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2021歲末，隨著《國安法》施行年餘，香港局勢在中共鐵腕下大致底定：主權移交後歷經多年的港中博弈，以反對派系全軍盡墨、雷厲風行的「二次回歸」作結。

北京自始至終無意「惠賜」港人一場自由民主的真普選，未能克服兩地從制度到文化壁壘分明，復對港人日益覺醒的民權抗爭意識夕惕若厲，恐懼自治終成緊拴不住的猛獸 — 追求政治獨立，遂透過融入大灣區徹底消弭「港人治港」、運用嚴刑峻罰及由警入政等手段雙管齊下，直接霸道地「止暴制亂」。

循中共立場思考，由姑息容忍各式陳抗，演變為大規模鎮反，既經歷港澳事務系統的思維更迭，也基於最高領袖管治風格丕變。就權力實務操作層面，是基於「一國兩制」的鳥籠框架內放寬自由的尺度，並設下兩道底線：不可形成地方挑戰中央權威的格局，或推翻中國及香港建制，建立所謂「反中亂港基地」；港人不能否定中國在港主權，試圖脫離中國統治。

過往北京對英式管治的粗糙理解，僅止於「有限民主而享有較大自由」造就的安定繁榮，民眾被培養成幾乎無心於公共事務的經濟動物，將精力貫注於謀生盈利，政治紛爭一律外判予殖民地官員以及少數政治菁英處理。京官錯以為囫圇吞棗這種「善治」模式，不斷創造「港中融合」發展機遇，構築「馬照跑舞照跳」的經濟民生榮景，就能填滿近利短淺的欲壑，港人自此甘受宰制擺布。

但遭遇連番挫則後，黨國高層逐漸意識到除了認定長期放任的失策，在簽訂《聯合聲明》解決前途問題後的過渡期內，並未做好與英國銜接法統以及領導者權威的「政治繼承」，導致治港實驗屢屢失敗：無論身為商人的董建華、政務官出身的曾蔭權及林鄭月娥、疑似黨委的梁振英，弊端非關他們懷有異心，而是透過這些代理人「以港制港」，畢竟未可貫徹中央政府的意志，令港人誤以為不過是從旁指手劃腳、無從生殺予奪的太上皇，西環中聯辦則僅為虛位督師而欠實權的宦官。

無論如何，漫長的一年臨屆尾聲，港人已大體無有奇蹟降臨之奢望，準備迎來赤色元年的凜冽寒冬。

「第四權」崩解陷落

既謂回顧，且從較近期的事情說起。

繼《蘋果日報》慘遭政權毒手倒閉收場，不到半年光景，網媒《立場新聞》亦因涉嫌觸犯《國安法》及出版發行煽動刊物等刑事罪行，於12月29日受抄家搜捕之禍，前現高層與編採人員被捕，營運資本被凍結。國安處記者會上，港警不忘提及其資金來源可疑、設立英國分社等疑似勾結外國勢力的「罪狀」，以及透過報導及評論煽惑讀者仇恨特區政府及法院，儼然淪為黨國語境下的「反動刊物」。

猜忖《眾新聞》、《獨媒》、《大紀元》、《HKFP》抑或誰是受害的下一站，並無意義，稍有常識的讀者應能推想事態之必然。管治者敵視與統整港媒，既切合威權治港需要，同時呼應中國境內整治傳媒的大局。

今年11月中國記者節，《新華社》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賀函，表面寄語「要在黨的領導下，把握正確政治方向……」，但從露骨文題《如何當好記者，聽聽總書記的要求》可知，此為習對新聞輿論的指示方針：做好黨國喉舌角色。

別以為這是空洞口號，事實上10月8日中國發改委已就《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21年版)》公開徵求意見，眾所周知政策本身已經完熟，假諮詢走過場對最終定稿影響極微。其中新增的「禁止違規開展新聞傳媒相關業務」尤其注目，明文規定非公有資本不能設立或經營涉及新聞編採報導的業務，包括紙本、電視、電臺、網絡媒介與通訊社，換言之民營或私人資本將絕跡於傳統以及新媒體，甚至連轉載外國新聞、網上評論或實況直播，均在令行禁止之列。

翻查2010年新聞出版署頒布的《指導意見》，其時鼓勵私企有序參與傳媒及出版業，在3-5年間建立數家資產逾百億的跨國企業，以開放名義朝局部市場化、國際化進發，與以上政策轉向恰恰背道而馳。

之所以說局部，一來胡錦濤、溫家寶主政時期雖然有限度放寬市場准入，但主調仍由國有傳媒機構掌握，加上中宣部管制干預最終輿情方向；那邊廂，逐步邁向世界舞臺的中國，對外宣的需求愈發殷切，但要向外國「說好中國故事」，無法過度依賴公信度存疑的官媒，故此藉民營資本、官方參股作為掩護，既可開拓更寬廣的影響範圍，且方便海外傳媒或資料庫的收購合併擴大規模，是為大勢所趨。

11年轉眼過去，黨國對民營新聞機構取態更弦易轍，並非基於輕視外宣，而是面臨重重內憂，從金融、債務到地產業崩坍的系統風險，乃至缺煤缺糧、疫情失控、失業嚴重等民生災變，皆為動輒觸發管治危機的地雷。內部維穩既優先於外部洗白，必須牢牢鉗制發言權，容不得漏網之魚，哪怕是絲毫內幕傳聞曝光，或出現主旋律以外的不協調音，例如昔日南方系、近期被整肅的財新這類稍有自由主義色彩、位居體制內但偶爾出格的媒介。

無怪乎李光滿一篇《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率先提到「傳媒公有化」，殊為關鍵，跟其獲中國官媒廣泛轉發的前篇一並視為醞釀「文革2.0」的先聲。

1988年元旦，臺灣結束長達37年的報禁，其時香港是為解禁後傳媒發展的參考對象；風水輸流轉，33年後的香港卻迎來報禁元年，教人唏噓不已。

即使現時政治上可算完全受控，但中共亟欲消滅境內「反動傳媒」、威嚇外媒噤聲、整合和收編親中媒體仍屬任重道遠，將來更可能參照全面國企化做法，節制公眾能夠瀏覽及分享的「新聞」，配合白色恐怖，消滅包括自媒體在內的評論監察力量，務求把管治風險系數降至最低。

當選舉淪為「神功戲」

關於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如同前文述及，早已名存實亡。經過資審會篩選、選委會提名等關卡後能夠晉身候選人，莫不是符合黨意的「愛國者」。未能參與的人不是入獄服刑、流亡在外，就是滯留此間委曲求全，連曝光機會也遭政權扼殺，像極了中國黨外基層勇敢參選人大，結果在習近平宣稱的「全過程民主」底下全數被迫退選，如唐吉訶德般徒勞地悲壯。

今屆大選終錄得自1997年以來最低投票率30.2%，投票人數為1,350,680，刷新2000年立法會選舉43.57%的最低紀錄。至於無效(廢)票率，則錄得2.04%的新高。綜合往績與趨勢，早鳥票通常是老人或組織票，大多源自親中派的動員令。但政府比往年縮減一小時投票時間造成虛高，未到中午已打回原形，最終投票率走低，實屬意料中事。

按照以往建制反對雙方選票比例(約45:55)，撇除反對派競爭對手後依舊「踴躍」投票，代表他們是真誠支持特區及中國政府，也呈現建制能夠動員票的上限。從技術層面看，預先登記在境外口岸票站投票(不在籍投票)而無人監票，也為日後的暗箱操作做好測試。

結果「合理」以外，中共還真弄出一場「五光十色」的選舉 — 按親中派代言人譚蕙珠說法，五光十色意思就是不同政治光譜的人(經資審會篩選後)能夠「入閘」，至於能否勝出純粹由「選民決定」。一若《紐約時報》所言，「當民主(選舉)變成一場表演」，其下場不問可知。

前文曾斷言「完善選舉制度」意味香港議會人大化，經過數屆的操作後，應會無限趨近隔一段時日街上滿布紅底黃字(或白字)「依法開展人大代表選舉」，然後新聞播映節選票站投票狀況，最後大街小巷換成「人大代表選舉勝利結束」的怪現象。但你會發覺，週遭根本沒多少人參與投票的真實感，連人大究竟誰代表了你也不曉得。

這並非港人主動放棄政治權利，或者「止暴制亂」成功消弭社會衝突，恰恰相反，是中共高壓管治剝奪異己取得效果：矛盾嚴重內化，政治責任被迫外判予黨國，然後各自乖乖低頭，努力做棵待鐮刀收割的大灣區好韭菜。所以衝高投票率從來不是首要任務，黨國真正需要實踐的，是徹底控制賽果，不讓任何意外發生。

觀察選舉前夕，港人除了對極少數政壇過氣人物、現役親中派議員稍有認知以外，對那群過關斬將熬過篩選的人幾近陌生。縱使政府看似投入大量宣傳呼籲踴躍投票、參選人設街站拉票、親中團體組織動員，甚至出動親中KOL循環再用泛民的情緒勒索「不投票等同便宜建制」企圖衝高投票率，市面無論對選舉關注度以至傳媒報導，氣氛依然低落。

毫無懸念，評論不對政府脾胃都是白費功夫。反正選出來都是黨的人，「愛國者治港」不會讓你對政治產生任何正面期待，連稍微提及「白票」「廢票」興許也怕得要死。故此市民寧願全情投入選秀節目、音樂頒獎禮，並非純粹地政治失意寄情娛樂，而是把那份票投心怡選擇的渴望投射至音樂票選，一如中國選秀節目《超級女聲》開放簡訊投票曾幾何時造成的轟動。

「香港故事」有口難言

11月臺灣金馬獎，描述香港抗爭片斷的電影大放異彩，無論是入圍的《少年》抑或奪得最佳紀錄片的《時代革命》，誠如後者導演周冠威的得獎感言，既是執導者對社會事件的內心抒發，亦為對承受苦難創痛者的一絲安慰。

然而以上兩部電影，在香港均無法公映，而一切都發生在《電檢條例》修訂以前。

支聯會9月決議解散，物理上的反黨組織遭到肅清；12月，置於港大的「國殤之柱」、中大的「新民主女神像」、嶺大的「六四浮雕」相繼被校方移除，過往港人聲援中國民運的遙遠回憶，隨著精神圖騰的消滅煙消雲散。以上雖與2019年後港人的民主抗爭沒有繼承關係，但在中共眼裏，任何形式的逆反黨國，都是治國齊民的障礙，是以不同時代脈絡的抗爭印記，與殖民管治的殘餘，一律被視為禁忌，無論是政治行為抑或文藝創作。

新近獲得臺積電文學賞的《僅存者手記》也面臨類近處境，作者梁莉姿在感言如是說：「這是一個無法在香港發表的作品，所以我應允自身諾言，我是為了繼續寫而來到這裏，我繼續寫。」哪怕她所撰寫的，是不同程度抗爭參與者心境的高山低谷，旁觀箇中的離散與失落，非關直接的政治表態。

如是者，有志講述「香港故事」的人，眼前正面臨以下三岔道：

一．主旋律式。大灣區內充斥「港式港味」，原本香港的人文特質被化約為零碎的文化符號；過往卓立於世的都市，消失於中國這座大熔爐之中，港人則紛紛變成庸俗不堪的「大灣仔」，從立體多元輾壓至扁平的典型。內容似無絲毫政治宣示，然而框架已反映最大的政治意涵

二．紀錄生活感興，偶爾描繪社會陰暗面，但現象式的呈現一如布景板，抽離背景脈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再多的苦難也不過輕描淡寫、無關痛癢的談資

三．無論歷經抗爭或承受後續的苦難，那股共負一軛且難以言喻的鬱悶，在境內祇能以壓抑的情緒委婉表達，於海外卻更多訴諸文化鄉愁。假如身處艱困無法直接呈現，則或以作品直指人心深處，或內化為寓言、隱喻，觀者自能感同身受。

不美麗的新世界

說回政治行動，即便如此，立法會無疑屬可見的戰場。身在海外的政治領袖嘗試喚起民眾自決，透過「白票廢票」或「積極不投票」保持政治能動性，減輕習得無力感。

然而一場政治運動假如涉及流亡者，海外組織的勢位從來祇能聲援、後勤，而非倡議主導，因為無論宣揚、集氣，以及事後詮釋，本地缺乏核心力量推動的話，建立公信效果成疑，肩負的風險亦非對等。

無論選舉、罷免抑或公投，畢竟投票行為本身仰賴羊群心理，假如改為流水式集體智慧，坊間任何人都可能詮釋，但難以凝聚成較實質、統一的見解與行動方式回應；零散及地下化的杯葛行動，能見度低，情形與過往林林總總失敗的白票運動相近，事前無人信服、欠缺向心力，事後亦無人肯為可能的失敗作出承擔。

假設持續公開行動，本地港人須有準備身陷險境，包括將被捕化為政治能量，以哀兵把消極被動扭轉為心態積極的抵制；同時也要對挫敗階段有所覺悟：各式制度內鬥爭例必節節敗退，傷痕累累，伴隨反抗力量進一步消亡，為愈益孤獨的戰友帶來更多創傷。

至於民生範疇，主張「唔好慣」(不要習以為常)的人傾向於社區互濟，還有維持個人不合作(如不光顧藍店)，但默契之下無需凡事宣之於口。舉例如特區政府強制全民進出指定場所使用紀錄數碼足跡的「安心出行」程式，靈活而又規避觸法的店東會改為外送不設堂食，市民則或光顧外賣，或自家煮食，或相約野餐，在有限的空間下堅持不妥協，增加政府的維穩成本，也是一種出路。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