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是武漢封城兩周年，此輪疫情進入第三個年頭了。疫情的全球傳播，其影響和作用已超出公共衛生層面，對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大國，帶來從生活和生產方式到地緣政治的全方位的變化，某種程度說它重塑了人類和世界地緣政治版圖並不為過。

中國是新冠疫情始發地，又正值中美爭鬥時刻，而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方式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不同，可以說是獨一個，這些情況使得疫情對中國的影響顯得尤其複雜和多面，很難簡單地用好或壞去描述和形容。

疫情帶給中國的第一個直接改變，是一種半軍事化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管控體制的形成，也可稱它為一種「戰時管制」。

武漢長達兩個多月的封城以及類似極端措施在全國的推廣和常態化，實際上可以把它看作一種半軍事化的社會管控方式。定點封控、嚴格隔離、全員核酸檢測、流調追蹤、綠碼出行，是中國政府此後常規的應對和處理疫情的模式，被稱為「動態清零」。它確實降低了疫情的傳播速度，減少了人員死亡。然而，「動態清零」應對模式背後是無所不在的以科技為支撐的網格化社會監控，其代價是政府對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大規模干預及個人自由的喪失。

提前演練戰時管制

疫情之前，政府也監控民眾，可監控的程度、範圍都不可能做到像現在這樣幾乎無孔不入、無縫覆蓋，那時政府即使有心強制這樣做，民眾也不會答應。然在防疫藉口下，無需民眾同意，政府就把這套以管控和強制為特徵的措施部署和施行於社會。這在西方以及非西方的多數國家是難以想像的。儘管中國奉行集體主義價值觀，民眾有著服從政府的習慣，但是該防疫政策的強度也超出了民眾可以忍受的必要限度，從其所起作用看，它實際是一種半軍事化的管控手段，或可稱為戰時管制，在正常情況下這套做法社會根本不可能接受，但在它呈現的客觀效果、政府的宣傳特別是西方抗疫不力的反襯下，過去兩年竟被民眾認可和接受，雖也有一些不滿聲音。

中國政府一直找不著機會全面演練在社會發生動盪後或者在類似於戰時的狀態下實行的管制措施，以前雖有這方面的試點演習，但演習畢竟只是一種假想狀態，而且是在個別地方，不能完全達到真實世界的效果，而這次疫情，讓中國政府有機會去做這個事情，提前演練了社會處於極端狀態下的戰時管制。以後若真發生戰爭或者大的社會動盪，當局就能很方便地對社會實行軍事或半軍事化的管控。從這個角度看，此次疫情也算是中國政府的一個意外收穫。

加劇了中美對抗

疫情帶給中國的第二個實質變化，是加劇了中美對抗，造成中國和西方關係的惡化及道德受損，進而使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變得空前嚴峻，但中國政府也通過疫苗外交，穩住並鞏固了和眾多發展中國家的關係。

此輪疫情爆發前，中美關係因為香港的反修例抗爭，新疆的強迫勞動以及中美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衝突，特別是貿易戰而處於尖銳對立。在這個背景下，疫情最先在中國爆發的事實及其快速向全球擴散，讓中美的對抗變得更劇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碰上美國的大選年，川普由於抗疫不力，讓其原本看好的總統選情出現危機，因而把美國的疫情之責甩鍋（撇清責任）於中國，大打抗中牌，對中國發起了一輪又一輪打擊。而川普和他的一眾高官將新冠病毒稱作中國病毒，指控病毒來源武漢實驗室並據此要向中國進行巨額索賠，也在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惡化了中國的國家形象，使得西方民眾對中國的認知迅速發生改變，道德形象在西方崩塌。中國和澳大利亞等國關係的變壞與此有極大關係。

中國的防疫政策實際是一種半軍事化的管控手段，或可稱為戰時管制。（湯森路透）

拜登上臺後，雖然禁止稱呼「中國病毒」，然而繼續操作病毒實驗室洩漏說，同時聯合盟友圍堵中國，並在香港、新疆、台灣議題上繼續同中國對抗，尤其是繼承了川普政府末期提出的新疆種族滅絕說，在科技、供應鏈和金融市場加大施壓力度，同中國脫鉤。兩國關係在拜登的第一年非但沒有好轉，反而進入新冷戰。受中美關係的波及，西方國家選邊站隊，中國和五眼聯盟中的其他四眼，以及同歐盟的關係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倒退。

不過，疫情帶給中國的不只是和美國及西方的地緣政治環境的惡劣，也有收穫，這就是中國政府通過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抗疫援助特別是疫苗，穩住了在這些國家的處境。發展中國家向來是中國外交的倚靠力量，由於中國政府的疫苗外交，在美國發起的病毒溯源以及香港、新疆和台灣問題的挑戰中，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站在中國一邊抵制美國。因此，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在過去兩年有失有得，但鑒於現如今的國際秩序仍由美西方主導，中國的外交形勢總體要比過去更嚴峻，這是疫情導致的後果。

中國人的自信心突然爆滿

第三個值得關注的變化，是在國民心態上，疫情改變了中國人過去面對西方特別是美國那種長期的自卑心理，變得自信起來，也讓中國政府確立起了「東升西降」的判斷和平視美國的外交。

習近平上臺後，強調中國要做到「四個自信」，即理論、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如果說，在疫情之前和之初，「四個自信」只是說說，或者充其量只是在內部打打氣，那麼當疫情席捲美國和西方，這些國家在應對疫情上表現出的束手無策，讓中國政府和民眾突然發現，西方國家的強大和政府的高效不過是一個傳說，過去對西方的仰視和迷信完全不必要，學生已經超過了老師，中國政府才有強大的執行力，中國特色的舉國體制和集體主義的價值觀能夠打敗西方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美國和西方正在走下坡路，未來屬於中國。

美國有世界上最好的醫療資源，有高素質的民眾，有發達的民間社會，還有一個看起來強有力的政府，其他西方國家雖然在綜合國力上比美國要弱，但比中國還是要先進得多。按理在應對疫情上，即使不比中國做得好，也至少不比中國做得差，這是人們的一般認知，也是在武漢封城後西方國家普遍嘲笑中國的原因。而疫情最先發生在中國，還給西方提供了一個時間差，故而無論從哪個角度講，西方特別是美國都有條件比中國更能遏制住疫情。但事實恰恰相反，沒有一個西方大國在這場抗疫中交出了合格答卷，尤其美國，它的受感染和病死人數都遠超其他國家。

出現這種完全不該出現的情形，有複雜的成因，但從中國的角度看，不管什麼原因，結果是一樣的，即美國和西方的抗疫失敗，反映美式民主和資本主義制度至少在應對此類突發性公共衛生危機時是失靈的。如果再把抗疫的受挫和美國選舉的亂像結合起來，更讓中國政府和民眾認為，美國乃至西方的制度體系有著內在的致命傷，不值得中國學習和效仿，中國的制度才最適合中國，美國在繁榮和強盛一百多年後已經走下坡路了，現在世界正處於「東升西降」。

可以說，沒有這場疫情，就沒有中美的制度對比，中國人的自信心也就不會突然間爆滿，這也才有了去年3月安克雷奇中國政府對美國的平視外交。至於這是不是中國政府和民眾對美國的誤判，恐怕只有歷史才能回答。

把抗疫受挫和美國選舉亂像結合起來，更讓中國政府和民眾認為，美國乃至西方的制度體系有著內在的致命傷。（湯森路透）

加速全球經濟「去中化」

疫情帶給中國的第四個變化，是助推部分產業和企業回流，讓全球更加依賴中國的市場和產品，但這也意味著一旦大流行病過去，全球特別是西方國家的經濟「去中化」會提速。

當下中國對全球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經濟上，疫情之前，由於美中貿易戰以及美國試圖在經濟上和中國脫鉤，部分外資以及中國本土的部分製造業，開始向印度、越南等勞動力豐富但成本便宜的國家轉移，輿論一度唱衰中國「世界工廠」地位。這種情形在疫情爆發初期更加明顯，製造業遷出中國市場的步伐加快。然而，病毒向全球的快速擴散導致各國彼此封鎖，人員往來和交流中斷，原本密集的經濟聯繫受到抑制，全球化被停頓。很多國家如印越等由於受醫療條件的限制，加上它們的政府無法做到像中國政府那樣集中資源高效抗疫，故一旦病毒來襲，馬上陷入癱瘓，企業停產，工人停工。

此時，中國嚴格的抗疫初步遏制住疫情，率先復工複產，反顯出中國的體制在這種特殊時刻的某種「優勢」，加之中國整體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全產業鏈的優勢以及擁有更多高品質的勞動力，從而讓一些原本出於避免貿易戰而從中國市場轉移出去的企業認識到，留在中國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它們在疫情期間選擇回流中國，外資「去中國化」的速度得以減緩，去年流入中國的外資重又全球首位。

中國在疫情期間還向全球大量出口醫療物資和其他製成品和中間產品。這使得全球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加深。考量像新冠疫情這樣的大流行病未來極可能再發生，以及中國的市場規模等，雖然中國相對越、印等國喪失了成本優勢，但這些已經回流的企業和產業在疫情後不大可能再次轉出，一些原本想遷出中國市場的企業可能也會觀望，從而有助於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在短中期不會輕易動搖。

然而正因此使得很多國家認識到，不能把雞蛋全放在中國這個籃子裡，要分散風險，所以普遍認為，在大流行病結束後，資本撤出中國市場的趨勢可能加快，尤其美國和它的西方盟友，會盡力打造一個排斥中國的供應鏈體系，雖然這主要出於同中國競爭和對抗的考慮，但疫情是一個催化因素。

由於世界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的全球化中，此次大流行病對人類的真實影響要超出以往的歷次大流行病，即使疫情結束，它對人類心理、生產和生活以及管理方式所產生的影響一時半會也難以結束。對中國而言，上述四大變化還帶有某種長期性。可正因如此，設若全球疫情的時間延長，中國在抗疫中展現出的所謂體制優勢和助推經濟的有利狀況會減弱乃至消退，而疫情對中國不利的一面會放大。故在大國最終的競爭中，誰能笑到最後，現在還不是揭曉答案的時候。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