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當時有位在百度工作的朋友跟我解釋，他們透過市場調查來了解用戶比較喜歡何種審查方式，以增進用戶體驗。他們發現比起在發布貼文之前被阻止，用戶更喜歡能夠發表貼文，即便那篇貼文隨即被刪除下架。最後魯煒試圖增加潛在麻煩人物在網路上發文的風險。二○一三年，當局發布了反對「網路謠言」的政宣，導致許多有名的部落客被逮補，並在國家電視臺上被公開羞辱。截至二○一五年，中國警方已經逮補了超過一萬五千位所謂的「網路罪犯」，他們被逮捕的原因範圍涵蓋了所有被共產黨視為沒有幫助的內容。

如果說第一波中國網路浪潮著重於複製西方公司的成功範本、同時保護國內市場，下一個階段則更重於革新而非模仿。許多中國公司已經做好準備，將觸角伸向全球，並將自由與開放帶離我們的生活中。

監控科技

商湯科技的總部，是最能見微知著的地方。放著虛擬實境遊戲與美容濾鏡軟體的展示櫃旁，商湯科技展示了北京新型的監控情況。模組之一顯示了閉路式監視器如何拍攝路上車輛跟行人，演算法將鏡頭特寫在個人或團體的行為上，以監測任何可疑的活動，這項科技既引人入勝，又同時讓人非常不安。另一家與商湯科技競爭的公司，展示了更具戲劇效果的商品，他們播放了二○一三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畫面，宣稱若美國當時使用他們公司的演算法，便能在爆炸案發生前發現恐怖份子，且有充分的時間將他們繩之以法。這顯現了「預防犯罪」（Pre-crime prevention）已不只是史蒂芬．史匹柏的科幻電影情節，而是中國境內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有人推估，中國國內可能有高達六億個監控攝影機，Covid-19疫情期間加裝了更多攝影機。商湯科技正建立五個超級電腦來處理他們自己開發的Viper系統裡的監控畫面（他們的目標是確保系統能同時分析十萬臺以上攝影機的資料）。

如商湯科技一般的新創公司所開發的監控科技，已在新疆穆斯林主要居住區測試，因北京政權擔心此區域會成為伊斯蘭教的極端主義（Extremism）與分裂主義（Secessionism）的溫床。充斥各地的攝影機掃描著人口，而演算法也被訓練到能夠從一千一百萬人口中分辨誰是穆斯林，誰不是伊斯蘭教徒。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商湯科技這項技術已創造出監控網絡，同時利用人工智慧進行種族歸納（Racial profiling），被用來儲存與分析人口的基因資訊、車牌號碼、社群媒體活動、宗教活動、交友圈和遷徙活動。最近外洩的資料顯示出，中國警察依人民有無親友在國外、是否穿著伊斯蘭傳統服飾，或有否對政府申請請願等類別，生成一份「不可信賴」人口名單。各地區、城市、以及路上各警察哨口，以這份名單被用以當作警察選擇阻攔、盤查、質問人選的依據。

暴力鎮壓

藉由一連串如「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的專項行動之名，作暴力鎮壓之實，中國政府已經圍捕且拘留超過百萬的市民於拘留營中，對他們進行思想灌輸、強迫勞動、甚至是絕育等行徑。面對著國際輿論，北京試圖稱這些拘留營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但譴責隨機種族清洗的非營利組織，如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或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等，並沒有被這樣的說詞說服。而在中國直接訂定的新規定之下，這些攝影機科技也在香港被使用，這也是為什麼香港的示威者需要穿戴黑色口罩的原因。

另一個監控科技的試驗場在山東省的榮成市：於二○一五年，所謂的「社會信用制度」首次實行。「信用分數」試圖搜集所有關於中國居民的數據，並且藉由分數來評斷人民為好、壞居民。以此所有的居民都有最高可達九百分的評分。如果有人在紅燈時橫越馬路，那個人會失去二十分，同時大螢幕牆會投放他的臉。人民如果有其他的不當行為，也都會被扣分，比如：在社會中活躍的保護勞權、徵求群體議價、或與已知的「麻煩製造者」當朋友。這項科技最終的目標，是利用人工智慧以及大數據，在反政府行為、紛爭以及罪犯發生之前就偵測到他們的存在。

這是我們想要的網際網路嗎？

Facebook的CEO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於二○一九年在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演講，或許是對於中國網際網路最適切的形容之一。當時他在一個鑲滿橡木的禮堂中，穿著他的招牌黑色上衣，走向宏雄偉的木製講臺，他從驅動Facebook的兩項遠大壯志開始講起：連結世界，以及給予人們發言權。他說，北京，是這兩項壯志的最大威脅。「中國在建造自己網際網路的過程中，所在乎的價值觀與我們非常不同，」他疾呼：「中國正把中國版本的網際網路外銷到其他國家」。他感嘆道，十年前幾乎所有的大型網際網路平臺都是美國的， 而如今全球前十大平臺中，就有六個是中國的平臺。「這是我們想要的網際網路嗎？」他問。

祖克柏的演講之所以特別令人注目，是因為他比任何美國科技領袖都更認真的嘗試，希望中國政治領袖對他刮目相看。二○一四年祖克柏為中國審查制度的門面魯煒，安排了一個私人的中文Facebook總部導覽，他甚至讓魯煒坐在自己桌前，而桌子上就放著一本習近平的言講選集。「這本書是我買給我同事的。」祖克柏說：「我想要他們了解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二○一五年祖克柏在白宮見到習近平總書記，他再次炫耀自己的中文能力，並詢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是否願意，為他當時還未出世的小孩取一個中文名字？（習近平以責任太重大為由，當場婉拒了）。同年稍晚，祖克柏又再一次嘗試討好中方。他拜訪了閻學通的母校清華大學，並發表了二十分鐘的中文演說。

為什麼祖克柏的態度有如此大的轉變？是認知到打入中國市場的企圖永遠無法成功嗎？還是因美國漸漸對中國產生厭惡，而選擇討好美國的政治階層呢？或其實是想將中國呈現為巨大威脅，意圖把Facebook的各種監控，以及因數據恣意使用行為所致的批評，四兩撥千斤的轉移掉呢？不論原因為何，有趣的是；即使祖克柏轉變了他對於中國網際網路道德標準的公眾態度，他的許多同事還是私下嘗試模仿中國網際網路巨頭，如：微信、抖音（Tiktok）所採取的商業模式。

從許多方面來說，西方世界正變得更中國化。對我來說，在我拜訪Facebook的帕羅奧圖總公司時，我才第一次瞭解到中美雙方，在使用資料方式的各個面向趨於一致。我理解到為什麼人們對於中國的「監控政府」（Surveillance state）時所感到的恐懼，很像面對美國的「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時所出現的感受。這是個詭異循環，當初我們認為網際網路會將我們聚集在一起，中國則因為擔心網際網路會改變他們，而開始策略性的對網際網路脫鉤。但現在中國的公司是如此的成功，反而是西方的公司開始模仿中國的商業模式。這個趨於一致的現象，正在增加紛爭產生的機會。

※本文摘取自《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行人出版。

馬克．里歐納德（Mark Leonard）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執行長及共同創辦人，其委員會有三百位歐洲領導人，包括現任以及前任總統、總理、經濟及外交部長。

曾任職歐洲改革中心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擔任外交政策中心（Foreign Policy Centre）創始主任、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大西洋兩岸代表的身分駐美，並曾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學人的身分旅居北京。

里歐納德的論文和文章散見於大西洋兩岸的雜誌書報，包括《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衛報》（The Guardian）、《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觀察者報》（The Spectator）、《太陽報》（The Sun）、《解放報》（Libration）、《世界報》（Die Welt）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等。
 
馬克．里歐納德也是《歐洲如何打造21世紀？》（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及《中國怎麼想？ 》（What Does China Think?）作者。現居於倫敦與柏林。

譯者簡介

王眞如

影像及劇場表演者、戲劇構作、聲音訓練老師及譯者。

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表演組學士，英國皇家中央演講戲劇學院（Royal Central School of Speech and Drama）聲音訓練（Voice Studies: Teaching and Coaching）創作碩士（MFA），現居倫敦，任教於現場及紀錄藝術學院（The Academy of Live & Recorded Arts）等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