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島事件當天，警察和憲兵確實沒有開槍殺人，但這並非因為蔣經國仁慈，而是他害怕激發民間更大的反抗以及招來美國的制裁。

韓國發生的總統朴正熙遇刺事件讓蔣經國心驚肉跳，獨裁者之間聲氣相通，蔣經國早已意識到「朴之處境甚為危難，不亞於我，錯不得，亂不得也」，「其處境之痛苦，余自問知之至深」，「朴有如此眾多親信和嚴密的黨和情報組織，對於如此重大預謀之事，竟無以人預告密報，這是不可想像之事，值得吾人警惕」。 註更多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秘》，頁78-80。蔣經國從朴正熙的慘死中得出的教訓，不是放棄獨裁統治，而是強化獨裁統治。他不認為獨裁者被暗殺是獨裁機制本身的惡果，反而認為這是獨裁者不夠獨裁。因此，蔣經國反觀台灣島內的形勢，對反對者磨刀霍霍。

在美麗島事發之後數日，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反動派所謂美麗島暴徒在高雄暴動，企圖火燒高雄，當時情況非常嚴重。情勢平靜之後，我即下令將全部禍首拘捕，暫作處理。一網打盡之後，再做斬草除根之事，為黨國利益不得不下此決心。」又記：「一年已過，中美之斷交，共匪之統一和謠，國際油價暴漲，不法分子之不斷發起暴行，以至高雄暴亂，這是多麼痛苦的一年，有深思之必要。」十二月三十日又寫道：「近月以內憂外患交迫，而且內政甚於外者，在政治方面，我總是想以理與德而感化之，根本不記仇懷恨以待人，但是結果無不失敗。人性為何如此不如人意也！」 註更多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秘》，頁120-122。字裡行間，顯示蔣經國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儒教帝王：對的永遠是自己，錯的永遠是別人；只有別人對不起他，他對別人毫無虧欠。每當其臆想的仁政、以德治國想法受挫時，立即轉向亂世用重典的法家，要用殺人來立威了。

為蔣經國寫傳記的美國前外交官陶涵，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採訪國民黨中常委余紀忠時，余紀忠告知，當時軍事法庭原本打算將施明德處以死刑，可是蔣經國傳話，不得有任何人遭處死，只要他在位擔任總統，他「不允許台灣島上有流血」。但是，這個細節只是孤證，沒有任何文字記錄顯示蔣經國說過這句話。 註更多 陶涵寫作《蔣經國傳》是受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後來任蔣經國基金會顧問的丁大衛之邀，但後者為了避免這本書被視為官方斥資贊助的傳記，即所謂的「授權的」傳記，其客觀性和可信度均將大打折扣，所以蔣經國基金會在此事中迴避，改由余紀忠主持的《中國時報》出面贊助——表面上有了區隔，但實質上是一樣的。所以，這本傳記有明顯的傾向性，百般掩飾蔣經國在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等一系列人權慘劇中的直接責任，將其塑造成台灣的民主之父。但實際上，蔣經國雖然在口頭上常常提及民主，但心中從來沒有真正認同民主理念。正如學者張旭成所說，儘管外間都認為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的奠基人和催生者，但蔣經國並非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人士，甚至在其身邊工作或被他質詢過的受美國教育的學者們，對蔣的民主素養與認識，也不曾發生作用。見傅建中<《蔣經國傳》的由來>，見陶涵：《蔣經國傳》之序言。美麗島事件中的大逮捕、大審判和對被捕者普遍施加的酷刑折磨，都不足以支持蔣經國傳記作者茅家琦所說的「在處理中壢事件和美麗島事件兩個問題上，蔣經國的方針都與五○年代以來慣用的方針不同，懷柔與高壓相結合代替了嚴厲鎮壓」。 註更多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頁347。

反倒是有更多確鑿證據顯示，蔣經國和國民黨死硬派早有殺人之心，軍法審判的目的就是要判處重刑乃至死刑——否則，何必用軍法審判呢？

蔣經國想殺人，而最後沒有殺人，是因為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一方面是公開的抗議譴責，另一方面是私下的交易談判。檯面下交易對口是華府，唯有華府才能左右蔣經國；而華府肯不肯救援，又取決於檯面上的輿論力量大不大、能不能施壓。當時，美國國會議員反應強烈，不在話下。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至少三次發表意見或評論。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私下要求國府對美麗島案公開審判，不要以叛亂罪定罪。美國更派遣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由華府前往台北拜會蔣經國，強調嚴懲人犯會傷害台灣在美國的聲譽，使得今後要重建兩國斷交後之互信，更困難。丁大衛建議若，如果國府解除戒嚴，捨棄軍事法庭審判，改以一般法庭審判，允許黨外人士表達異議，他們將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支持。 註更多李潔明（James Lilley）：《李潔明回憶錄：美、中、台三角關係大揭密》，（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版，頁246。蔣經國接受了一半，公開審理，但仍以軍事法庭和叛亂罪審理。

最後，美方使出殺手锏——以軍售換人命。事件後三十年，二○○九年二月，已是高雄市長的陳菊出訪華府，與老友、前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科長費浩偉見面。費浩偉證實，當年華府以對台軍售為籌碼，換取陳菊等人免於死刑。所謂「陳菊等人」，就是遭軍法審判的八名被告，按《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起訴，是唯一死刑的罪名。 註更多胡慧玲：《民主的浪潮·百年求索（卷三）》，頁172。

蔣經國不得不接受公開審判和沒有死刑的結果，他沒有辦法公開與美國對抗，也害怕激發出本土民眾「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反抗意志。但他事後將「窩囊氣」發在黨內溫和派身上。他認為，受刑人在公開審判期間肆意宣揚台獨立場，這些觀點被國際媒體廣為報道，政府也「破天荒」允許國內報紙刊載審訊過程與被告陳辭，結果對國民黨造成嚴重傷害。他召見推動公開審判的改革派代表、中央文工會主任楚崧秋，一方面假惺惺地對審判結果表示滿意，另一方面又說黨內對楚崧秋批評之聲日盛，然後告知：「或許你該換換工作了。」隨即，楚被降職為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 註更多陶涵：《蔣經國傳》，頁395-396。

楚崧秋後來回憶，他遭到貶職是因為他主張公開審理美麗島案，被國民黨頑固派認為是幫助黨外人士擴散「精神污染」——這個用詞跟鄧小平的「清除精神污染」如出一轍，可見兩黨的意識形態都有揮之不去的蘇聯氣味。而王昇在日記中也指出：「自高雄暴力事件公開審判後，遺下十分嚴重政治污染。昨天早上在匆忙中趕寫一件報告，請蔣秘書長（蔣彥士）轉呈主席（蔣經國）如何採取一系列行動，希望在思想戰場上能掃除思想上一切污染。」 註更多陳翠蓮：<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1980年代台灣威權體制末期與權力震蕩>，（台北）國史館館刊，第六十九期（2021年9月）。

被逮捕偵訊的美麗島人士，大都遭受了慘無人道的刑求。紀萬生在警總保安處的地下室刑求九天八夜，坐「老虎凳」痛至昏厥，「往往一場偵訊結案，他們的手上早已血淋淋，為了加重對我的羞辱，他們就在我身上穿的衣服揩拭他們的血手」，「有一種叫『蒙古烤肉』，就是用香菸燒我的臉頰。他們也會從我的鼻孔灌辣椒水，更喜歡拿乒乓球塞我嘴巴」。醫官見其傷勢嚴重，勸特務說：「不能再打了。」特務說：「刑求是我們的看家本領，不打，怎麼行？」不准醫官療傷。邱奕彬被逼誣陷康寧祥等人，他拒絕出賣，咬舌自盡。特務用牙刷撬開他的牙齒，牙齦整個被撬爛。張俊宏回憶：「就像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所寫的，到最後進入恍惚狀態」。（這個比喻對在蘇俄親眼看到過古拉格真相的蔣經國和邀請《古拉格群島》作者索忍尼辛前來台灣訪問的國民黨政權而言，是莫大的嘲諷） 註更多胡慧玲：《民主的浪潮·百年求索（卷三）》，頁156-157。楊青矗用「磨豆腐，壓成豆腐乾」來形容被偵訊人員強迫逼供的情形，呂秀蓮被綁在冰塊上施以酷刑。吳振明被打得口吐鮮血，下體成傷，用原子筆刺喉，自殺不成。 註更多呂秀蓮：《重審美麗島》，頁250-251。

幾乎所有被關押在不同地點、受到不同機構偵訊的美麗島人士，都遭受了程度不等的酷刑，表明針對被捕者的酷刑折磨，不是個別情治人員或機構的孤立現象，而是得到國民黨最高層即蔣經國的指令或默許。蔣經國對此一大規模侵犯受刑人基本人權的狀況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多年後，施明德說：「當年，真正想殲滅美麗島政團、鎮壓台灣人反抗勢力的首要集團是以王昇上將為頭的軍特派，包括警總司令汪敬煦和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局局長阮成章，最後拍板定案下手逮人的就是蔣經國本人！」

大逮捕和大審判並不以美麗島事件這一單一事件落幕而塵埃落定。蔣經國和國民黨沒有在美麗島事件當日殺人、也沒有能在軍事法庭的審判中判處任何人死刑，但他們的殺人之心心癢、殺人之手手癢，覺得鎮壓行動沒有完全嚇阻反對派——美麗島受刑人的家人及律師很快參與選戰並紛紛獲勝。於是，蔣經國及其特務系統開始籌劃新的鎮壓。

一系列可怕的血案相繼發生：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林義雄家發生血案，林義雄的母親和一個女兒被慘殺，另一女兒身中數刀，經搶救後生還。此案至今未偵破。兇手選擇在二二八這天下手，警告意味相當強烈。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助理教授、海外台獨運動參與者陳文成博士，回台灣聯絡黨外力量，被警總帶走後數小時，陳屍於台大研究所圖書館後側。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美國公民、作家江南（劉宜良）在加州自宅遭到暗殺。這些血案都是美麗島事件之「餘震」，是軍情系統權力擴張的結果。

尤其是江南案，因為在美國發生、遇害者為美國公民，引起美國政府震怒。美國聯邦調查局很快查證，兇手是受台灣軍情系統驅使的黑幫分子，蔣經國的兒子蔣孝武可能涉案。

因此案在美國被捕的竹聯幫的中堅分子、外號「白狼」的張安樂一口咬定，刺殺江南是蔣孝武下令。下手槍殺江南的董桂森於被捕後，在美國受審時，也斬釘截鐵地指出，是蔣孝武下了誅殺令。而當時蔣孝武確實被蔣經國授權領導情治部門，為接班做準備——蔣經國本人就是特務頭子，他知道要讓兒子接班，首先就要讓兒子掌控情治部門。

沒有想到，蔣孝武卻釀成大禍。蔣經國又氣又惱，國防部情報局很可能在他兒子煽動下，僱用黑道到全世界最攸關台灣安危的國家，去執行冷血謀殺案，將他置於非常尷尬的境地。

1984年10月15日，在美國加州遭到刺殺的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圖片取自網路）

原本追隨蔣經國多年、已上了年紀的自由派人士也大為震驚和羞愧，一個黨和政府要靠黑道及情治機構來威嚇敵人，其統治合法性和道德權威蕩然無存。此案也徹底摧毀了蔣經國長期以來對情治機制及祕密行動的信念，他對這個自己創造出來的怪物充滿無力感，稱之為「負數」。 註更多[11] 陶涵：《蔣經國傳》，頁434-436。

蔣經國終於承認了「殺人不能解決問題」這個民主社會最簡單不過的常識，不得不放棄蔣家第三代接班的可能性，以此承諾換取美方停止對蔣孝武罪行的追究。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與十二月二十五日，蔣經國兩度公開表示：「從來沒有考慮蔣家成員接班」，「蔣家不能也不會參選下任總統。」為堵眾人悠悠之口，蔣經國不得不將蔣孝武調離台北，出國擔任「駐新加坡副代表」。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七日，台灣外交部正式宣佈「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蔣孝武為「駐新加坡副代表」。次日上午，蔣孝武就搭機前往履新。從此，再沒有與蔣經國見面，直到蔣經國猝死之後，蔣孝武才回台灣奔喪。

殺人者總是要為其殺人行為付出代價的。蔣經國沒有在法庭上受審，但在台灣社會日漸深化的轉型正義進程中，他的殺人行為必然導致他的歷史評價越來越低。

儘管如此，美麗島事件之後一直到一九八○中期，蔣經國始終不願啟動政治改革，他重用王昇，設立「劉少康辦公室」，都是走回頭路，歷史學者陳翠蓮認為，這兩件事是蔣經國採取強硬路線的最高峰：「蔣經國作為威權體制的領導者，首要目標在維繫統治於長久，他軟硬兼施、窮盡各種路線，都無法化解黨外民主運動對其政權的挑戰。美麗島大逮捕後，反對運動更加茁壯。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登場，意味著蔣經國以強硬路線力挽狂瀾。」 註更多陳翠蓮：<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1980年代台灣威權體制末期與權力震蕩>，（台北）國史館館刊，第六十九期（2021年9月）。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