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人類科技和理性有了長足進步，同時也為人類自己製造了空前的災難。在這一百年裏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發生了對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種族滅絕，發生了共產主義造成的大規模饑荒和謀殺。這一百年造成的人爲死亡，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百年。這些災難規模之大，流佈之廣，它們都必須有無數人的參與才可能。這無數參與者，卻都是一個一個的普通人，他們都有親友，都是普通家庭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回顧這些人類災難的時候，一個最令人震驚，而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人性在某種特定場景下爲什麽會這麽壞？

惻隱之心到哪裏去了？

2021年1月2日，西安一位女士的父親，在下午兩點突發心絞痛。這事性命攸關，關鍵是必須儘快救治，時間就是生命。可是西安正處於嚴酷的防疫封城之中，這位女士無法將自己的父親送進醫院。她打電話求助，打了120，一開始不通，後來通了，說救護車安排需要時間，無法保證什麽時候能來。她打了110，回答說這事不歸他們管。她到街上攔警車，警員說這事兒跟他們無關。她聯繫521醫院，醫院說只接發熱門診。她聯繫第三人民醫院，醫院回答不收。她打電話給很多醫院，自己開車出去找了很多醫院，都不接收。網友們給她提供高新國際醫學中心的電話，電話裏聯繫到了醫生，醫生說把病人直接送到急診通道。這時已經是晚上10點，這位父親發病後已經過去八個小時。由於延誤太久，這位女士的父親去世了，享年61嵗。

這個事件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在那八個小時裏，這位女士爲了拯救自己的父親，一刻也不耽擱地尋求幫助，打電話，開車出去，去了很多家醫院，找了很多人，卻沒有人伸手幫她一把。我可以想像她一遍一遍地對人訴説父親的病情和需求，想像那種焦灼和絕望，想像她在奔走時內心有一個不停的聲音在催促：快，快，快！但是我無法想像，那些120，110，第三醫院，521醫院，警員，保安，以及在八個小時裏她曾求助的所有那些人，在聽她訴説以後，是怎麽想的？他們是怎麽感覺的？我想像不出來。

事後，這位女士在電話裏對勸她「節哀」的人說，「我沒法節哀，那是我爸！」聞此言，誰能不爲之動容？人皆有父母親人，人皆有惻隱之心。而在那八個小時內，那些拒絕救助一位在生死綫上掙扎的人，你們的惻隱之心到哪裏去了？！

防疫責任和常識常情

一定會有人說，這些拒絕通融拒絕幫助的人也沒辦法，這是他們的防疫責任。他們不過是履行他們的職責，執行上級領導的命令。如果他們不這樣做，或者執行不力，那麽上級怪罪下來，他們這些小人物也都擔待不起。我們不能要求這些執行者冒著受處分、被開除、弄到衣食無著鷄犬不寧來違規幫助一個陌生人。

在二十世紀人類自己所製造的災禍和苦難中，無論是作惡還是冷漠，都有民衆層面廣泛的參與。納粹的浩劫，中國的大饑荒和文革，都不是一兩個惡人就能造成的，有無數的普通人參與其中。事後，幾乎參與其中的所有人都有這樣的説辭：我只是執行命令，我別無選擇。

於是，漢娜·阿倫特對參與種族滅絕的小人物提出「平庸的邪惡」這個概念。然而，在西安女士竭盡全力要把父親送進醫院的八個小時裏，那些拒絕伸出援手的人，都説不上是邪惡。在法律上，他們都沒有責任。防疫確實需要負責任地履行職責，但是，常識很明顯，西安父女都檢測過是陰性，把心臟病突發的病人送進醫院不會造成新冠病毒擴散；而人命關天，通融一下，放人一馬，就能救人一命。照理説，這是正常人都會有的常情。然而，1月2日下午，西安那麽多機構的有關人士，警員、保安，甚至醫院，卻處處設防，硬是拖了八個小時，讓有機會得救的病人在無助中死去。就算這不是平庸的邪惡，這至少是平庸的喪失人性。

堅守人性是個人的選擇

我們也知道，在大災難中，仍然有人性的亮點，正是這些人性亮點，讓我們對人類的未來始終保持希望和信心。在納粹的浩劫中，有辛德勒的名單；有「中國的辛德勒」，中華民國駐奧地利公使館總領事何鳳山以一己之力救下了數以千計的猶太人；有在日軍占領南京時保護中國平民的西方人。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那麽，如果你身為平民百姓，乃一介平庸之輩，你會這樣做嗎？

在義大利也有一個辛德勒。他叫喬萬尼·帕拉圖奇（Giovanni Palatucci）。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他是義大利的一個普通警官。墨索里尼的義大利是納粹德國的頭號盟友，希特勒要求義大利把所有本地的和外面逃來的猶太人都関進集中營，以便實行「最後解決」。帕拉圖奇為猶太人提供假證件，讓他們逃往其他地方，把無法逃跑的人安排送到偏僻安全的地方。他救下了五千多猶太人。戰爭後期，墨索里尼被廢黜後，德軍占領了義大利北部，直接迫害猶太人。帕拉圖奇被送進了達豪集中營，沒能活到達豪集中營被解放。

我們現在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義大利有很多人像帕拉圖奇那樣做了。雖然義大利參戰了而且是在納粹德國一邊，雖然在義大利各地建起了一些關押猶太人的集中營，但是管理和看守集中營的義大利人，普遍認爲無緣無故地虐待猶太人是沒有道理的。猶太人在那裏得到了善待，他們有一定的自由，白天可以外出活動，食物的配額和一般民衆一樣。他們甚至在集中營裏設立了臨時的猶太教堂，舉行猶太人的宗教活動。義大利人拒絕了納粹要求把猶太人送到其他國家集中營的要求，只是在德軍直接占領義大利北部後，才有猶太人被強行送走而殺害。

據估計，在德國和歐洲其他被德軍占領的國家，被送進集中營的猶太人，80%都沒能活下來。而在戰爭中義大利的集中營中，80%以上的猶太人都活了下來。巨大的差別不是由於一個兩個重要權勢人物的不同，而是民衆層面廣泛參與的很多很多人的不同。發人深省的是，積極地參與了納粹種族清洗的德國人和其他歐洲國家人，被認爲是現代化啓蒙程度較高的國家的人，是更理性，更有紀律的人，而義大利人在歐洲被視爲比較落後，教育程度較低，更爲傳統而守舊的人。

西安女士八小時救父不成的慘烈經歷，不得不讓我們問問自己，如果我是110，120接電話的人，是醫院裏接到求助電話的人，是街頭被攔下求助的警員，我會見死不救嗎？在上司的規定和救人之間，如果我不按規定做會受到訓誡，處分，甚至丟掉工作，我會怎麽選擇？我在做這樣的抉擇時，人性的考量佔多重？

西安女士救父事件，拷問的是我們所有人的人性和良心。不妨設想一下：如果這事發生在上海北京會怎樣？如果這事發生在香港台灣會怎樣？我確信無疑的是，如果發生在美國，會有無數的普通人反抗那不合理的防疫規定，那位父親，一定會活下來的。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