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盡工作、飢餓、營長霸凌、領導人選妃 蘇聯勞改營女囚的日常生活

拉娜‧普瑞斯考(Lara Prescott) 2022年01月02日 10:00:00
蘇聯時期,西伯利亞的囚犯營房。(美國國會圖書館)

蘇聯時期,西伯利亞的囚犯營房。(美國國會圖書館)

勞改第四天,我柔嫩的雙手長出厚繭,終於能抓牢鋤頭了。我將鋤頭揮舉過頭,以驚人的氣力敲進土裡。一天結束,我把分派的土地全部翻過一遍,終於獲得配給食糧,只是三兩口就吃完了。我的身體比我的心靈更快適應這種生活。不過世事不都是如此,阿納托利?

 

剛開始幾天最難熬,然後漸漸地,幾週、幾個月、幾年過去了;不是看著月曆上的格子一天一天數,而是計算挖了幾個坑、從頭髮挑出幾隻蝨子這般度過。時間在終日鏟土、水泡破了變成繭、打蟑螂(牠們在舖床底下逃竄)、肋骨根根漸次浮露中過去了。這裡只有冬夏兩季,兩者一樣殘酷磨人。

 

我體認到人體生存的基本需求:身體需要的真的很少,我可以只靠八百克麵包、兩塊方糖和味道薄得不知是湯或海水的食物過活。然心靈索求更多:鮑亞沒有一刻不在我心頭。我總覺得我能感覺到他在想我——漫過頸背、刷落手臂的酥麻刺痛就是證明。這種感覺持續好幾個月。接下來的一年,感覺不再,然後又一年過去。這是否表示他已不在人世?他們把我送進古拉格,自然不可能對他手下留情。

 

阿納托利,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這五年對我來說既是祝福、也是詛咒。唯有來自莫斯科的布爾喬亞才會被判這區區幾年刑期——我們的營長一再提醒我這個事實。這個烏克蘭女人名叫布伊娜雅,刑期十年,理由是她偷了一袋集體農場的麵粉。她高大壯碩、嚴肅刻板,與我完全相反。雖然我因為下田工作而日益強壯,但仍是動作最慢的一個。布依娜雅總是第一個拿我開刀,把我當作她毒舌攻擊的對象。

 

有一次勞動回來,我累到連沾滿塵土的工作服都懶得脫、也不洗澡,就這麼直接躺上床。我才剛闔上眼睛,就聽見那不容錯認、屬於布伊娜雅的吼聲:「三四七八!」她的嗓音活像咳嗽的喜鵲,學警衛喊我的囚號。

 

我文風未動。她又喊一次我的號碼。安娜從下方戳戳我的床。見我沒反應,她改用腳踢;「快回答啊!否則你就麻煩了。」她低聲說。

 

我坐起來。「是!」

 

「我還以為你們莫斯科人都很愛乾淨呢。但你怎麼渾身屎味?」

 

十一號營房響起陣陣笑聲,如漣漪擴散;困窘的紅潮漫過我的胸口和頸子,直上雙頰。我確實臭烘烘的,但營房裡有些人的味道比我更糟。

 

「我可是在防空洞裡出生的,」她繼續,「但是就連我都知道至少一週要洗一次胯下。難怪只有叛國詩人願意操你。你不就是因為這樣才到這裡來的嘛?」

 

笑聲揚起。我把雙腿甩過床緣,跳下三層舖。我的腿抖得好厲害,我敢說地板可能也因此震動起來。我感覺得到每一道盯著我的視線,看我如何回應。我猶豫了。我轉向牆壁,這個動作令布伊娜雅及其他人笑得更兇。她抓起自己的一小落髒內衣,大步走過營房中央走道,來到我的舖床邊;「拿去。」她把衣服扔在地上。「既然你要去把髒兮兮的身體洗乾淨,應該不介意順道幫我洗洗衣服吧?我知道你不會介意。」

 

阿納托利,我想告訴你,當下我立刻轉身離開牆邊、撿起布伊娜雅的髒衣服就往她臉上甩。我想告訴你,我堅守立場並賞她一巴掌,結果兩人扭打起來,害我隔天滿身瘀青。我想告訴你,雖然我打輸了,卻贏得布伊娜雅的尊敬。

 

但實情並非如此。我拿起她的髒衣服,走向水盆,用我的配給肥皂將衣服刷起乾淨,再小心翼翼將它們晾在最好的位置(火爐旁邊),這才剝下身上的衣服,用那盆混濁的冷水清洗身體。然後我就睡了。結果隔天整件事又重演一遍。

 

位於莫斯科的古拉格歷史博物館。古拉格為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的簡稱,指蘇聯的監獄和勞改營系統。(CC BY-SA 4.0 Annarapeyko)

 

  如果現在我把你想知道的告訴你,也就是你在盧比揚卡深夜閒談期間問我的問題……阿納托利,這對我還有任何好處嗎?假如我現在選擇合作,我的刑期會不會因此縮短?如果我承認你們的每一項控訴,我是否就能離開這裡?如果我把尖尖的鋤嘴對準自己、再使盡全身力氣,我是否就能一了百了?

 

你們可能會覺得冬天比夏天糟,但把我們折磨得最慘的日子其實是夏天。我們在田裡挖土、拉耙、拖拽使勁,汗水像小池子一樣聚集在工作服底下。我們都管這工作服叫「惡魔皮」,因為這種布料完全不透氣。我們的皮膚開始生瘡起疹,引來小黑蠅和牠們兇猛的叮咬。為了遮陽,我們把薄紗固定在生鏽鐵絲上,做成養蜂人用的那種遮帽。其他已經在大太陽底下工作十年、或甚至更久的人,皮膚早已曬黑,她們大聲嘲笑我們的帽子、嘲笑我們細如白瓷的莫斯科人肌膚。她們頂多三、四十歲,看起來卻像六、七十歲的老婦。她們很清楚,我們遲早都會放棄遮陽,總有一天會認命抬頭、讓陽光帶走最後一絲提醒我們在抵達波季馬之前是誰的身份記憶。

 

阿納托利,我們每天都要下田工作十二小時。我會在心裡默念鮑亞的詩句,度過這些時光;我用鋤頭敲出的每一記聲響計算每一句詩的節奏,每一處停頓。

 

傍晚,我們下田歸來,警衛會用雙手檢查我們的身體,確認我們沒帶任何東西回營房;這時我會再一次在腦中冥想鮑亞的詩句,緩解她們正在對我做的事。

 

我也創作我自己的詩句,像寫在紙上一樣浮現腦海;我會一再唸誦,反覆強化記憶。但因為某些理由,即使現在我有紙有筆,我仍舊不能寫出來。或許,這些詩只為了我而存在。

 

有天晚上,洗完布伊娜雅的髒衣服後,我被上頭叫出去。當時我正準備躺下休息,一名新來的警衛走進營房,像唱歌一樣喊我的囚號(她不像其他老手,下達命令時還不懂得威嚇大吼的控制技巧)。我套上工作服和鞋子,跟著她走出營房。

 

警衛領我走過切穿營房的走道,在盡頭左轉,我這才意識到我們要往哪兒去:綠色小屋。這幢小屋非囚犯營房,大多賞給受營區首領青睞的女囚。小屋的造型與營區內其他房舍截然不同,第一眼看見它時,我還以為自己產生幻覺了:它看起來就像任何一位老奶奶家的鄉村小宅,鮮綠外牆鑲著白木邊,窗外擺著一排排植栽,花草扶疏。

 

我看見某扇窗戶透著紅色燈罩散發的燈光。檯燈後方、端坐桌前的正是那位營區首領。我只見過這男人一次,之前他來波季馬巡視,一群低階軍官以他為中心、半圍著他。即使隔著一段距離,他濃密的白眉毛仍清晰可辨。根根白毛朝上豎直,幾乎要碰到他從額頂往下梳、欲遮蓋禿點的白髮。他看起來慈眉善目,像個平凡老爺爺一樣坐在桌前;但我從其他獄友口中聽聞,此人絕非善良無害的老爺爺。營區首領的工作是審訊犯人與招募線民。此外,大家都知道他在營區內有好幾名情婦——這些女人被叫進綠色小屋,不是選擇讓他為所欲為、就是在其他營區度過剩下刑期;後者的暴力虐待尤甚於此。

 

這些營區情婦在沐浴後都會套上絲袍,下田工作時也都帶著草帽抵擋陽光。她們常被叫出田地,轉往廚房或洗衣房做輕鬆活兒,或者花好幾個小時修剪小屋樹籬、整理花草,然後進屋照料其他需要照料的對象。每一位營區情婦都是美人,其中最漂亮的是十八歲的蕾娜。我沒見過蕾娜,但她那一頭如虎鯨皮亮黑絲滑的長髮,在營區內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謠傳首領特地從法國走私洗髮精賞給蕾娜,另外還給她一雙小牛皮手套,保護她的纖纖玉手。據說,蕾娜在被逮捕以前,原本是一位前途無量的喬治亞鋼琴家;還有傳聞指出蕾娜一度懷孕,結果上頭召來一名老婦,用縫衣針為她墮胎。

 

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直統治蘇聯,執政近三十年,直至1953年逝世。(美國國會圖書館)

 

這些都是謠言,只是傳聞,我在內心叮囑自己。警衛以警棍比比木門。我又告訴自己,我年紀太大、不合首領胃口,因為我聽說他偏好還沒生過孩子、或年紀不超過二十一歲的女子,非此即彼。

 

我走進這間兩房小屋,站在門口。首領伏案寫字。我希望他能開口說幾句話,但他只是用鋼筆指指書桌前的椅子,要我坐下。十分鐘後,他終於放下筆,正眼看我。他不發一語,拉開抽屜,取出一只包裹給我。「你的。這東西不能離開這間辦公室,你得在這裡看完。」他推給我一張紙。「讀完以後,在這裡簽名,表示你看過了。」

 

「這是什麼?」

 

「不重要的東西。」

 

包裹裡是一封十二頁的長信,還有一小本綠色筆記本。我打開筆記本,卻看不進半個字——我眼中只有紙頁上的筆跡:龍飛鳳舞、蒼勁厚重,每每令我想起翱翔空中的鳶鶴。我快速翻動筆記內頁和信紙,紙上的字跡漸漸有了意義。鮑亞沒死。他不在牢裡。他寫了一首詩給我。

 

阿納托利,我不會跟你分享那首詩。你以為我會嗎?我反覆唸過一遍又一遍,直至銘刻在記憶裡;後來我再也沒見過那幾張紙。或許你早已讀過這首詩,但我就當作你沒讀過。他的文字屬於我,只屬於我。

 

他在信上提到,他正在盡一切努力把我弄出去;他說如果他能和我互換位置,他會非常樂意。他說,壓在他胸口的罪惡感一天比一天重;他好怕這份重量最後會壓斷他的肋骨,令他傷心而死。

 

在讀信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一股我認為只有那群修女能體會的感覺:信仰賜予的溫暖及庇護。

 

阿納托利,我何以獲准閱讀鮑亞的信?時間都過了這麼久,首領為何決定把信交給我?也許他希望我有所回報。不論他提出什麼要求,在那一刻,我知道我都會做到。我願意成為線民,我願意做他的情婦,只要能再聽到鮑亞的消息,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可是,阿納托利,首領始終不曾開口要求我做情婦,也不曾收編我為線民。後來我才知道,鮑亞曾要求證明,證明我還活著;於是幾個月後,他們把我在讀信之後簽名的那份文件寄給他,作為佐證。

 

當時已有謠言傳出史達林病了,他的控制力正逐漸鬆散瓦解。綠色小屋那夜之後,我獲准收到家人與鮑亞的來信。他提到他心臟病發、認為那肇因於我遭到逮捕,爾後在醫院躺了好幾個月。他好怕自己再也見不到我。

 

他寫道,現在身體好了、又能連絡上我,他再度燃起完成小說的熱情。他說他會不計代價完成這部小說:不論是他的心臟問題、或是監看他每一封信的政府當局,誰也攔不了他。

 

※本文摘取自《齊瓦哥醫生的祕密信差》,臉譜出版。

作者簡介

拉娜‧普瑞斯考Lara Prescott


生於美國賓州,於華盛頓特區美國大學主修政治學,曾經以選舉活動顧問為業。她的短篇小說散見於《南方評論》(The Southern Review)和《哈德遜評論》(The Hudson Review)、《錫屋文學雜誌》(Tin House)等刊物。目前她與家人和寵物犬貓住在德州奧斯汀市。


她一向對《齊瓦哥醫生》這部經典小說懷有特別情感,因為她的父母正是根據該書的女主角「拉娜」為她命名。她讀到中情局在一九五○年代以祕密行動協助《齊瓦哥醫生》出版的史實之後,更是對這段軼事著迷不已,因而進行了廣泛的資料蒐集與研究,寫出了《齊瓦哥醫生的祕密信差》這本以真人真事改編的歷史小說。

譯者簡介

力耘


六年級生,兼職譯者,動物醫學相關科系畢業,轉介文字十餘年。

 






【加入上報國際圈,把繽紛世界帶到你眼前!】

提供新聞訊息人物邀訪異業合作以及意見反映煩請email至國際中心公用信箱: intnews@upmedia.mg,我們會儘速處理。

 

 

 



回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