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當代新加坡，我們被消費主義包圍，隨處可見大型購物中心、廣告和攜帶名牌商品的人：從背包到運動鞋、從皮包到手機。搭乘捷運通勤時，我們會發現很多車站都連接購物中心。一位單親媽媽告訴我，很怕經過她家附近的購物中心，那間購物中心正好和離她家最近的捷運站相連，因為六歲的女兒會要求她「買這個，買那個」。在手頭拮据的情況下，置身於這種消費主義環境中，彷彿不斷提醒她無法滿足孩子的願望。

許多受訪者從事服務業，例如居家清潔、在加油站工作，或是旅館、購物中心、大樓的清潔工，不然就是負責送餐、搬家或擔任收銀員。他們每天和比自己有錢的人接觸。在這些環境下，收入較高的人對低收入者經常視而不見，但是對於服務別人的人來說，低收入者顯然不可能無視對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有時得跟著無法請人帶小孩的父母一起工作；我遇過一對母女，媽媽有時會帶小女兒一起打掃房屋，媽媽告訴我，她們去監獄探視女兒的父親時，小女兒會向父親描述大樓裡的游泳池。無論是成年人或孩都清楚感受到自己擁有的東西比別人少、感覺自己不如人。

「正常的新加坡模式」

社會規範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我們往往認為自己獨立思考，也能決定要做什麼、然後就去做。事實上，正如我在早期和最近研究中發現的，我們對於未來的可能性、欲望、自我的概念，都深受環境影響。在新加坡，很多人相信生活要依循單一的「正常」路徑：念書、取得文憑、找到好工作、存公積金、認識結婚對象、排隊申請購買組屋、每月把一部分薪水轉到公積金帳戶支付房貸、登記結婚、舉行婚禮、搬進組屋、生育兩到三個孩子、照顧年邁的雙親。這些規範之所以出現，是來自於新加坡人在政策法規之間的穿梭，以及政府機關與人民的各種互動。多年來，這樣的互動不斷重複，使我們開始相信並接受這個過程和路徑是「正常的」做法。正如中產階級新加坡人告訴我的，這就是「正常的新加坡模式」。

按照這個版本：就學、就業、成家、組織特定的家庭類型，就算是正常生活，而低收入者則被視為例外，他們在申請組屋、公共援助，以及在與社工互動時，都經常被提醒自己是異類。

建屋發展局無意驅逐任何人。租到組屋並不容易，但是一旦入住，事實上就不太可能被趕走，不過我竟然是最近才得知此事。在我拜訪租賃組屋的三年中，我從居民那裡得到的感覺是，他們認為自己的住房狀況很不穩定、缺乏保障。他們會說那裡不是真正的家，擔心自己拖欠租金；他們提到希望購買自己的組屋，這樣一旦發生任何不測，孩子才不會無家可歸。他們還告訴我，看過鄰居被鎖在門外、物品被清空。有些人給我看他們拖欠幾個月房租後收到的信件，看起來就像驅逐通知。我向建屋發展局的人提及住戶的不安全感時，他們真的非常驚訝。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無意讓任何人流落街頭。如果建屋發展局無意驅逐，租賃組屋的居民為何會有這麼大的不安全感？

答案要從大環境來看，第一是無家可歸的經驗；第二是規則、流程、續約的經驗；第三則是整體社會對於自有房產的信念。

我們為何感受到我們的感受，並相信我們所相信的？世人的經驗及我們在周圍看到的一切，形成我們的感受和信念。

流落街頭

對我的受訪者來說，流落街頭並非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 註更多根據最近的街頭調查，一群社工和義工光是一個晚上，在二十五處，就發現一百八十人睡在街上。參見Neo與Ng（2017）；Paulo與Goh（2017）；Kok（2017）。新加坡的遊民問題可能不像其他城市那麼嚴重，不過依然存在，許多租賃組屋的房客在這方面都有第一手的知識或經驗。許多人經歷過某種形式的無家可歸：有些人住在公園的帳篷或車子裡；有些得借住親戚家；有些人為了不造成別人困擾，必須在不同親戚家間搬來搬去；許多人收留因為家庭、工作或健康因素，必須到處搬遷的家庭成員。一位女性向我描述終於住進自己的租賃組屋後，鬆了多大一口氣，她有很多年一直睡在父母住所的客廳。由於父母與另一個家庭合住，她必須趁其他人不在時睡覺，才不用擔心自己睡相不佳。假使一個人經歷過不斷搬遷、沒有固定住所的生活，就算住進租賃組屋，不安全感可能依然伴隨著他們。根據這樣的生活經歷，有安全感才是不理智的。

儘管建屋發展局無意讓任何人流落街頭，但是整體程序給人的感覺並非如此。房客必須定期更新租約， 註更多根據「公共出租住宅計畫」（Public Rental Scheme），租約必須每兩年續簽一次。如果所有房客都年滿六十歲，則是每三年續簽一次。根據建屋發展局的「臨時租屋計畫」（Interim Rental Housing Scheme），從二○○九年至二○一一年，租約是每半年續簽一次，從二○一一年開始則是每年續簽一次。要提交各式文件，尤其是關於收入的證明，一旦收入增加，租金也會隨之增加。接受我訪談的幾個人都抱怨這件事：他們努力工作，設法提升收入，卻馬上因為租金調漲而消失。頻繁的更新手續讓他們覺得缺乏保障、無法掌控自己的住房狀況。一旦租金逾期未付，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經歷，收到的催繳通知更加劇他們的焦慮和不安全感。

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相當高，代表人們普遍相信只有擁有房產，才能帶來真正的安全感。這個觀念也許不全然正確，不過大家都這麼認為。住房制度和房地產市場確實仰賴這樣的信念。儘管我遇到的很多人可能永遠買不起房子，但他們也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擁有相同的社會規範和信念。

在這座人均所得於世界名列前茅的城市，有些人的生活條件正如同我所描述的：空間太小，父母和孩子必須睡在同一間臥室；擔心自己流落街頭；每個月到了某個時間點就開始透支；居住環境過度密集，導致垃圾和臭蟲成為揮之不去的問題；主要的娛樂是看電視；每天都有傳單或標語提醒他們住家附近有多危險；為了省錢而不開燈；得煮熱水讓孩子洗熱水澡；家裡擺滿有錢人丟棄的物品。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經歷不平等

我們必須把上述景象放在新加坡閃亮的購物中心、豪華轎車、iPhone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皮包中檢視。新加坡是全球數一數二的「宜居城市」、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分數名列前茅、擁有亞洲最好的大學、住房自有率數一數二。租賃組屋的生活條件卻那麼糟，居民缺乏安全感和尊嚴，這些都是新加坡日常生活的現實。

華康德（Loïc Wacquant）描述美國和歐洲城市的低收入社區，認為「地域汙名化」（territorial stigmatization）對人們的感受和行為造成強烈的負面影響。 假使一個地區被汙名化，例如由於破爛不堪、代表該區居民失敗的訊息隨處可見，以及缺乏重要資源，該區的居民就會發展出應對機制，包括相互疏遠、彼此詆毀、自掃門前雪，以及一有機會就馬上離開該區等。如果一個區域不符合一般的城市規範，就會損害社區關係與居民對自身社會價值的感受。

在新加坡，低收入租賃組屋的負面形象不像其他國家的城市那麼極端，也不算貧民窟。我採訪的對象不會無法取得乾淨的水、電或享用便利的設施和交通。但是他們居住的空間並不舒適。重要的是，這些空間使他們處於規範之外。

我們如何入睡、在哪裡醒來、蓮蓬頭的水淋到肌膚的感受、我們的肚子有多餓或多飽、我們每天爭論的議題、走出家裡看到的景象、回家聞到的氣味。也許從遠處看，新加坡確實沒有其他城市遇到的住房問題，但是人們的生活不能只從遠處看，我們每天都生活在現實裡，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經歷不平等。

※本文摘取自《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聯經出版。

作者簡介

張優遠（Teo You Yenn）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社會學博士，目前擔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兼社會學系主任，曾發表諸多期刊論文、書籍文章與評論，著作包括2011年勞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的《新加坡新自由主義道德：家庭政策如何影響國家和社會》（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 How family policies make state and society）等。她致力於教學，並將研究成果帶入公共領域。2013年獲頒南洋教育獎（Nanyang Education Award），2016年榮獲美國社會學學會性與性別部門（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ex and Gender Section）的女權學者社會運動家獎（Feminist Scholar Activist Award）。

譯者簡介

方祖芳

第23屆與28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評審獎得主。譯作包括《從新主管到頂尖主管》、《新韓國人》、《一生設計》、《創意電力公司》、《消費行為之前的心理學》、《華爾街的猴戲》、《飛行少年》、《走對下一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