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司改議題沸沸揚揚，討論議題涉及我國將來的法律體系規範走向甚深且鉅。其實，各國的法律，都是為解決特定時空下的特定「政治」問題（不管是不是以人民抬出作為名義），也同時受到特定時空下的社會環境、及特定人的識見所侷限，若涉及法典範的繼受或移轉，所可能牽動的政治權力的重整、財政經濟的耗動，可能遠大過於一例一休或同婚的層面。

舉日本為例，其從江戶時期原採的「大岡裁判法」，開始改依西洋法例，是自安政元年（即1854年）陸續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起，因在關稅、領事等方面均喪失自主權為緣由。即如原東大教授「三ヶ月章」在其著作「法學入門」即曾言：法繼受是一種手段的性格，是為了達成特定政治目標--即改正不平等條約。而日本第一次的司法改革，原欲採行「法國法」，原因無他，當時「拿破崙法典」影響力橫掃全世界，被視為最強制度。

1869年，日本初代的「司法卿」「江藤新平」，找來日本語言天才「箕作麟祥」，請其翻譯拿破崙諸法典，其天真的想法，認為只要直接將原典直接譯成日文後，公布施行即可完成司法改革！

但是，當時的「箕作麟祥」，雖是語言天才，但全無任何法學基礎，其翻譯法典過程，完全困坐愁城，最後不得已，日本政府只好同意其前往法國，招募正統法律學者到日。

當時在巴黎大學執教的「波斯那德（Boissonade）」博士（後被譽為「日本司法之父」），同意赴日後，即以當時法國法典為模範，著手起草日本法典，並在司法省草創法學校，主要教授法語及法國法律制度，在1880年並先頒佈「刑法」與「治罪法」（相當於刑事訴訟法），此法率先破除日本傳統的拷問（刑求）制度，使日本刑法開始現代化。

但當時相繼到現在東京大學的前身、即「開成學校」教書的英國人Grigsby、及美國人H.Terry，採英語教學，並大量在教學中使用著名的英國法學者J.Austin 及H.S.Maine等的著作，使當時盛行的英美普通法概念也逐漸在日本萌芽。

故到明治20年（1887年）左右，日本法律學界一直是處於二大法系---即「法國法」（司法省法學校出身者為中心，還有後來的明治大學、法政大學等）與「英國法」（東京大學出身，還有後來的中央大學及早稻田大學等）旗幟鮮明、競爭對立的情形。

到1890年，仍由「波斯那德（Boissonade）」所起草、以法國民法為中心的民法典要施行時，兩派對立到達最高點。當時英美派反對民法施行，認為民法應反應各國的歷史相對性，並無超越時空的普遍妥當性，主張新民法與當時明治的日本社會並不相容，學者「穗積八束」更以「民法出、忠孝亡」為題論述，更引發轟動，史稱「民法典論爭」，最後延期派獲勝，1895年「波斯那德（Boissonade）」黯然回去法國。

但英美派最後並沒有佔到上風，於1882年曾為憲法調查而赴歐考察的「伊藤博文」，在柏林大學聽Rudolf von Gneist及到維也納大學聽Lorenz von Stein講課後，對德國法因而心生嚮往，伊藤博文歸國後，即決定要以「普魯士憲法」作為明治憲法的典範，並另招募德國人H.Roesler教授到日幫忙。

1889年明治憲法發佈隔年，由德國人Otto Rudorff幫忙起草的「裁判所構成法」及民事訴訟法相繼完成，而「波斯那德（Boissonade）」起草的民法在施行延期後，改由穗積陳重、梅謙次郎、富井政章3人重新起草，並改採德國民法典的編排，亦於1896年施行。

學者分析嗣後的立法及學說，均改向德國法一面倒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治的理由，即因作為萬法之本的明治憲法，即以普魯士憲法為典範。二是實際的理由，即英美法著重的判例累積及不成文法的傳統，均使日本難於短期間內順利繼受。三是理論的理由，德國的諸法典，都在拿破崙諸法典後才公布生效，故體例及觀念均較為新穎，與新興的日本當時社會較為相稱，故德國民法方屬最適合明治時期的日本，最後成為法律相關各界的共識，而在相關的法體制改造均趨於粲然完備之後，維新後的日本果然一舉擠身於世界強國之林。

觀察日本最初的司法改革與繼受，其實是為解決特定的政治問題（即改正不平等條約），一開始的主事者即江藤新平，原以為是透過「翻譯」就能解決的小事情，但最後究竟是往法國法、英美法、德國法去發展，實際上卻是經過一段不短時間的「法系鬥爭」及「論理辯證」，及考量現實社會經濟（英美法不易繼受）等條件的侷限下，最後作出的不得不然選擇。我們的司法改革，要往哪裡去？是淺碟鋸箭以削足適履？或真能走向破舊立新？或許也考驗著主事者的識見到哪吧！

※作者為台南地院法官