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去世後，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方正撰文〈緬懷余英時：兼論他的兩個世界〉以示紀念。然而，我讀了這篇文章，卻如同不小心踩到一堆狗屎般惡心。這篇文章比《亞洲週刊》上那些明目張膽地攻擊辱罵余英時的文章更糟糕，它是用蜜糖包裹的毒藥，以悼念余英時為名否定余英時，而否定余英時又是遞給中南海的一張投名狀。這位在香港名聲顯赫、樹大根深、宛如學閥的學者，用這篇文章來完成了自己最後的站隊。

余英時只有「一個世界」

陳方正所謂的「余英時的兩個世界」，借用余英時關於《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說法，指的是「學術的世界」和「現實批判的世界」。但這種區分方式大有問題。對余英時而言，根本只有一個世界，如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余英時從來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象牙塔中人」，他的歷史研究灌注了強烈的現實關懷，無論是研究朱熹、方以智，還是陳寅恪、顧頡剛，皆如此；而余英時現實批判的力度與深度又來自他學術研究的厚積薄發、他穿透歷史迷霧的慧眼慧心，正因為如此，他對毛澤東、周恩來、習近平等政治人物的批判才力透紙背，讓暴君奸相寢食難安。

陳方正肯定余英時的學術研究（以他的知識結構，能讀懂多少很難說），卻否定余英時的現實批判，該文的關鍵段落是：「至於他（余英時）當代中國批判的世界，則是從堅定而沒有變動的基本觀念出發，來對不斷變化的時局作出回應，它雖然有逐步激化的趨勢，但基本形態則是不變。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中國經濟起飛，濅濅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科技經貿的發展也逼近西方世界，使得國人和海外華人倍感自豪；而與此同時，英美兩國的政治生態丕變，美國的兩黨對壘更令國家嚴重撕裂，因此他們的學者和評論家都開始為『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tic order)本身的深層缺陷而擔憂。然而，這些變化似乎也都沒有觸動英時兄的批判世界，沒有能夠使他重新估量和分析自己歷來對於自由主義和當代中國的判斷。過去十餘年間臺灣和香港的群眾運動風起雲湧，他就此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了大量談話、議論，這些我都不曾仔細閱讀。」

這段話兼有習近平的指鹿為馬、王毅的強詞奪理和胡錫進的插科打諢，卻又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陳方正說他「不曾仔細閱讀」余英時的時政評論，彷彿他自己超凡入聖，不屑於閱讀充滿煙火氣的文字，但他為何僅僅是「粗知大略」，就敢於對余英時的立場做出全盤否定、甚至扣上「激化」的帽子？這難道不是有違靠證據得出結論的基本的科學研究原則嗎？

陳方正相信習近平的「東升西降」

從這段話可看出，陳方正與余英時的根本分歧在於：陳方正跟習近平一樣相信「東升西降」——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已千瘡百孔、搖搖欲墜；而中國模式節節勝利，讓他這樣的海外華裔「倍感自豪」。所以，他認為，余英時將西方的自由民主當做宗教來信仰和堅持，是抱殘守缺，是看不清世界枯榮大勢，其世界觀和中國觀都已落伍，遠不如他本人，識時務者為俊傑，選擇站在勝利者一邊。

然而，英美真的在走向衰亡嗎？中國真的是這場剛剛開打的「新冷戰」的勝利者嗎？以前者而論，英美式的自由民主體制確實存在若干弊端、社會內部有種種分歧和挑戰，但其文明根基並未動搖，民主和法治的價值、秩序並未坍塌，需要是只是不斷自我修正和調整，美國建國兩百多年來一直都是如此，表面上的混亂不足為奇，即便是經歷南北戰爭那樣的慘烈內戰，也能慢慢自我痊癒。以後者而論，中國遠未崛起就已呈現敗亡之相，中國模式沒有中國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沿用。既然陳方正不認同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不願以此來衡量中國體制之優劣，那麼，若用他認同的中國本土的「仁義」理念來衡量，中共稱得上「仁義」嗎？生活在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中的普通民眾，有公平正義、尊嚴和安全嗎？在陳方正為中國感到自豪的時候，李克強卻承認中國有六億月收入在一千元人民幣之下的「低端人口」，他們會跟陳方正一樣為中國的「成就」感到自豪嗎？

當陳方正為中國大唱讚歌之際，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已迅速滑向納粹化的深淵。維權人士郭飛雄希望赴美與癌症末期的妻子張青見最後一面，卻被國保員警祕密拘押。張青病逝後，郭飛雄再遭拘捕。維權律師唐吉田在日本留學的女兒患了重病、命懸一線，唐吉田要到日本探視，在機場被攔截。一向溫文爾雅的法國漢學家白夏拍案而起，接受媒體訪問說：「唐吉田律師早就被中共取消律師資格，用中共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個『死老虎』。他去日本看望女兒怎麼會威脅國家安全？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人道問題，這個政權連最基本的人性都損失了。」就連暴虐的金正恩都對宣佈大赦政治犯和「叛徒」，習近平的政治迫害卻變本加厲。中共政權炮製的一幕幕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陳方正可有耳聞？可有儒家所說的「惻隱之心」及「匹夫之怒」？

中共對香港大學出手血腥辛辣

是余英時看不到中國的「進步」，還是陳方正看不到中國的「退步」？答案不言而喻。跟陳方正談中共在中國的暴政，他可能覺得是天方夜譚。但是，同樣的暴政正在香港上演，香港離新疆並不遠。陳方正批評余英時對香港逆權運動的支持，其立場當然是反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支持「黨人治港、藍紅一家」。君不見，香港媒體一家家關門，新聞自由一瀉千里；君不見，香港的選舉淪為普丁式的假選舉，立法會淪為香港版的人民代表大會；君不見，公共圖書館下架大批政治類書籍，納粹焚書再度重演……香港已成殺戮之地，在大學裡享受高薪的教授豈能黨豺為虐？

近年來，香港的各大學，包括陳方正任教的中文大學，並非置身事外的一方淨土。就像納粹整肅德國的大學一樣，中共對香港的大學出手同樣血腥辛辣。改寫教科書、解聘敢言教授、迫使學生會解散、任命親北京的大學管理層乃至派遣全副武裝的軍警殺入大學、將大學變為戰場，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港大校方強力移除六四紀念雕塑「國殤柱」；次日，香港中文大學移走民主女神像；幾乎與此同時，香港嶺南大學的天安門大屠殺浮雕也被拆除。

在逆權運動期間，已經上百人遭到軍警虐殺或以自殺抗爭。被捕的上萬港人中，包括港大法學教授、法學院副院長戴耀廷等上百名教師，更有四千多名學生，其中超過四分之一遭到起訴，這中間有人被定罪後服刑完畢已出獄，有的獲得保釋，但很多人被校方永久開除，無法重返校園、完成學業。香港的大學如此無情無義、如此為虎作倀，陳方正難道統統一無所知嗎？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對北京的每一項決定都百分之百舉手贊同。就像在美國名校留學、任教並已歸化為美國公民的港大校長張翔一樣，也是在美國名校取得博士學位的陳方正，充當反美親共的香港知識界領袖，不是美國教育的失敗，不是他們在美國時沒有體驗到自由民主的優越性，而是「屁股決定腦袋」，中國給了他們美國所不能給的巨大好處。

香港菁英知識界在這一輪中共的瘋狂打壓下全面潰敗。還有一個例子是，曾經是余英時學生的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崇基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原本是一位儒雅君子，十多年前我每次去香港訪問、去中大演講，他都會熱情款待，關心中國的人權與宗教信仰自由狀況——因為我們都是基督徒。卻不料，梁教授於二○一七年出任特區政府「修訂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程專責委員會」主席，幫助港府將歷史教科書修訂成讓北京滿意的洗腦教科書，刪去香港「六七」暴動和北京「六四」屠殺的部分，聲稱這樣做是「以中國歷史為主軸」，向下一代教授「香港人的中國史」，如此肢解歷史，哪裡有一絲一毫余英時先生所教導的知識人的風骨？

同樣是研究物理學的學者，有人走上方勵之的道路，有人走上楊振寧的道路——陳方正顯然是後者。陳方正當然有其選擇的權利和言論的自由，但我要告訴他，要想在歷史上留下「浩氣長存」的名聲，學習的榜樣應當是沙卡洛夫。沙卡洛夫被譽為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不是因為他是蘇聯科學院最年輕的院士和蘇聯的「氫彈之父」，而是因為他是人權和自由的捍衛者，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並為此承受蘇聯當局長達二十年的迫害、流放和軟禁。當戈巴契夫親自打電話給沙卡洛夫宣佈結束其流放、歡迎他回到莫斯科時，沙卡洛夫說了一聲謝謝之後，立即要求新任總書記釋放良心犯：「這是公平的問題，這對我們的國家、國際聲譽、和平、你個人及改革政策的成功都意義重大。」這就是物理學家的良心，也是人的良心。在陳方正的身上，一點也找不到這樣的良心。

道遠知驥，世偽知賢。陳方正以物理學者的身份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由熱愛古典中國轉而跪拜共產中國，他不是這條歧路上的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後一人。儘管陳方正過去曾與余英時有過漫長的交往，但在精神上早已分道揚鑣。道不同不為謀，陳方正不配繼續聲稱是余英時的朋友，也沒有必要寫這種以貶低去世的「朋友」而到主人那樣撈取好處的爛文章。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