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台灣人一樣過農曆年的滯台人士，在農曆年期間，回不了家，是怎麼熬過這個與家人團圓圍爐的節日呢？他們多來自被中國控制的國度，有參與反送中逃到台灣的港生、流亡藏人、中國民運人士，全都經歷過亡命天涯的歷程，如今暫停在台灣，由台灣社會收容著，過年過節也有台灣友人邀請他們共度佳節。

在這個年節裡，他們總會憶起出逃期間在關鍵時刻出現的所有貴人，同時也感謝天神，因為他們都覺得能夠逃離中國所控制的危險之境，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所以他們謝神，也感謝幫助過他們的人，其中包括許多台灣人。

只是，難民身分的人沒有健保，例如流亡藏人塔青到友人家中過年，卻在除夕當天急病發作，送醫開刀，躺在病床上的他，沒有年節的喜樂，滿腦子擔心的是沒有著落的醫療費。

至於中國民運人士龔與劍，經過多年的拖磨，他愛上台灣，也已經理解台灣無法通過難民法的處境，只求能在這塊土地上過一天是一天。

港生wilson呼籲台灣年輕人要保護家園

每逢周日，香港學生Wilson都會從三芝騎機車台北濟南教會，和數十名港人一起參加廣東話主日禮拜，這些人包括在台求學的香港學生、受港府迫害來台短期居留的香港青年，或取得台灣身分證的香港移民。年前最後一次禮拜是在除夕前一天，結束後，Wilson就要到近年積極救援港生的黃春生牧師家裡過年，倆人情同父子。

Wilson很年輕，目前大一，他於2020年底來台，在此之前他因參與反送中數度被抓，最後被判緩刑兩年。判決下來同時，他拿到台灣入學許可，律師趕緊藉此幫他申請暫停執行，拿回被扣押的護照，一周後就揮別香港飛來台灣。這是律師的建議，因為不久後他滿18歲，如果被編派個理由抓回去，可能被判顛覆國家罪 ，最輕十年，而且會因緩刑而加重刑期，已經有很多這樣的前例了。

Wilson是在2019年六月九日爆發反送中大遊行參與抗爭，當時念中四(高一)，才16歲，起初因為好奇和同學一起上街，都是『和理非』，由於他有急救證照，就穿著反光衣掛著十字章在街上救人，掩護大家離開，為了要救最前線被打的手足，甚至改穿黑衣，他說:「其實現場的記者、護士都在抗爭，穿黑衣代表團結行動。」

雖然是救難人員，卻躲不過警察的傷害。「有一次警察開車過來，一下車就我我噴催淚瓦斯，距離只有三公尺，馬上打爆我的全罩式防毒面具，眼鏡都飛了，還好只有刮傷和嗆傷。」

由於警察圍堵不讓群眾離開，他丟過汽油彈，但他說汽油彈是丟地上以產生路障來阻擋警察攻堅，好讓手足撤退，並不是要傷害任何人。但因此數度被抓。「我們上前線就有心理準備被抓。」他這樣解釋。

2020年初Covid-19疫情在香港爆發，給了港府很好的理由，規定不能集結，超過三人同行就是非法遊行，6月30日國安法實施後，管制力道更加強，基本上香港的抗爭就無以維繫了，當時他正在等待法院開庭，同時申請台灣的學校，準備來台就讀以避難，所幸最後輕判，他才有機會離開香港。

離港前，他去探望從小照顧他的祖母，最親的親人，雖然當時知道可能一去不回，但逃亡的急迫掩蓋了悲傷，也沒讓祖母知道實情就告別了，直到落地台灣才難過起來。

來台之前，他一人不識，隔離十四天後，他找上黃春生牧師，這是在離開香港時友人建議的。「在遇上黃牧師之前，我很難想像竟然有人不求回報的幫助人。」Wilson非常感謝這兩年在台灣所獲得的協助。

幾乎所有逃亡成功的人都有「被安排得剛剛好」的感覺，Wilson亦不例外，他覺得太順利，受到很多幫助，除了對人的感恩，他也感謝神。

Wilson來台並沒有獲得家裡的協助，僅帶來打工的積蓄，得以維持數個月的生活費，在濟南教會黃牧師的安排下，他不但找到溫暖，也有物資的幫助，但心理的創傷與恐懼至今難以撫平。他說，反送中抗爭的港生都有很深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不想再提過去，至今他仍接受教會安排的心理醫師的做輔導。

「我的個性改變很多，以前比較衝動，現在會前思後想。」有家歸不得的壓力迫使他成長，看到台灣同學中有不少出手闊綽，開跑車上學，玩抖音，唱中國國歌，對國家面臨的問題毫無知覺，讓他頗感憂心。他還聽過「老共打來贏了很好，輸了就妥協或趕快逃到國外」的論調，他說:「如果這群年輕人不願為台灣付出，那台灣就會很危險。」

但也有令他感動的，他說最近看了「國際橋牌社」國軍死守高登島那段，痛哭流涕，一樣是最前線，他經歷的香港輸了，但台灣走過來了。

「台灣真的是最後一道防線。」他深感如今的台灣的民主自由是上一輩用血換換來的，希望這一輩不能輕易放棄。

「真的希望台灣的年輕人能意識到民主自由的可貴，要同心合力保護自己的家園。」Wilson在前往黃春生牧師家過年前，語重心長的說了這番話。

流亡藏人塔青除夕夜急病送醫沒健保

藏曆新年跟農曆年很接近，台灣人放春節，藏人也同時在過年。年前問來台求學兩年多的塔青想不想聊聊在台過年的心情，他回說:「心情很好，除夕就要去宜蘭朋友家過年了。」聊起來的時候，問他有沒有見過台灣的雪，他馬上翻開手機相簿，是去年陽明山下雪時和朋友騎車上山，幾人在雪地裡張開雪山獅子旗拍的照片。

問他，陽明山的雪有沒有一點像你家鄉的雪？他回:「有，有一點像。」此時低著眼眉，思鄉之情才微微的洩漏了。

塔青於2019年夏天來到台灣，在此之前，他已從德里大學英文系畢業，工作一年後又考進印度第一學府尼赫魯大學中文系及中國研究所，在學期間就在廣播電台當主播，同時在一個智庫單位兼職時事研究，分析中印邊境的軍事情勢，由於印度擁有高水準醫療及藥廠，他假日還兼差帶中國人看病或當導遊。

因為懂得中文，薪水是一般白領的三倍，來台讓他考慮再三，其後基於國仇家恨，他決心來台精進中文能力，以期瞭解中國，能與中國人對話，所以在存了一年的學費及生活費之後，放棄原有的大好前程，飛向台灣。

他還記得踏上台灣土地的那一天是2019年8月28日，雖然他在印度主修中文，但學校裡只有一名台灣老師，以及一名很糟糕的中國老師，語言學習的環境不優，以至於在最高學府學了五年的中文仍感不足，所以來台之後先在政大華語中心讀中級班，九個月後再轉到師大外國語言中心。

塔青於1986出生於西藏自治區山南市，位於藏南靠近不丹邊境，常有不丹商人往來採購藏毯、太陽能電燈等物資，因為山高路陡，交通不便，無法用犛牛運行，全靠人力背負。

小六時，有一位畫唐卡的同鄉去過印度達蘭薩拉回來，說在達賴喇嘛領導下，那裏有很好的學校，可以學英文，加上常聽自由亞洲、美國之聲的廣播，談到每年有很多藏人去印度，讓塔青十分嚮往。由於家中三位兄長都沒上過學，只有他念藏文小學，父母考慮之後決定讓他偷渡到印度。

那年冬天，2001年11月，有位熟識的不丹商人來訪，在一個夜裡，父母要塔青帶上幾件隨身衣物、睡袋及幾天的食物，就把他託付給那位不丹商人，當時他才12歲，同行還有兩個大一點的出家人。臨別時，父母哭得唏哩嘩啦，交代塔青說:「你到了那邊要好好學習，到尊者那裡不會有什麼問題。」塔青不知爸媽為何哭，懵懵懂懂的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趁著夜黑風高跟隨不丹商人上路了，當時他不知道此回不去，再也見不到父母。

流亡藏人塔青到哪裡都要舉起雪山獅子旗。（塔青提供）

山南市距離不丹只需翻個山頭，「就像台北翻過山到宜蘭那樣的路程，是前往印度最簡單的路線，只要走三天就到了。」

聽起來容易，但一個不丹商人背滿貨物，走在大雪紛飛積雪到腰部的雪山上，好幾度連人帶貨陷入雪地下的石頭坑洞裡，還要帶著三個小孩越過冰川，實在太驚險，還好沿途都是森林，晚上可以起火取暖，塔青就發現腳底長了凍瘡。

怎麼有辦法在寒冬裡走在那樣的路上？「我們出生在哪裡，身體就可以適應高山的環境」。塔青接著說，夏天有邊防駐軍更危險，曾經有兩位同鄉被駐軍抓走，關了一陣子才放出來。

三天之後，終於走到不丹商人家中，在他家住了一個多月，躲避不丹駐軍，平常就幫忙看牛，做點簡單勞務。一個月後，不丹商人讓他三人穿上不丹袍子，偽裝成不丹小孩，帶他們走了兩天才到達有公路的地方，再從縣政府搭車到Kharchu寺。

Kharchu寺原本在塔青的老家山南市，屬寧瑪派，因共軍入藏而遷移到不丹，只要塔青能抵達那裏，寺裡的轉世仁波切就可以幫忙把他送到達蘭薩拉。

塔青的運氣很好，在車上遇到不丹商人的同鄉老人，剛好順路，不丹商人就把塔青三人託付給老人，逕自回家去了。就這樣，搭了一整天的車，一路上受到老人的吃喝照顧，傍晚下車後，老人帶他躲進一個藏人家裡，第二天藏人就帶著塔青三人來到Kharchu寺，當時仁波切閉關三年，無法晉見，二十幾天後，達賴喇嘛在菩提迦耶主持一場非常盛大的法會，十萬信眾參與，寺中一位出家學生達瓦就安排塔青三人跟著大家一起去菩提迦耶，並把他們交給流亡政府的官員。

「我覺得一切都被安排得剛剛好，那位我把我交給流亡政府的出家學生達瓦徹令，已經是Kharchu寺的堪布，就是博士、教授，現在也在台灣。」塔青認為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當時是最多藏人流亡印度的時候，十天後就由流亡政府的官員安排搭了兩天的火車到德里，住了一晚，再搭12小時到達蘭薩拉，已經一月底。

問塔青當時認得達賴喇嘛嗎？他回每個藏人都認得:「小時候家裡有條項鍊放著達賴喇嘛24歲的照片，因為中共不允許民間私藏，父母就拿到南山市的聖山，掛在風藩中，一起隨風飄揚，也認得聲音，因為聽過廣播。」

到了達蘭薩拉之後，馬上安排上學，塔青還記得過完藏曆年的2月25日開學，前兩年學英文，之後才分配到中學，主要以英文授課。「

「小時候在西藏念藏文小學時，我不太認真，不知為什麼，來到達蘭薩拉我很認真，不只我這樣，是所有同學都這樣，早上四、五點就起床讀書。」塔青想了想又說：「可能是因為沒有後路，所以只能向前走。」

塔青隱約知道難以回鄉的事實，雖然很想家，但不敢寄信回去，還好在西藏念小學時有四年離家住校的經驗，適應沒問題，一直到三年後有個同鄉來找他，告知家裡有了電話，他才打電話回家，他還記得當時與父母通話時興奮的心情。但經過了21年，他說:「思鄉的感覺已經死掉了。」

為什麼這樣講？「因為這樣才能向前走，反正想也沒用。」塔青這樣回答。

達蘭薩拉的同學跟塔青一樣，都是離開父母遠從西藏來的，彼此患難與共，自然有兄弟姐妹般的情感，多少化解思鄉之情，這些朋友至今分散世界各地，仍有聯繫。

「我的內心一直很平靜。」 初到菩提迦耶時，塔青和眾人一起遠遠的看著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開學之前，被安排和一兩百人一起晉見達賴喇嘛，他坐在最後面的位置上，看到許多特地前來晉見尊者的藏人激動的哭喊，他內心卻很平靜，後來幾次聽聞達賴喇嘛把高深的佛理講得深入淺出，又曾在德里舉辦的mind & life研討會上當志工，深受達賴喇嘛的智慧啟迪，所以即使其後卸下政治領袖的角色，但在塔青心中，西藏領導人仍是達賴喇嘛。

在達蘭薩拉的塔青，靠著流亡政府的照顧，認真讀書，後來考進德里大學英文系，參加學校的藏青會並擔任會長，積極參與西藏獨立運動，但他閱讀的中國議題文章都是西方人寫的，未必真懂西藏問題，所以他又考入印度最高學府尼赫魯大學中文系及中國研究所，因為他想更了解中國，跟中國人對話。

是否來台灣，他考慮很久，因為他要放棄的東西太多，但為了精進中文，也為了站在面對中國最前線看問題，還是在存了一年的學費及生活費就飛來了，那是2019年8月的事。

當時他天真的認為，憑著他的學經歷應該可以在台灣找到工讀的機會，沒想到，他持印度發的難民旅行証identity certificate來台，只能以旅遊簽證停留半年，之後要出境回印度續簽，即使博士生都不發給學生簽證，來回一趟的費用可以抵過在台三個月的學費與生活費。至於工讀，根本不可能，也沒有健保，他曾經感冒看病、腸胃檢查，花了一萬元醫療費，都是"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幫忙給付。

他認為台灣的政策對於無國籍人士太歧視，對於白人卻很禮遇，他的西方同學一樣持觀光簽證，但可以申請延長居留，申請到學校再過一年又可申請打工許可。然而，台灣人與藏人的處境有點類似，站在同一陣線，應該要有更多的合作才是。

來台有告訴家鄉的親人嗎？塔青表示，中國為了控制邊疆人民，網路遍佈，手機價格便宜，要求每個人下載警民連線ＡＰＰ，十多年前開始有智慧型手機時，他偶而會跟父母視訊，習近平上台之後嚴管嚴控，就不敢常聯絡了，他的父親已經於數年前過世，真的天人永隔了，只能輾轉託人告訴母親他在台灣。

至於他在台灣的行動也受到中共派員監視，前陣子他認識的一位雲南大學教授竟然傳來他在台北參加華語演講比賽得名的照片，頗有恐嚇的意味。他馬上就把那人刪友了。

和許多在台藏人一樣，塔青對於中國的威脅視而不見，他說:「我不管中國的威脅，他要你不喝水，你同意，他就會要你不准吃飯；我們愈小心，他就愈得寸進尺。」

在台灣他遇過一些人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有爭辯，他總是回說:「我今天來，是因為有人搶走我們的土地，殺死我們的兄弟，所以我們來這個民主的地方，告訴你們我們遇到的問題。」

「革命總是要犧牲一些什麼。」塔青悠悠的表示:「例如想念，我就是刻意讓這個東西死掉了。」 這是藏人的決心

兩年來他早已花光積蓄，目前靠"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及藏台友人、堪布資助，預計今年春天申請研究所入學許可。反倒是在疫情底下，入出境困難重重，台灣政府主動給他這類身分的學生加簽，暫時他不用煩惱出入境加簽的高額費用。

最近農曆年假，宜蘭的友人請他一起除夕圍爐，出發前，他說:「我去朋友家，表面上不孤單，實際上我不能回家，過去二十幾年都在別人的土地上，不能回到自己的家，還是很難受，因為受佛教的影響我控制情緒，正面思考，實際上情緒還在，這樣已經滿滿21年。」

沒想到在朋友家盲腸炎發作，除夕夜被友人緊急送醫開刀，躺在病床上的他，因為難民身分沒有健保，擔憂著數萬元的高額醫療費毫無著落。

「我經歷過的逃亡，對於你們來說覺得很難，對我來說是生存。」塔青來台是為了西藏的生存，沒想到，依舊前有險路，還好，生病的時候仍有藏台友人伸出援手照顧他，至於醫療費，就等年後再煩惱了。

中國民運人士龔與劍　理解台灣沒有難民法

經歷六四的中國人，都有革命情懷，對於改革懷抱希望，龔與劍這樣形容當時的社會氛圍，當時他只是個12歲的小學生，住在湖南省益陽市，六四期間也和同學一起上街遊行，參與抗爭行動。

他說，因為從小接受黨國教育，反日、把國民黨打成反動派，12歲就可以加入八路軍，所以天不怕地不怕，對政治很敏感，中、小學生都出來抗爭。當時在趙紫陽的相對開放的領導下，思想比較自由，所以1989年的學運雖起於北京，很快席捲全中國，遍地開花。

他的父母則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原本高喊毛主席萬壽無疆，結果毛一死，四人幫就被綁上街遊行，見證到共產黨的革命是非常現實重利的，所以養成行事小心的習性，雖然會擔心今天的同事，明天可能為了利益打倒你。但對於龔與劍小小年紀就成群上街，倒沒反對。

「但是怎麼想，也沒想到在北京軍隊會對人民開槍，因為共產黨聲稱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怎麼可能會對人民開槍呢？」在湖南雖然沒有開槍，但是強制驅離的時候，龔與劍親眼見到警持拿著警棍打人清場。

後來龔與劍被抓，是因為六四鎮壓後，他和同學貼大字報，用毛筆寫下六四鎮壓真相，號召民眾推翻中共暴政，初沒被抓到，到了1994年6月念中學時才被抓，馬上被學校開除，同時被益陽市公安局以書寫反動標識為由逮捕，同年8月，以反革命罪被處以勞教二年。

服完勞教重回社會，才發現自己成了中共的敵人，每年在中國所謂的敏感時期，如人大政協兩會，六四，十一，中國召開重要國際會議，重要西方國家元首訪華等期間，他都受到國保、派出所、居委會的警告和恐嚇，甚至被關到派出所的小黑屋三至五天。

2012年他通過網絡認識一位深圳網友，請他在香港幫忙代購被中共官方定義為“反動”的雜誌書籍，然後組一個十多人的讀書會，成員有政府公務員，中共警察，私營業者，退休老人等。

2015年4月，從深圳寄來的快遞郵件被警方查獲，一位曾向他借閱的公安朋友偷偷告訴我，當地警方正在立案要抓他，將以"有反革命罪"的“黑歷史”被判五到七年。

「待過看守所和勞教所那種地獄般的生活，不會想再進去。」他決定出逃。

決定到成行只有一周，他瞞著父母報名了台灣旅行團，決定跟著旅行團遊完台灣一周後就跳機。雖然知道與父母可能生離死別，今生永不再見，但逃亡的恐懼遠遠大過悲傷。當時他還覺得很奇怪，怎麼這麼簡單就可以到台灣旅遊，來台之後，認識這邊的朋友，才知道馬政府跟中國過從甚密。

來台之前，他不認識任何台灣人，付了旅費四五千塊人民幣，就於2015年7月底啟程了。飛機從桃園降落，搭遊覽車到台中、日月潭、阿里山、高雄，然後從花東到台北，繞台一圈，最後一天自由行，領隊讓大家自己去行程不能安排的自由廣場、中正紀念堂。他心想，從中正紀念堂出來後就去自首，尋求政治庇護。

經過台權會的安排，一家慈善機構收容了龔與劍，他以黑戶生存下來。（龔與劍提供）

當他走到自由廣場看到法輪功小攤子，就上前打聽怎麼自首，那人一聽，馬上勸他說:「馬政府通共，如果你現在去自首，一定馬上被送遣返，你要先找民間團體尋求協助。」

龔與劍一聽，大熱天冒了一身冷汗，馬上循著法輪功人士的指引找上台權會，攤開他從中國帶出來的受害文件，包括逮捕令、判決書原件等，這些都是他出發時備妥的證明文件，台權會的人相信了。馬上進行安置，也讓他知道台灣沒有難民法，兩岸人民關系條例裡關於大陸地區人民因政治原因在台申請居留的規定相當模糊，他無法獲得政治庇護。

經過台權會的安排，一家慈善機構收容了他，他以黑戶生存下來。

同時，台權會透過管道跟政府協商，官員默許安置，但表示只要龔與劍走上檯面，馬上就抓起來，於是一切等隔年2016年總統大選結束再說，果然蔡英文如預期當選總統，台權會開始遊說推動難民法，但到了2019年還是被立院擱置，再無辦法了，於是在台權會的協助下，龔與劍向移民署自首。

原本非法滯留必須強制出境，但龔與劍情由可原，因此以收容替代，但沒有健保，也不能工作，生活靠民間團體救助。

獲得安置後，他才打電話給爸媽，悲哀才湧上心頭，因為他的出逃，國保警察不斷到家裡騷擾，隔年他的父親因打擊太大而病故，真的變成生離死別。如今他的母親已經七十歲了，他有一輩子再也見不到的心理準備，這幾年習近平上台，只敢過年過節打電話向母親報平安，不敢聯繫太過密切。

2018年2月，收容他的慈善機構因為和中國有業務往來而受到中國威脅「不能繼續收容反共份子龔與劍」，因而終止收容，他只好流浪台北街頭數月，其後由教會團體收容。

「這一路上受到很多團體的協助，尤其自由廣場上那位法輪功人士，沒有他，我死了。」但是龔與劍沒再見到那位在關鍵時刻出現的貴人。

「現在想起來，覺得冥冥之中有神明在安排，我在中國就信佛教，來台看了許多達賴尊者的書，深受感動，更覺得就是這樣。」

龔與劍對台灣是充滿感激的，從馬政府的年代逃到台灣，又經歷了六年的蔡政府年代，他說:「蔡政府對真的需要庇護的人是會幫助的，做得多，說得少，給予生存的空間。」

對於台灣遲遲無法通過難民法，他從剛開始懷抱希望，到後來亦能理解蔡政府現在的做法，因為這幾年他看到一些從扁政府年代就跑來台灣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熬了八、九年，最後以專案的方式取得身分，拿到熱騰騰的身分證後，馬上申請台胞證遊走兩岸，他說:「他們遊走兩岸，暢通無阻，沒有被抓，不是很奇怪嗎？」

他說:「台灣政府吃了暗虧，這讓台灣政府更小心處裡難民法是可以理解。」

龔與劍說他喜歡台灣，能留在台灣就很滿足了，這幾年他看到很多中國把台灣當跳板，再跳到其他國家，但他喜歡台灣的民主自由，希望可以一直待在這裡。

「我罵過民進黨政府，不會有事，這種自由太珍貴了，雖然現在有教會團體收容我，但我明講我是佛教徒，信奉達賴尊者，教會的人也很尊重我。」他同時表示，已經四十多歲，不想折騰了。

前陣子在移民署的安排下，滯台人士已經造冊得以施打Covid-19疫苗，他也打了第一劑了，對移民署官員不厭其煩的解說與服務，深表感謝。

這幾年在台灣沒身分，不能辦手機，不能工作，不能存款，沒有健保，凡事都需朋友幫忙，所以過年也都跟台灣朋友圍爐，唯一的習慣是:「我是中國人，春節一定要看春晚，那至今改不了。」

※作者為社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