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21)年底，香港立場新聞被抄了，多位媒體人被捕。接著，眾新聞也關了，許多人同聲哀嘆。在之前，香港立法會選舉選出了湊一色「愛國」議員，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也被移走，雖有遺憾，卻未起波瀾。

沒有引起波瀾，不表示人們不關心，而是這些事件，僅是為人們心中的預期結果畫下句點。當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被強勢壓制下來，中共鐵腕統治香港，撕毀一切協議，消滅任何一點雜音，已是意料中事。所謂「一國兩制」，已成歷史，當老共不想演了，鐵腕統治、因言賈禍，便成現實生活。

契約概念不適用中國人

但台灣不少人，尤其是藍營人士，至今還在倡議兩岸「和平協議」，要跟對岸好好談。張榮豐老師近日貼出一篇貼文，講述他三十年前與中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談話，直指此種論點的荒謬。許家屯說得很白，對於與中共當局簽訂白紙黑字的協議，如「和平協定」等，這是西方人的「契約」概念，中國人政治根本不適用。「和中共打交道，就算把一國兩制具體內容寫清楚，簽下協定也沒用。到時候公開宣稱的是一套，真正執行的又是一套，而鄧小平心裏想的可能又是一套。」

很奇怪嗎？一點都不奇怪。把史景遷那套「追尋現代中國」讀一遍，再參考其他著述，便會發現在中華帝國千年傳承的治術中，協議與承諾都是暫時性的，契約與承諾是商人間的遊戲，王公貴冑根本不理你這套。清初，少數滿人為了統治龐大漢人，必須採取妥協，降低抗力，所以容忍異音，康熙、雍正還會在八股取士之外，另開「博學鴻詞科」，由各省督撫舉薦晚明名士，安撫儒生。雍正雖狠，但對著書罵他甚至想殺他的曾靜網開一面，把他的懺悔口供寫成《大義覺迷錄》，進行軟攻統戰，還下發基層研讀，以期換得仁君之名。

但到了乾隆皇權已固，於是根本不演了，把曾靜給凌遲處死，《大義覺迷錄》也被查禁。康、雍兩朝，文字獄總共不過30起左右，乾隆一朝便興了130起以上，這還是後人依據檔案做的不完全統計。當皇上心意變了，說你有罪便有罪，之前的承諾與協議通通作廢，除了私下損我兩句，你又能奈我何？

一個「不能談」的政權

江湖上一樣。江湖談判的第一守則，是先搞清楚對方是不是個能談的人？能不能談的關鍵就是他能否信守承諾？以及他有沒有能力落實協議？一個管不住小弟的大哥，或是一個總在文字中找隙縫鑽巧門的騙子，那就是個不能談的人。。即使血流五步，兩敗俱傷，也比被騙到丟盔棄甲，一無所有，走已無路，反亦不能要好得多。

同樣是千年官僚智慧，被招安者也少有好下場。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最後幾回，描述蔡京、童貫等府院官僚，覺得宋江這批人原本是我等寇仇，如今卻讓他們「上馬管軍，下馬管民」，豈不令人恥笑？士可忍孰不可忍。於是矯詔設計，御賜鴆酒，下毒陷害，把宋江與梁山好漢頭頭們盡皆殺了。宋江為了保有自己「忠義」之名，還把鴆酒誘使李逵喝了，以防他反叛。水滸雖是小說，但對當年官府如何處理招安降卒，描繪得頗為真實。只看前90回，宋江是個英雄。但看完120回，宋江實是整個梁山泊好漢們的罪人。難怪台灣只發90回本，稱後30回為偽書。

香港的種種事例，便是千年帝王治術的今日復刻，更說明了中共是一個不能談的政權。被統治者只能當個百依百順的順民，不得有任何怨言異音，他不准你碰的東西，連靠近都不准。他不是罪行法定主義，而是官定入罪法則，人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什麼行為犯了什麼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現代的名詞就叫作「共同富裕」。

「和平」只是辯證法下的暫時階段

所以，台灣人最好想清楚，有槍的時候不抵抗，繳械以後就只能任人宰割。「和談」只能跟信奉契約精神的人談，沒辦法跟這種信奉帝王心法的人談。戰爭或暴力對決不是好事，卻常常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不想打也得打，打下去可能生靈塗炭，但不打乞降一樣要面對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數代子孫都得禁言謹語，惶惶度日，這種「不自由的小康社會」，是我們要的未來嗎？是我們可以忍受的「繁榮」嗎？

我們可以接受對峙下的妥協，甚至戰爭後的停火，卻不能忍受繳械式的和平。「和平」在中共語彙中，只是辯證法中的一個暫時階段，並不是一個高貴無上的名詞，「鬥爭」才是他們信奉的永遠不變信念。談判，永遠只能跟可以談的人談；協議，永遠只能跟信奉契約精神的人簽定。和平有幾百種樣貌，但用綏靖與繳械換得的和平，永遠不會得到長治久安的平和社會與快意人生。

※作者為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