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昔日學運戰友、台南市長黃偉哲捲入線民風暴，畢業後從事教職的朱容徵平日生活低調，眼見促轉會開啟了調查局當年透過種種手段監控學生的相關檔案，卻反讓當年被迫害的學生們在30年後再度陷入威權體制的壓制魔咒中，朱容徵打破沉默接受《上報》專訪表示，當年反對派學生被教官約談是常態，能夠抗拒威權體制的威脅利誘更需要勇氣，「做為當年親密戰友過來人，我選擇相信黃偉哲！」

也是「野百合學運」要角的經緯航太董事長羅正方，當年是成大活躍的學運份子，他接受《上報》訪問表示，促轉會如今揭露的只是調查局對學生的相關監控檔案，其實只是整個黨國威權體制監控人民的冰山一角，促轉會以這種方式來揭露相關檔案，他個人感覺「相當可惜！」

揭部分監控檔案致受害者猜忌　羅正方嘆：促轉會可惜

羅正方一年多前參與了促轉會委託台大社會系教授林國明的調查計畫，促轉會給黃偉哲看他的檔案的時間只有20分鐘，他因為參加促轉會的調查訪談研究計畫，所以前後看了7個多小時，但有些檔案還是看不完。他說，促轉會正掌握住了台灣轉型的歷史關鍵窗口和契機，促轉會正可藉由這段歷史檔案的重啟，得以爬梳重新反省，社會面對轉型，但很可惜，現在卻變成被壓迫者間彼此猜忌，反而是黨國體制的加害者沒有被檢視和檢討，「這真得非常可惜，也令人痛心！」

「李文忠事件」釀革命情感　朱容徵讚黃偉哲很敢衝

朱容徵說，他和黃偉哲認識，是因為兩人在台大時參加的社團，他在大學論壇社，而黃偉哲在大學新聞社，這兩個社團在一個個辦公室為兄弟社，但兩人真正熟識則是要到「李文忠事件」當時2人一起參與聲援活動而有了革命情感。1987年編輯「代聯會訊」，發行人是陳志柔，負責人是鄭文燦、朱容徵擔任總編輯，朱容徵說，當時鄭文燦找了范雲和王文華進來，而他找了黃偉哲和黃建興。

朱容徵回憶道，當年為了編輯代聯會訊，除了要找校內新聞後，還有校際學運新聞，當時黃偉哲和他一起參與刊物編輯，記憶中黃偉哲很敢發校際的各種學運新聞，「很敢衝！」

朱容徵說，1988年爆發520農民事件時，當時他和黃偉哲都還待在社辦，但有消息傳來說有學長姊被抓了，當下黃偉哲率先提議「大家一起過去幫忙」，於是幾位待在社辦的同學就和黃偉哲一起趕往現場，「當時我就和黃偉哲坐在一起、一起被打」

參與《濁水溪》關心農業　當局竟致電家裡「關切」

朱容徵說，他和黃偉哲還一起參與地下刊物《濁水溪》，因為黃偉哲念的是台大農推系，一直關注台灣農業的推動和發展。

朱容徵形容到，他認識的學生時代的黃偉哲，是個「默默做事的人」，平常話不多，時常獨來獨往，不太串門子，以前大家在開會討論事情後會一起去喝酒，印象中黃偉哲很少參與，但另一方面他人很熱心，所以他在代聯會訊擔任總編輯時才會想找黃偉哲一起合作。

朱容徵說，在那個年代，他們這些反對派學生被教官找去談話，是很常見的事，連家裡的人也會被關切，520時有關當局還打電話到家裡恐嚇，不過，黃偉哲除了在社團認真、熱心，常主動幫忙外，平時很低調。

看不下去！監控檔案變鬥爭利器　當年勇者反被噴黑

朱容徵說，他並沒有去促轉會看相關檔案，但對於有關黃偉哲被指控是線民的事，他感到不可思議，「怎麼會是當年有在做事的人被懷疑，這叫我們情何以堪！」朱容徵認為，除非是真得有被害人拿出具體證據找當事人對質，否則現在種種作為就只是為了黨派鬥爭，不要用隱射的，如今被指控的是當年一直在做事的人，而不是有些只出張嘴不做事的人，「這不公平！」自去年11月初起，聽到學運圈傳出有關黃偉哲的一些說法，「其實我已經離開江湖了，但這次真得看不下去！沒有證據的事不應該一直被討論傳述下去！」

羅正方以他檢視自己的檔案資料為例說，他自己看了都很驚訝參加活動被如此仔細的紀錄，但他不否認，有些紀錄的內容連他自己都沒有印象，因為「有些紀錄不是完全正確」，有可能是監控者從他們自己的角度詮釋，也有可能是監控者為了交差而自行演繹，因此有些內容很明顯被加油添醋，但當年黨國體制無所不用其極地掌握他們這些學生的活動內容，確實超過我們的想像。

打壓學運搞分化　羅正方檔案驚見政治犯特殊編號卡

羅正方說，這些當權者完全不相信學生有理念、主體性，始終堅持學生們是被煽動、唆使，所以一意要找出幕後黑手或是主使者，所以其中確實會有很多加油添醋的內容。他直指，黨國體制打壓學生運動，就是讓人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會自我審查，恐怖主義的最極致就是半恐嚇、半威脅下，心中的小警總就會讓團體內部自己恐懼、分化，「對人性最大的扭曲就是建立在同志間的相互懷疑！」

羅正方不諱言說，將30年前的檔案解密，更重要的是那些檔案一份份的公文書中簽名、蓋章的黨國體制、國家機器裡的加害者、公務體系，這應該是促轉會要進一步層層追索的重點，而不是讓檔案解密後整件事失焦，不見加害者的究責和自省，反而是受害人者的互相猜忌，如果整件事情的發展走向如此，其實「整個轉型正義相當失敗，黨國體制的幽靈還在繼續作亂！」這是大家此時應該要思考的課題。

羅正方語重心長地說，他在翻閱自己的檔案時，看到有關父親的資料中有一張卡，「有一個特殊的編號」，是身分證號碼外的另一個編號，因為他的父親曾是國民黨政府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犯，接著他發現自己也有一張卡，也有一個特殊的編號，他瞭然了他和父親都有的卡片和特殊編號代表的意義，「這是一個『政治犯』專屬的編號」，當下情緒非常憤怒，他想到的是，「如果轉型正義不能好好的做，就會繼續出現政治犯，是不是我兒子也還會有一張卡，一個特殊編號？連政治犯都會遺傳！」所以羅正方認為，促轉會在處理調查局監控學運的相關檔案作法，完全失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