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革命軍攻佔南京城。(CC BY 4.0 Wellcome Trust)
一八九○年代中期,隨著日清戰爭爆發,中國變成了帝國主義的獵場。洋務運動(由開明官員主導的近代化運動)遭到保守派壓制,列強以租借之名行掠奪領土之實、西歐資本的滲透......凡此種種,都讓中國陷入前所未見的國家危機當中。
在這個日清戰爭失敗、被迫接受下關(馬關)條約屈辱條件的時代裡,有個主張撕毀條約、徹底抗戰的人,那就是剛剛科舉及格,三十七歲的康有為。他和他的同志梁啟超一起向光緒帝(一八七五—一九○八在位)上奏,倡議展開變法與政治改革,最終目標則是將國家轉換為立憲君主制,這就是被稱為「維新派」的集團。
一八九八年六月,第十一任皇帝德宗光緒帝將改革重任託付給維新派,此即「戊戌變法」, 但這項運動被西太后敵視為「大逆不道,構煽陰謀」,僅僅百天就遭到瓦解,這就是所謂的「戊戌政變」。政變後,康有為流亡到日本。西太后是第十任皇帝穆宗同治帝的母親,當穆宗年紀輕輕便猝逝之後,便成為絕對的權力者。
一九○○年,獲得西太后支持的義和團(清末從山東省蔓延到整個華北的排外宗教運動)高舉「扶清滅洋」旗幟,四處襲擊殺害外國人,這就是成為清朝滅亡導火線的義和團事件。之後英美日等八國聯軍攻進北京,占領紫禁城,事件才終於平息。
第二年二月十四日,從西太后手裡取回實權的光緒帝,發布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上諭。對光緒帝而言,滿族的王朝就是「中華」,「中華」等於「滿+漢」。
可是在此同時,這個中華和「太宗的中華」又有些許差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歷經十七世紀康熙帝時代的尼布楚條約、十八世紀雍正帝時代的恰克圖條約,以及一八六○年咸豐帝時代締結的北京條約,中俄間的國境大致確定下來。因此,「量中華之物力」這句話,應當也有表現出對於領土範圍的意識。
順道一提,中俄整體國境線的確定是在二○○四年;先前的一九六九年,兩國曾在中蘇國境、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達曼斯基島),發生軍事衝突。一九九○年代下半夜,隨著中亞各國從前蘇聯羽翼下自立,中國也和他們締結了國境協定。
在國境確定下來之前,中國軍隊曾屢次對外侵略。一九六九年,他們越過國境入侵越南,此即所謂「中越戰爭」。兩國的陸地國境,最後在一九九九年劃定下來。中國和印度在一九六○年代,也曾在喀什米爾地區發生軍事衝突;直到現在,中國和印度的國境仍未確定下來。
話說回來,與現代相連的「中華」這個概念在議論中登場,是辛亥革命之前、二十世紀初期的事。以下參考台灣中研院近史所沈松僑副研究員的論文〈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進行概觀。
在日本以新聞工作者身分展開活動的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清末學者,康有為的弟子), 在與孫文和宮崎滔天等人的交流中,朝著建立嶄新國體而努力前進。光緒二十七年(一九○ 一),他發表了《中國史敘論》。這篇文章當中的一節是這樣寫的: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梁啟超《中國史敘論》)
這個時代,「Nation」的漢譯曾經被考慮譯為「國族」。在「nationalism」(國族主義)高漲的情勢下,梁啟超力陳,現在為止的國名不過只是王朝的名稱,故此應該從國民的立場出發,重新導正歷史。在這篇論述問世後,對嶄新國史學的關心程度急遽升高。
這個時候,「中華民族」和「漢族」這兩個詞也都還沒出現。
以天下自居,只有朝號而無國號......
(康有為,〈海外亞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民公上請願書〉)
要做個正正經經的國家,就不能不擁有國名,因此康有為提議,定國名為「中華國」,並主張合滿、漢、蒙、回(伊斯蘭教各族)、藏五族為中華一員,也就是所謂的「五族共和」。他力陳應「團和大群,以強中國」,並企圖維持帝制。沈松僑認為,「康有為心目中的中國國族,實為一個道德文化的社群」。
一九○五年,孫文等人在東京組成中國同盟會,正式展開打倒清朝的運動,「革命派」就此誕生。他們的綱領是「驅逐韃虜(滿族)、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作為革命派先鋒的是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
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中國民族者,一名漢族,其自曰中華人,又曰中國人。(章炳麟,《中華民國解》)
章炳麟提議,將居住在中國大陸、以漢語為母語的集團統稱為「中國民族」、「漢族」、「中華人」,由此可以看出無視其他少數民族存在的意思。
「漢族」這個名稱,就這樣在歷史上首度登場。不只如此,「漢」本身還被定義為中華;這堪稱是一種極大的扭曲。章炳麟主張,華、夏、漢等名諱,都是指黃帝以來漢族居住的領域,和夷狄彼此相異。構成中國的幾乎全是漢族,「中國國族」就是以漢族為主體。
他又主張,中國歷史應該從傳說時代的領袖黃帝時期算起,因此應該從西曆變更為黃帝紀元。使用「黃帝」作為民族象徵來掌握人心,也是從這時候開始。
曾在梁啟超主筆的變法派機關報《時務報》擔任記者的章炳麟,也是戊戌變法後流亡日本的人士之一。之後,他轉向革命派,以打倒清朝、實施漢人主導的民族革命—光復—為職志。同盟會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年十二月,他們在東京神田召開「紀十二月二日紀元節慶祝大會」,紀念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創刊一周年。跟在孫文之後登台的章炳麟這樣疾呼:
從今以後,我漢人兄弟,請把依賴督撫的一念,早早打消。但想當兵,不要想當奸細...... 這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華民國不怕不立。(〈中華民國解〉,原載《民報》(第十五號),一九○七年)
他的演說贏得了台下聽眾的如雷喝采。
繼「漢族」之後,「中華民國」這個國名,大概也是在這時候才首度登場。
章炳麟將自己的主張彙整起來,以《民報》主筆身分發表的,就是包括上述引文的《中華民國解》。
他首先提議,這個民族的名稱應定名為「漢族」,然後又針對「中華」的概念範疇提出說法:
今有為金鐵主義說者曰:中國云者,以中外別地域之遠近也。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中華民國解》)
所謂「金鐵主義」,指的是朝向立憲君主制邁進的學者,與德意志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想法產生共鳴,從而提倡的傳統民本思想。清朝擁護派的論者認為,為了實現全國人民的平等,必須要「滿漢平等、蒙回同化」,而為了連結滿、蒙、回、藏,就必須保留清朝皇帝。章炳麟倒用了這個邏輯,將「中華」定義為單一文化,也就是漢族文化。
他的口號是「排滿興漢」、「振興中華」。
設定好「中華」概念的新範疇後,章炳麟又說:若要將藏、回、蒙等民族同化入中國,只需「設官興學、專意農工」,大概二十年歲月就可以讓他們和內地對等了。同時也要改變其言語風俗,最終「以其族醇化於我」。接著章炳麟還說:就現狀而言,西藏、回部、蒙古各族,若是不接受學問、不從遊牧轉換到農耕、不在言語風俗上與漢族同化,那就不該認定他們是對等的民族。
這就是在當時、甚至一直延伸到現在的漢人歧視意識。
越南、朝鮮兩國因為和漢人血統相通,所以有必要支援他們;但另一方面,號稱「三荒服」 的西藏、蒙古、回部,因為血統語言相異,所以應該「任其去來」,讓他們自己決定民族的去留。
神戶大學教授王柯(專攻中國近現代史)做了這樣的分析:
讓「漢族=中華,滿族=非中華」這個公式滲透到社會各方面,是革命派建設「漢民族國家」的戰略。(王柯《多民族國家—中國》)
五世紀下半葉的北魏孝文帝時代,騎馬民族王朝提出了「中華」的概念,到了八世紀唐太宗時,對這個概念更進一步延伸;以後,「中華」的概念為歷代王朝所承繼,但在這時迎來了重大的轉捩點。
提議將國名冠上「中華」的康有為和章炳麟,兩人有著很大的差異。沈松僑認為,前者是西洋歷史學者所謂「文化的國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後者則是「種族的國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換言之,康有為主張的是相對的民族論,章炳麟則是漢人自以為是、展現露骨歧視態度的「民族論」。
康有為的思維和太宗的「中華」接近,但章炳麟的構想則和太宗的「中華」截然不同,和清代的概念也迥然相異—那是一種誕生於革命時期中國、自以為是的觀念。
......文明主義下的版圖,與歐洲風的領土思想,在歷史性質上具有非常大的差異;正因如此,兩者自近代(清末)以來,造成了相當大的混亂與衝突。(司馬遼太郎/陳舜臣/金達壽,《在歷史的交叉路口—日本、中國、朝鮮》)
司馬遼太郎口中的「混亂與衝突」,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朝向革命前進的人們,自己也處在混亂之中。關於「中華」的統一思想,這時尚未誕生。
這個時代對兩種「中華」觀來說,是個重要的分歧點。
光緒帝在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十月,以三十七歲的年輕之齡猝逝;他的死與西太后(享年七十四)只差一天,有人說是遭毒殺。接著即位的是年僅兩歲的末代皇帝溥儀。
三年後的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辛亥革命、也就是第一次革命爆發。十二月,袁世凱接受了隆裕皇太后的懿旨(皇后或皇太后的命令),並向內外公布;這份懿旨說:
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各省代表十七人開選舉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於上海,舉臨時大總統,立政府於南京,定號曰中華民國。(《清史稿》宣統本紀)
在這篇宣統本紀裡,出現了清朝最後的「中華」用例。在這當中,明白宣示了康有為提議的「五族共和」這一國家構造,並對章炳麟等人的「漢族=中華」、「滿族非中華」革命運動做出了否定。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溥儀退位,清朝滅亡;孫文以臨時大總統身分,宣布中華民國建國: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這是孫文《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當中的一節。與「中華」之名密切相關的這個新國家,其領土包含了滿、蒙、漢、回、藏五族的土地;也就是說,它宣稱繼承了清朝所獲得的最大版圖。這裡的「中華」,明確指的是五族結合的概念。
辛亥革命之後不久,中國仍然在持續摸索國名與「中華」的定義。
一九一二年七月,孫文企圖排除當時最具實力的北洋軍閥領袖袁世凱(二次革命),結果失敗、流亡日本;一九一四年,他在日本組成了「中華革命黨」。這年六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九月日軍出兵山東。
高田時雄(京都大學榮譽教授,專攻中國文學)指出,首次使用「中華帝國」這個詞彙的,似乎也是章炳麟。某位藏書家蒐集的《民報》上有章炳麟的筆記,當中就有「中華帝國」的名稱。
在動亂中,選擇章炳麟所描繪的構圖,並將之化為現實的是袁世凱。一九一五年二月,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奪取民國革命的成果,自居帝位;他所取的國名直截了當,就叫「中華帝國」。
袁一稱帝,立刻引發了反對帝制的三次革命。一九一三年帝制被取消,共和制復活,袁世凱也在失意之中病死。
從這時候起,中國便陷入了軍閥戰爭。在不具備統一政府的國內,一方面反日愛國運動與五四運動盛極一時,另一方面在滿洲,則有日本的關東軍日益活躍。
※本文摘取自《何謂中華、何謂漢:追逐彩虹的草原男兒》,八旗出版。
作者簡介
後藤多聞(ごとう たもん)
一九四四年生於日本大阪市。京都大學大學院中國文學研究科碩士課程修畢。長期任職於NHK,擔任新聞工作者與節目製作人,曾製作《故宮──從故宮珍藏所見的中華五千年》(故宮~至宝が語る中華五千年)、《騎馬民族的止步之地──北朝鮮歷史紀行》(騎馬民族の道はるか~北朝鮮歴史紀行)、《大草原的祭典──蒙古》(大草原の祭り~モンゴル)等節目。
歷任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客座教授、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客座教授、平山郁夫絲路美術館理事。另著有《遙遠的不丹──喜瑪拉雅山的佛教王國》(遙かなるブータン―ヒマラヤのラマ教王国をゆく,1995)、《兩個故宮》(ふたつの故宮,1999)。
譯者簡介
鄭天恩
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編輯,現為專職翻譯。譯有《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人民解放軍的真相》、《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最後的帝國軍人》、《珍珠港》、《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人的界限》(合譯)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