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再談談張伯倫吧。

張伯倫的最大悲劇，並不在於他是一個無能、惡劣的政治家；恰恰相反，他頗有建樹，稱得上品德與能力兼具的政治人物。若不是剛好碰到激烈的變局，張伯倫應該會以受人懷念的形象載諸史冊；至於邱吉爾的歷史評價，則很可能會是一個爭議累累的出包王。

然而，即使有出色的品德與能力，也還是無法彌補認知錯誤造成的戰略災難。這種反差，才讓張伯倫充滿悲劇性質。倘若他本來就是一個惡質政客，反正生無可敬、死不足惜，那還罷了。

這再一次證明，要在激烈的變化當中清晰認識局勢，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臨危失策，賢者不免。我輩庸人，更應時時警惕。

當然，一直有人想要翻案，認為英國在1938年締結慕尼黑協定時尚未完成備戰、先行妥協是合理決定云云，這大概像魏延的子午谷奇謀一樣，會是千古吵不完的話題。

各種意見我都尊重，我只指出一點：若謂英國需要更多時間備戰，那德國也同樣獲得了更多準備時間。假如1938年的英國制不住德國，為什麼德國獲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產業資源之後，英國就反而能夠與之一戰？

這是不通之論。捷克斯洛伐克不是無足輕重之地，有前奧匈帝國留下的大量工業資產，卻被納粹兵不血刃收入掌中，變成後來對抗英國的資本。即使張伯倫不在乎犧牲外國的道德是非，也應該要考慮本國的戰略利害，但他在1938年作出的決定，卻讓英國在1939年開戰後付出更大代價。這就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錯誤，不可恕，亦不可諱。

但無論如何，張伯倫都還稱得上是可觀的政治人物。後世許多與虎謀皮之輩有其失策，卻無其賢德，更不足道。張伯倫的德行不只表現在推薦邱吉爾繼任這一點，更在於他被推下首相職位後，仍然為了政局穩定而不避難堪，繼續留在內閣效力，直到健康狀況不再允許為止。縱或此舉有其權謀考量（這是一種說法），但畢竟與國家利益相符；而且，他的身體當時還遭受癌症後期的巨大苦痛。

在戰後的回憶錄中，邱吉爾描述了張伯倫在戰時內閣的最後歲月（拙譯）：

「這幾個月我們在附設地下室舉行夜間戰情會議。從唐寧街到那裏要走過外交部，然後擠過正在澆灌水泥的工作人員，他們是要強化戰情室與地下辦公室的安全性。我不知道，這對身受重大手術影響的張伯倫先生是一種怎樣的試煉。沒有任何事情阻止得了他，而且他在出席的最後幾場內閣會議中，仍然極度保持衣冠整齊，或者說，冷靜而堅定。」

「1940年9月下半的一個夜晚，我從唐寧街的前門看出去，看到工人正在對面外交部的地下室低窗前堆疊沙包。我問他們在作什麼？得到的回答是：內維爾•張伯倫先生在手術後必須作特殊的定期治療，而這若在唐寧街11號的掩體中進行會很難堪，那裡在持續空襲的時候至少聚集了二十個人，所以要在對面為他準備一個小小的隱私空間。他每天都準時赴會，謹慎、有效率、服儀完美無瑕。」

「這太過頭了。我動用了我的權限。我走過唐寧街10號跟11號之間的走道，找到張伯倫太太。我說：『他不應該這種情況下還在這裡。你必須把他帶走，直到他好轉。我每天都會把所有電報送給他。』她出去見她丈夫。一個小時內，她傳話給我：『他會照你的意思去作。我們今晚離開。』我再也沒有看到他。不到兩個月他就不在了。我確定他想要死在岡位上。情況卻不是這樣。」

註：引文出自Winston Churchill, “Second World War：Finest Hour”,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49, p345-346。

※本文經作者授權／原標題：張伯倫：悲劇人物／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