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改國是會議近期如火如荼展開，在社會長期對司法缺乏信任下，檢察官、法官多被指為改革對象。據此之勢，過往對於台灣司法詬病的抨擊，於焉又一次倒灌而出，引得許多司法中人委屈不滿，認為司法人員長期遭汙名化，指摘未盡公允，其中動輒危言聳聽、誇大其辭的「名嘴」尤其要負擔絕大部分責任。進而有言應該要有一套辦法約束「失控的媒體」。

在媒體所獲社會信任度同樣低落不堪的當下，諸如「管控名嘴」的建議，自然也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尤有甚者，或稱可另外立法遏抑名嘴們對司法案件的胡亂評論。只是如此一來，將是自由社會的一大倒退。「名嘴」之過，除見其評論的荒腔走板，且竟然是讓有權者以為自己對控制言論之舉師出有名，那才真是「失控的名嘴」造成的最大副作用。

憲法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其內涵即在「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其中「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正是台灣被國際認可為「新聞自由」國家之列的條件之一。但即便如此，台灣無論是在無國界記者組織所做自由度評鑑，或是「自由之家」的新聞自由度報告，表現也都還算不上傑出。

台灣新聞自由被指仍有很大改善空間的理由，正在台灣媒體仍存在政治勢力干預現象，加以中國因素影響，延及內部自我審查，無一提及是肇因於「名嘴論政太過自由」。如果我們欲以先進民主自由國家當作參酌標準，便可發現，我們的問題並不在於需要透過更高壓的管控，以達耳根子淨化的效果。

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德勒瓦（Christophe Deloire）曾針對全球各地區自由度近年皆出現下滑的跡象表示：「所有指標都顯示惡化，因為多個有關當局都試圖重新掌控國家，害怕過度開放的公開辯論。」當然，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劣等新聞自由度的指標對象，因為在中國，「記者被捕、被消失的情況層出不窮，或是受官方壓力、涉及政治敏感而在報導上有所限制」，另外，香港也因「回歸」之後，因為中國高壓管制，新聞自由亦漸趨惡化。

如此映照台灣，則我們難道還會以為「極權專制下的噤若寒蟬」會優於「自由之下的喧囂」。「約束媒體」通常只會是有權者念頭的起始，「立法約束媒體」就會是後續動作，一旦接受了前者，則我們下一步就不會覺得極權社會所呈現出「規規矩矩」的媒體會有甚麼大問題了。

有權者控制言論，連動就是思想控制，司法人員站在自身立場或覺得自己平白擔負罵名而心有不甘，但立足於國家的整體發展方向，是否將感受到眼前所處環境，能不要轉向鄰近之國的高壓約制，會是多麼難能可貴。言論自由是一條無可回頭的道路，只有追求更好的品質，更營養健康的對話，而無任何外加壓力予以限縮的道理。極權國家從來不會承認自己的人民並未享有言論自由，而且永遠可以找到義正嚴詞的理由叫人民閉嘴。1989年鄭南榕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拒捕自焚，可知台灣今天走到這一步實為血汗交織而成。人民要對司法建立信任，絕非一朝一夕，而是人民法律素養和個案的涓滴累積，就如同人民對司法的不信任是層層堆疊出來，說是拜名嘴之賜，實為太過抬舉。

2011年挪威發生殺人魔事件，兇手因為反對政府的族群多元政策，進而持槍和使用炸藥，殺害了和他立場不相同的國人，計有77人因為他個人政治意識作祟而死，當時挪威國王曾出面喊話，說即便這是挪威最嚴峻的考驗，但對他們而言「自由仍遠勝於恐懼」，當時社會普遍的反應則是，「我們不會因為一個人的作惡，而毀掉這個國家長期以來謹守的多元價值」。他們所看到的，是一個國家要建立進步的價值並不容易，要摧毀它卻是一個動念便輕而易舉。

台灣言論自由的品質、內涵和表現形式，確實未臻完美，甚至都還在進化中，但唯有持續走下去，並和極權國家思維拉開更大的差距，才是一個民主社會最有助益的保障。為了一群無非善於滔滔議論的「名嘴」走上回頭路，是既不值，也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