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探討當代新加坡貧窮問題的研究時，提到物質的匱乏，有些聽眾的反應是講述自己成長過程經歷或熟悉的困境。我在一場研討會上提到一名女性，一家人好幾個月無家可歸，她的孩子在上學前，必須每天凌晨四點到公共廁所洗澡。說到這裡，一名七十多歲的老先生打趣地表示他也每天洗冷水澡，還說那樣很舒服，因為新加坡天氣炎熱；在另一場活動，我談到有些孩子因為家裡有臭蟲，夜裡難以成眠，導致早上睡過頭，無法上學，有人反駁說他小時候家裡也有臭蟲。

他們之所以這麼說，一方面是在開玩笑，不過一部分目的是為了削弱我發言的影響力，他們基本上在暗示洗冷水澡沒那麼辛苦、家裡有臭蟲也沒那麼麻煩，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這兩人提出的個人特殊習慣或是昔日的浪漫景象，對於我最近幾年遇到的人來說，是每天必須面對的狀態。每一天，他們看到其他人似乎都「苦盡甘來」、過著舒適的生活，只有他們「落後」。

國家敘述與個人敘述

兩人提到的「困頓」，都符合某種特定的故事，而且每年持續出現更多素材支持這套說法，包括展覽、海報、電影、網站的宣言和口號、新聞報導。故事層層交疊，不但強化整體結構，也營造出「常識」的形象。在新加坡人心目中，即使是擅長批判性思考的人，這套說法都深植我們的內心、滲入我們的情緒，變成我們個人敘述的一部分，已經很難明確地表達。

我們告訴自己的故事是：在短短幾十年內，新加坡成為閃閃發亮的全球化城市；我們以前很窮，現在很有錢；我們缺乏天然資源，現在卻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買什麼就買什麼，在這座城市全都找得到；我們以前沒受什麼教育，現在孩子的標準化測驗成績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我們安全、乾淨；我們真是太棒了；我們真是太棒了；我們真是太棒了。

為了維持太棒了的狀態，我們必須保持移動。移動、行動和流動，這些都不是只為了做表面工夫，而是為了生存。一旦停滯不前，就注定要失敗。

這樣的敘述有什麼意義？那兩名男士在研討會上提到自己的「困頓」，他們那套已經理所當然到不須多做解釋的故事，使他們的經歷成為一種尊嚴，而非恥辱。一個人可以自豪地暢談洗冷水澡，因為他知道自己已經出頭了、大家也接受他的成功；一個人可以溫馨地回憶家裡的臭蟲，而非感到羞愧，因為他確信自己已經澈底擺脫貧窮的黑暗日子。國家驚人進步的故事成為他們個人故事的背景，這些人可以宣稱自己是光榮勝利的一部分。

我們不禁思考：那些以前和現在沒有移動的人，他們的尊嚴呢？在這套敘述的架構之下，那些停滯不前的人又有什麼感受？

不平等與貧窮

不平等和貧窮是緊迫的全球問題，也是學者、記者、社運人士、政策制定者、國際治理機構密切關注的議題。 實例證明，這兩個問題息息相關，而且政府的作為（和不作為），加上企業的運作方式，都對於加劇或改善問題有深遠的影響。

全球不平等的問題日益嚴峻，國與國之間仍然存在極大的不平等。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遺跡，伴隨著北半球對資源的壟斷、犧牲南半球人民的福祉，仍是現今的現實。社會內部也極度不平等，有些人擁有大量現金和資產，很多人卻危在旦夕，其他人似乎已經完全退出比賽；在城市裡，也是目前大多數人居住的地方，下述現象歷歷可見：摩天大樓與貧民窟的對比；大型購物中心與移工宿舍區的對比；家庭幫傭和建築工人勞動的身軀，與在健身房鍛鍊的身體形成對照。

新加坡似乎很晚才意識到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因為我們很難把這些現實納入進步繁榮的故事裡。

在新加坡，由於數據不夠完整，因此很難確定不平等和貧窮人口的比例，儘管如此，研究人員根據定量數據分析，發現近幾十年來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的軌跡顯示，貧富差距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稍微緩解，不過從一九八○年代到現在再度惡化。

二○一六年，若不考慮政府轉移支付，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為○．四五八，如果納入政府額外補助與津貼後則是○．四○二。 收入最高的一○％家庭人均月收入（來自受薪工作）為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三新加坡幣（臺幣二十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三元），是八一％到九○％家庭的二．一倍（五千九百五十八新加坡幣，臺幣十二萬五千六百五十四元）；四一％至五○％家庭（二千三百三十九新加坡幣，臺幣四萬九千三百三十元）的五．四倍；最低一○％家庭（五百四十三新加坡幣，臺幣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二元）的二十三倍。在富裕國家中，新加坡是數一數二貧富不均的國家（僅次於香港）。

由於政府沒有設定貧窮線標準，我們很難確定新加坡有多少窮人，但是如果按照部分國際組織和學者的定義，也就是收入低於全國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大約有五分之一的居民 註更多請注意，官方統計數字不包括居住在新加坡的大批臨時性移工，二○一六年有將近一百七十萬人，約占總人口的三○％。如果納入他們的收入，由於大多數是低薪勞工，所得不均和貧困的比例可能更高。 可以定義為貧困人口。

過去三年中，我訪談的對象是位居收入最底層，符合建屋發展局入住租賃組屋資格的家庭。按照建屋發展局設定的標準，這些家庭的月收入不超過一千五百新加坡幣（臺幣三萬一千六百三十五元）。他們的處境也許特別糟，不過透過他們的經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座現代化國際城市居民必須面對的挑戰和不安全感。仔細檢視他們的生活，目的不僅在於了解這群收入極低的人，也是為了分析他們的經歷，讓我們從更廣泛的角度理解我們的制度。

唯才是用制度與個人對於價值的敘述

很多人認為促進社會流動的承諾，等於致力縮小貧富差距。許多國家領導人強調，他們竭力提供向上翻身、改善生活的機會：我們不能保證結果一定平等，但是可以保證每個人都能公平地參加競賽。新加坡政府在推動平等方面，向來側重於提供類似的機會，也就是所謂的「唯才是用制度」。

透過唯才是用的論述與制度化，大規模向上移動的說法因此縮小到個人層面。

「唯才是用制度」的架構為何？首先是個人可以朝著社會上層移動。這是較為現代的概念，暗示個人的命運脫離家庭。其次，流動可以靠著在正規教育下努力念書而實現，不同於教育普及之前的主要模式：從事商業活動或創業而成功。第三，正規教育制度著重於學術知識與測驗這些知識的考試。第四，雖然努力念書很重要，但是成功的元素也包括天生能力，儘管每個人都有成功的機會，但是人與人之間天生就存在不平等，無法藉由制度矯正天生智力和才能的不平等。唯才是用制度的一部分，是對學生進行分類、篩選、剔除，並給予學生不同獎勵，而考試是主要的分類工具。

因此，唯才是用一部分的腳本是很少受到討論，卻廣泛為人接受的層面：這個制度追求的是公平競爭，但是競爭的結果必然導致學歷、專業、收入、財富方面的不平等。換句話說，雖然沒有任何政治領導人會如此強調，但是唯才是用制度從來不是關於，也沒有假裝能帶來平等的結果。事實上，不平等是唯才是用制度的必然結果。教育制度進行篩選、排序和分級，並認可「最頂層」的學生時，就表示在這個教育制度下成功的人配得上好生活， 隱含的意思就是底層的人配不上。

藉由對於唯才是用制度的討論，並形成制度，大規模向上移動的說法因此在個人層面具體展現。國家成功與個人成就的關聯，是很有力的集體和個人的說法，形塑出成功的、正在移動的，以及靜止不動的人。回到那兩名拿冷水澡和臭蟲開玩笑的男士，我們可以說關於社會流動的國家敘述，扎扎實實地嫁接到他們描述自我價值的故事裡。

※本文摘取自《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聯經出版。

作者簡介

張優遠（Teo You Yenn）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社會學博士，目前擔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兼社會學系主任，曾發表諸多期刊論文、書籍文章與評論，著作包括2011年勞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的《新加坡新自由主義道德：家庭政策如何影響國家和社會》（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 How family policies make state and society）等。她致力於教學，並將研究成果帶入公共領域。2013年獲頒南洋教育獎（Nanyang Education Award），2016年榮獲美國社會學學會性與性別部門（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ex and Gender Section）的女權學者社會運動家獎（Feminist Scholar Activist Award）。

譯者簡介

方祖芳

第23屆與28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評審獎得主。譯作包括《從新主管到頂尖主管》、《新韓國人》、《一生設計》、《創意電力公司》、《消費行為之前的心理學》、《華爾街的猴戲》、《飛行少年》、《走對下一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