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的角色與評價本來就是多面向，在民主開放的社會中，本來就可提供給各界進行討論，大抵只有如中共這種封閉的極權體制，才會用「歷史決議」的方式蓋棺論定政治人物的功過是非。

中國研究學者都清楚，中共領導人為了壟斷意識形態與歷史的詮釋權，在劇烈的政治鬥爭後提出「歷史決議」，這麼做是基於權力考量而非還原事實真相。毛澤東評判國際派的錯誤，鄧小平對毛功過七三開，都是同樣邏輯。只是習近平野心大，他企圖詮釋中共在建黨百年歷史洪流中的座標位置，如此一來他自己也成了名正言順的接班人。

與歷史人物相較，決策與政策產出絕非真空狀態下進行，若用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思考，行動者的理性抉擇是「鑲嵌」在歷史情境或制度結構中，抽離了時空條件就忽視了政策產出的背景，也就是所謂的「去脈絡化」。

諷刺的是，國民黨副秘書長近日提出「兩岸交流才是蔣經國路線」就是一種化約的政治解釋，明眼人都知道是為了反駁蔡英文的反共論，擺明就是想把這個議題二元對立且膚淺化：國民黨主張兩岸開放，民進黨阻擋交流，所以國民黨才是蔣經國路線接班人。不客氣地說，這種言論就是完全不認識政策背後的時空背景，只是一種基於政治需要，臨時拼湊剪輯出來的新聞稿。王育敏只知其然，完全不知其所以然！

深入觀察，反共的確是蔣氏父子一輩子念茲在茲的志業，這不僅涉及國共之間歷史仇恨與血海深仇，最後更上升到兩岸在一中法統的的零和競賽。在此前提下，國共都宣稱對方沒有資格在國際場合代表一個中國，甚至有默契認為兩岸關係就是這場內戰的延續，彼此都想消滅對方，卻又存在否定「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微妙默契。兩蔣這種政治立場大抵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漢賊不兩立」與「三不政策」的訴求作為概括。

國共歷史情結與法統之爭，在政治與經濟兩條軸線上出現了巨大變數，不合時宜的政策立場使得國民黨居於劣勢。政治變數在於北京與華府開始認識到蘇聯的強大是雙方首要威脅，在林彪叛逃、中蘇珍寶島衝突、兵乓外交、季辛吉訪中後，「聯中制蘇」、「聯美制蘇」的政策儼然成形。

這股氛圍的最高潮就是1972年尼克森與毛澤東會面，美中簽訂了所謂《上海公報》，國際關係中的戰略三角關係成為時代象徵，台灣退出聯合國與雪崩式斷交讓台灣日益孤立，這讓「漢賊不兩立」政策淪為擺設。若不是尼克森深陷水門事件、繼任總統福特沒有選票與民意基礎、美國推動對蘇「低盪緩和」政策，否則美中極有可能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建交。

蔡英文之所以提出蔣經國反共的意義，即是提醒國人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中共始終都是台灣主要的威脅來源。（圖片摘自總統府網站）

鄧小平在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則是經濟上的重大變數，這意味中國經濟發展將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相互結合，在全球生產分工鏈的轉化下，中國市場將逐漸取代「東亞模式」，台灣的出口優勢也將被其取代。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自然成為西方自由主義實行「交往政策」的模板，這些人假設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將帶來中產階級與市民社會，這是推動政治民主化的觸媒。這個論述就是「中國機會論」的基礎，樂觀派認為中國的崛起將符合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利益。

當「交往中國」成為潮流時，自然使得蔣經國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政策顯得僵固且遇到瓶頸，再加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開始啟動「三通四流」與「一國兩制」的經濟統戰攻勢，這也讓三不政策出現典範危機。事實上，兩岸在1986年為了處理王錫爵事件所進行的協商談判就已經悄悄跨過這條紅線，更遑論台灣已經有不少民間企業與老兵，經由第三地進行兩岸地下經濟與交流返鄉，端賴政府是否願意嚴懲法辦而已。

蔣經國自然認識到台美斷交以來已陷入外交孤立，過去引以為傲的亞洲四小龍即將被中國追上。加上西方國家對改革開放存有期待，全球生產要素與供應鏈正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台灣若繼續高舉不合時宜的漢賊不兩立與三不政策，最後就是把自己的路走絕，因此最後以開放老兵探親為名，打開了與中國之間的民間交流。若國民黨將審視度勢的務實態度解釋為推翻反共原則，實在是對歷史發展的無知。

國民黨更不願意面對的是，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關係產生變化，是因為經濟發展的紅利不僅沒有促成政治民主化，反而成為北京對外擴張軍力、實行戰狼外交，對內強化鎮壓能力的基礎，習近平的中國製造2025與中國夢正在各面向意圖改變現狀，不論對民主核心價值、全球供應鏈、地緣政治權力平衡、兩岸關係都帶來衝擊與挑戰，這是華府啟動貿易戰的原因，更是民主體系反共的理由。台灣在中國對外擴張的最前緣，自然成為全球焦點，因為類冷戰的格局業已成形，只是昔日柏林的角色已被台北所取代。

蔡英文之所以提出蔣經國反共的意義，即是提醒國人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中共始終都是台灣主要的威脅來源。朱立倫連反共都說不出口，王育敏倒果為因把交流等成是蔣經國的核心路線，連反共的「價值理性」與交流的「工具理性」都分不清楚，也難怪這個黨是非不明且敵我不分。

※作者為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