醒，檢視國家是否違憲，是否違法濫權，是否違反性別平等原則，是否逾越比例原則，是否違反人性尊嚴與人權等等。

如此法治教育關注的焦點，就不應該是灌輸學生說：憲法第N條說什麼？ 憲法增修條文說甚麼？ 而是要讓學生好好審視某個違憲審查案的來龍去脈，而且對協同意見書、反對意見書也要好好理解。因為那些法學見解有可能比較符合公意，而成為未來的法律。

需知，實證研究顯示：熟知法條的人民，往往也是最可能犯法，或有前科，或曾被判過刑的。我們把法治教育，搞成法條教育，一如商鞅公布法條、徙木示信。那是過去之井，而非現代社會培養有歷史感與責任心的公民之道。

台灣中學也教違憲審查。可是，我們通常只告訴學生林林總總，琳瑯滿目的結論。這些結論，只要上司法院網站，就隨時可查到的，卻又無論怎麼努力記誦，卻又都背不完。有這種釋憲案可學，當然也是種幸福。因為在強人政治時代，幾乎無人敢提釋憲，沒有如此多而繁雜的釋憲案可學。不過，教育之道，多不如少，少不如精。深入理解一個釋憲案例，理解公民草擬、維護與校正憲章的動態歷程，恐怕比貪多嚼不爛還好。

然而，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單是醒覺，也還是有所不足的。公民社會，如何合眾為一，成為一個想像共同體。不是靠國家、靠強人政治，強不同以為同，一法令來塑造的。但也不是單靠一個饒富公民精神、孜孜不倦的分子所能畢其功。人總是有盲點，總要想到自己可能會錯才是。只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會錯，才可能理解其他不同觀點出發的，堂堂正正，有條理的協同意見書或反對意見書。才可能有橋梁，跨越差異，彼此擁抱，分享愛。

二、認識差異，才能合眾為一

公民總要意識到自己可能會錯，也才能傾聽到橋上之聲，認識差異或反對聲浪。

異議有時比正典還重要。最近美國大法官Joan Ruth Bader Ginsburg ( 1933-2020 )過世，許多年輕人為之痛哭流涕。有人將她這個老女人的頭像刺青，繡在胸口或兩臂上。為什麼年輕世代會這樣的方式，來永久紀念一個容顏衰老的女人呢？ 她當律師時，是個著名的人權鬥士，成功打贏幾場違憲審查案。雖然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不過，讓她成為像搖滾巨星般的法律人的，是她當大法官時，總是惡名昭彰的提出反對意見書。所以她最有名的綽號是Notorious RBG ( 與KGB諧音 )。一個總是異議，唱反調的人，也可成為BBC口中「一位不知疲倦、堅決捍衛正義的鬥士」，才是健全的公民社會。

我們如果進一步追溯公民締造當代體制的話，更會發現多元包容的重要性。

十七世紀英國發生內戰，很慘酷地兄弟殺兄弟，朋友殺朋友。痛定思痛，他們反思：要締造甚麼樣的政體，才能避免此悲劇再次發生。依據謝平與夏佛在《利維坦與空氣幫浦》一書中的研究：當時有兩大主張，一個是以霍布士為代表的，主張一法令式的極權政體，大自然沒有真空；另一個以波以爾為首，主張多元並立的政體，大自然有真空。前者就是一般政治學講契約論的源起。後者不只界定甚麼是實驗之外，也規範了後來民主的生活方式。

波以爾認為，健全的、可避免內戰的社會，要多成立獨立的民間團體。如成立英國皇家學院，努力建立事實，不要談論因果關係。波以耳用空氣幫浦建立了一個事實，真空存在。這個存在的真空，其實也像他後來倡議建立的專業團體般，不受外力干擾。專業學術社群屬於政治權力的真空範疇。在英國皇家學會裡只談事實，不談政治與宗教，也不談因果關係。如此英國皇家學會的運作，也不該受政治或宗教影響。

當科學與政治，彼此互不干擾，了不衝突時，當然很好。可是萬一英國皇家學院院士，跟英國主政者立場相左，怎麼辦呢？波以爾覺得無所謂，各有各的真空環境，各行其是。只談事實，展緩真理或因果關係的追求。追求因果關係，只講一個真理，強不同以為同，反而會造成戰亂。

霍布士深不以為然。他認為，1642-45年的英國內戰就是因為seeing double。財產權神授比較大，還是君權神授比較神聖？ 當信任國會？ 還是服從君主？ 大家不講因果關係，不講最終原理原則，無所適從，喬不攏，才激發內戰的。所以，自然科學只談事實，不談因果關係，是有害的。說實驗可以生產出真空來，也是有害君主政體的。為了定分止爭，他主張國家極權。人民彼此締約將其一般基本權交付給政體，以換取生命安全。所以除非契約政體，利維坦，侵犯了人民的生命權。人民才有反抗權，否則要把所有權利授與國家。

這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實驗室的生活方式或是利維坦的生活方式，都是為了避免內戰，卻南轅北轍。而且這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當時很難說孰優孰劣。可是，英國人後來選擇了波以爾所主張的生活方式，有真空，累積事實不談因果關係，可以有獨立於政治宗教範疇之外的多元的專業團體。從後見之明來看，英國人的選擇對了。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們或許看到英國船堅炮利，侵略別人，攻城掠地，建立日不落帝國。但其實，他們最擅長的不是對外，而是解決內部紛爭，避免內戰。從十七世紀以降，英格蘭沒有嚴重內戰。 相對的，採取類似霍布士主張的中國，君主專制極權，以吏為師，夢想著千秋萬世，傳之久遠，卻總是陷入無窮無盡的內戰深淵中。中國不擁抱多元，所以殺法輪功，殺學生，血洗圖博、蒙古和東突厥斯坦，非常野蠻。

換言之，此分工合作，大家都有尊嚴的民主政體，要藉著我們能否擁抱「異類」來實踐。實作上，要看我們是否能限制國家機器無所不在的控制慾與權力狂；是否不畏懼真空存在。

三、在戰爭幽靈下

當代社會顯然與十七世紀的英國差異很大。工業革命造成天地巨變，那麼作為憲政體制的動態締造者、維護者與校正者的公民，該何去何從呢？

如Theodore John Kaczynski ( 1942- )所說的：

工業革命以及其後果對人類來說是一場災難。工業革命以及其後果大幅提升了住在「先進」國家的人們的壽命，但他們也讓社會不穩定，讓人們的生活變得空虛，讓人們的尊嚴被剝奪，還導致廣泛普遍的心理疾病（以及第三世界的人們肉體上的折磨）以及自然的嚴重破壞。科技的持續發展會導致以上情況更加惡化，讓人更沒尊嚴，自然更加被破壞，更嚴重的社會動盪及精神折磨，甚至可能也會導致「先進」國家亦遭受肉體的折磨。

尤其是，從十九世紀以來，軍事與工業宛如攣生兄弟，難分難捨。如當代社會的毒品氾濫，來自於二戰軍國主義的餵養。納粹用毒品發動閃電戰。日軍的神風特攻隊靠它，美軍也以安非他命撐住越戰等等。化工產業所造成的塑膠微粒與空氣汙染，則來自一戰之後所使用的毒氣與炸藥軍事工業的轉化等等。

更幽微的是，軍人價值觀的紀律與服從，滲透到公民社會來。陰魂不散的戰時價值觀與組織，如影隨形。戰爭幽靈，如中正之精神(軍政獨裁)與我們常相左右。如為教育死諫的林冠華所就讀的莊敬高職，就是以採取軍事化管理著名。那也是許多私校、明星國中所標榜的，招生口碑。學校現場中，所謂的校、班和師都是軍事名稱。智力測驗與透過選擇題評鑑學習成果，電腦讀卡，也源自美國軍方。至於教育單位的集體主義，透過以吏為師，追求效率、標準化與統一，更是從軍國主義下的法西斯教育流傳下來的歷史慣行。

軍事價值不見得不好。它對強健社會有其重要性。軍事教育把陽剛小子打造成男人，灌輸純正的男子氣概與團隊價值觀。讓他自然而然滿懷崇高的理想：對家庭與家鄉的愛，對國家強烈的偉大感，愛國心與良好的同志情誼，身心的淨化，道德勇氣與身體勇氣，以及對任何不真實、心胸狹隘或卑劣的不屑一顧。

很可惜的是，在台灣的那種軍事教育，離鄉離土，不知道愛哪個國，效忠哪個想像共同體。它不像是希臘羅馬古典公民教育，而是偏向中國威權體制下的編戶齊民式的奴隸兵訓練。在此編戶齊民體制下，如托克維爾所說的：只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總是只考慮自己，將自己封閉在扼殺了公共道德的狹隘個人主義之中。它用一堵牆把公民囚禁在私人生活中。幾乎所有人都迫不得已分秒必爭地拚命攢錢或賺錢。滿大人們( mandarins ) 就在此集體主義的羽翼下，在其所提供的隱蔽和黑暗之處，貪婪地，以可恥的手段攫取不義之財。

以歷史教學為例，在軍事幽靈下，我們既不是以學生為中心，也不是奉老師為偶像，而是很荒謬的以「課本」為中心展開。問題是，課本中的歷史圖像，經過層層轉譯，往往禁不起考驗。如台大花亦芬教授所說的，停留在梁啟超時代。百年前的見解、過時的迷失往往就一路延續下去。

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不斷對話。他不可能定下來，定於一尊，以之為本的。因為史學是門藝術。同樣的材料，在不同工匠手中，會呈現不同圖像。如有關復活節島上的滅絕之謎。賈德戴蒙說是因為環境破壞。可是在羅格不雷格曼《人慈》中卻有著不同的故事：十八世紀初住在復活節島的人身強體壯。土壤出乎意料之外的肥沃。這島嶼是人間樂園，沒有任何證據指出他們在挨餓。復活節島森林消失，也不是人為造成的。滾動巨石像所需的樹木，算出來至多是一萬五千棵樹。可是島上依據生態學研究有多得一千六百萬棵樹。真正造成生態大滅絕的是第一批抵達的船上偷渡客，老鼠。僅僅三年內，一對老鼠可產下一千七百萬隻後代。它們食用樹木的種子，妨礙森林的生長。而最終毀滅了復活節島文明也不是內部因素，而是搭著歐洲人的船隻抵達的瘟疫與奴隸貿易。也就是是西方殖民勢力把這文明推下懸涯的。

然後，就算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點，看著同樣的史料，也會建構出不同的歷史圖像。如孔恩在《科學革命與結構》導讀中，提到自己做物理研究與科學史研究的經驗。前者解謎之後，圖像非常穩定，動手寫論文時，不會有太大出入。後者初步解謎後，開始動手寫論文時，往往又會有很大出入，要不斷修正。史無定稿是也。

在台灣歷史教學現場中，荒謬的是：課堂上，或至少考卷上，所出現的歷史問題，我們都有標準答案。恍如我們所認識的過去，不是居於水之鄉( waterland )，而是會靜定下來、化身為選擇題中的穩定選項般。無奈聽從上級或大考中心指揮的基層教師們，眼中只能沒有不斷與過去對話的史學倫理，沒有自己，也沒有學生；只有以科舉之所是為是，科舉之所非為非。

四、翻轉？

台灣歷史教學現場，某部分也是台灣體制的縮影。在軍事幽靈下，改變歷史教學，意味著改變課綱、改變歷史課本。那種改變，如投石入湖，可清楚找到波浪的源起，像利維坦有個明顯的頭一般。如此可造成改變的，有天命的，只有執政黨，或可能代起執政的在野黨。整個體制就像容易引起內戰的兩頭蛇大海怪，彼此吞噬。

可是，這種改變反而是反史學特質的。兩頭蛇大海怪也是違反民主社會繽紛、不畏懼真空存在的特質。

繽紛的台灣民主不應該只有藍、綠兩個主角，而是每個人都有天命，又都有不同的意向。每個人活在世上是為了活出天命，或符合自己生命發展的最佳利益。人人皆有天命，將己之所欲，施於人。那麼結果既非自立，也不是全然分工合作，而是高熵社會或混亂的歷史。

在利維坦中是一顆巨石投入池塘，我們可以觀測到它所掀起的漣漪。可是空氣幫浦的政體中，是幾千隻候鳥同時入水捕魚，讓我們看不清楚浪花是哪個因素激起的了。大地之上有多少生命體，就有多少天意。如此，天命，天意就很模糊，甚至消散。我們不知道天在哪裡？ 其性質為何？ 我們看不到終極原因，只看到一片混沌，或一片繽紛。我們或許可以辨識出台灣那片浪花中的某些節點。可是在節點與節點之間，是無盡的繽紛。此混沌或繽紛或許如腸道菌叢般，有無數的微生物，有無盡的行動波；不依賴任何邊界，也不遵守固定疆域。

準此，藍綠應只是幻象，繽紛的萬花筒才是台灣的特色。但這不意味著我們走向價值相對論，或陷於知識的虛無主義。台灣信奉土地神，敬天愛土才是我們的神。

如經濟史學家艾賽莫魯和羅賓森所言，人與土地無連結，就不會有興趣在地方上建立複雜社會所需的各項制度：學校、公路、下水道、醫院、議會、法律規章、農業推廣機構和其他政府體系。一個地方若擁有各項功能俱全的雞後，當地人就可藉此發展新科技與新商業商法，在經濟上與他人競爭。在榨取之地，當地人就毫無機會可言。榨取之地的奴隸沒有能力或足夠的社會資源，運用政府機能。

台灣是繽紛之島，但不是受榨取之地，那是我們生長斯的鄉土。如瑞士，讓直接民權進入政府決策，才能彰顯公民作為憲政體制的動態締造者、維護者與校正者的精神，也才能避免滿大人們的巧取豪奪。

※作者為台中一中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