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議

正德帝度過脫序的一生後，沒有留下繼承人便去世了，故而他一去世不久，後繼者問題立即浮上檯面。首輔大學士楊廷和與正德帝之母張皇太后共謀、製作遺詔，將弘治帝之弟興獻王嫡子朱厚熜，亦即正德帝的堂弟從外藩迎接過來登上帝位，是為世宗嘉靖帝（一五二一―一五六六年在位）。新皇帝從封地安陸（湖北省）抵達北京為止的三十七日間，楊廷和等人致力於去除正德帝時代之積弊，例如排除先帝正德帝身邊逢迎拍馬之輩、廢止惡名昭彰的豹房、釋放政治犯、終止不緊急的事案等。

不過，嘉靖帝抵達北京不久，便就亡父的處遇與閣臣之間產生裂痕。相對於嘉靖帝希望讓生父興獻王進入太廟、以皇考（亡父皇帝）身分受到祭祀，楊廷和等閣臣強力要求其以弘治帝為皇考、興獻王為皇叔父。最初嘉靖帝採取防守立場，後來得到張璁等新進官僚支持，便與楊廷和等人對立，形成「大禮議」政爭。

對於從外藩入京、尚未確立基礎且年僅十五歲的嘉靖帝而言，是否能稱呼興獻王為皇考，是今後政權經營上的試金石。若是認弘治帝為皇考，便是被楊廷和等閣臣拉攏，等於即位不久就失去政治主導權。另一方面，楊廷和等人為了維持弘治、正德年間建構的政界權勢，讓嘉靖帝繼承弘治帝的皇統亦是不可退讓的底線。而張璁等人則是為了排除楊廷和等舊臣們的影響力、實行新政，故而積極地支持嘉靖帝。

閣臣們與嘉靖帝一方的利益正面衝突之中，張璁等人強調孩子思念父母的人情而正當化嘉靖帝的行動，逐漸將事態導向有利的方向。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楊廷和等人終於抵擋不住皇帝固執的堅持而辭職，嘉靖帝鎮壓反對派而以父親為皇考獻皇帝、母親為聖母章聖皇太后，弘治帝則為皇伯考、皇后為皇伯母，為政爭定案。嘉靖十七年更將皇考獻皇帝封廟號睿宗、進入太廟祭祀，創造出新的皇統。大禮議最終是以嘉靖帝一方的完全勝利作結。

禮制改革的意義

明朝的禮制中，皇位繼承者定為皇帝的嫡子。嘉靖帝拘泥於「大禮」雖然帶有對生父的私人情感，同時也是為了正當化自己身為皇帝的地位。透過讓興獻王以皇考而非皇叔父的身分接受祭祀，嘉靖帝不僅能向生父盡孝，自己也取得了皇統的正統。他將對生父的私情替換為對父母親的孝＝天下公理，以興獻王的皇考化達成皇位繼承禮制面的整合。

嘉靖帝時常在意的，是跟自己一樣從外藩入繼大統的永樂帝。兩者的共通點，在於即位前後經歷、解決了「靖難」、「大禮」等難題。另外，進入自己毫無基礎的京城，從無到有地建立起自己政權的立腳處，這點也是一樣的。嘉靖帝將永樂帝的廟號從太宗換為成祖，也是為了彰顯創造出自身皇統的永樂帝。

其實，嘉靖帝被稱為禮制狂熱者，是有理由的。不同於永樂時代，在無法期望擴大天下之下，能將即位正當化的只有確立禮制。事實上，他從祈雨、郊祀等天地祭禮到山川、孔子廟祭祀等，進行了多方面且集中的禮制改革。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透過嘉靖九年的郊祀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明代的祭天儀禮方式。

太祖洪武帝最初採行的，是冬至到南郊（首都南方郊外）祭天，夏至到北郊祭地的南北分祀方式。不過，洪武十年起改為正月在南郊合祀天地，永樂帝遷都北京後也未予以變更，明朝祭拜天地的方式遂定為在南郊合祀。對此，嘉靖帝提出異議。他以洪武帝最早時採取分祀方式、《周禮》經文亦明記分祀等理由，強硬地開始南北分祀。至今仍存於北京的天壇（南郊）與地壇（北郊），便是起源於此。

嘉靖帝關於禮制改革的主張根據，即是繼承洪武帝的精神以及復活古禮。也就是說，他以洪武帝及經書的權威為後盾，透過創造天下統治基礎的禮制，製造出自己為真天子的形象。直截了當地說，對他而言，創造禮制這件事本身就有意義。「非天子，不議禮」（《中庸》），創造禮制為天子的專權事項，對於皇統的正當化是絕對不可或缺的。當然，即便是皇帝，也不能隨意變更既存禮制。嘉靖帝依靠洪武帝與經書兩個權威，從而推進改革。

嘉靖新政

由於大禮議的混亂或服用道教丹藥而中毒死亡等事，嘉靖帝常給人凡庸皇帝的印象。然而，近年來開始部分修正嘉靖帝昏君一般的形象。嘉靖前期對革新政策的嘗試，令其政績及嘉靖時代受到新一波注目。

當然，這並不能直接成為證明嘉靖帝有能之證據。實際上，除卻禮制方面，嘉靖前期的各項改革基本上都是智囊團想出來的。其中，張璁發揮自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年）入閣後八年即躍升首輔大學士的手腕，參與各項改革。特別值得注目的，是在政治面向上削減宦官勢力。

明代除了司禮監等宮中宦官以外，地方上亦有鎮守太監或市舶太監。前者分派到全國各個要地負責地方防衛，後者則監視市舶司的朝貢業務及朝貢貿易。然而，到了明中期，他們開始對地方政治置喙、中飽私囊，產生莫大弊害。特別在劉瑾專權時代，他讓自己從小培養的宦官擔任上述要職，故而中央與地方腐敗風潮連動式地蔓延。張璁所行的地方宦官裁撤改革，即是著手解決此般事態，亦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地方積弊。

嘉靖新政也試圖在財政面上重整革新。原本在民間，有力者集中土地（兼併），或稅役負擔不均衡等弊端外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宗室、外戚、功臣或官僚、士大夫透過強奪或投獻等手段領有大片土地，他們透過優免特權所免除的徭役，都被轉嫁到一般農民身上。受到波及的貧窮農民，除了更加貧窮、就是沒落下去。這又會導致國家掌握的土地減少、稅收減收。

新政改革案中，清查、丈量宗室或勳戚擁有的莊田，並將不法占據的土地還給原來的所有者。與此同時並行的是嘉靖九年計畫的賦役制度改革，計算各省人丁（成年男性）人數與稅糧、計算出基準額，提倡各自直接課徵丁、糧而徵收銀兩的新稅法。一般認為此即一條鞭法的濫觴。其他還接連不斷地提出對已膨脹至數萬人以上的宗室削減祿米、禁止功臣世襲、裁撤革除冗官、端正官界綱紀、改革科舉制度等政策，試圖重建財政、穩固體制。

新政的終結

然而，前述各種改革，除了削減宦官、禁止功臣世襲外，都不清楚發揮了多少實際效用。改革集中於嘉靖前半期，隨著推進改革的同伴不和或退出政界，到了嘉靖二十年前後，對新政的狂熱已經完全冷卻。原因之一，即是嘉靖帝本身透過大禮議、禮制改革達成夙願後，對新政的激情急遽下降。這時潛入其心中空隙的，即是追求現世利益的道教。

嘉靖帝很早就皈依道教，但直到新政中止的嘉靖二十年前後才轉為狂信。後宮女官們所犯的嘉靖帝暗殺未遂事件（壬寅宮變），更令其變本加厲。自此以降，嘉靖帝在內廷西側的西苑閉門不出，埋首於祈求不老長生的齋醮（道教祭典）。由於當時以青詞（道教祭文）寫得好不好來選擇內閣大學士，甚至出現「青詞宰相」一詞。在此期間，嘉靖帝會招來偏愛的大臣到西苑、自己決定政策等，只有政治主導權是怎麼也不放手的。而且，他心胸狹窄且性格酷烈，大臣一不如他意便毫不留情地施以廷杖之刑，有時也會處以死刑。

※本文摘取自《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4：陸海的交會》，聯經出版。

作者簡介

檀上寬

1950年生。專研中國近世史，現任京都女子大學名譽教授。

代表著作：
《天下と天朝の中国史》（岩波新書）、《明の太祖 朱元璋》（筑摩學藝文庫）、《明朝専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汲古書院）、《永楽帝――華夷秩序の完成》（講談社學術文庫）、《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譯者簡介

郭婷玉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日本時代臺灣地方社會勢力，並關注近代日本與東亞史、琉球王國．沖繩史、明清以降中國地方社會等議題。合著《圖解臺灣史》、《圳流百年》，譯有《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合譯《殖民地官僚政治史》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